福利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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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包含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的资本主义，这些福利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集体谈判权、工业安全守则等。
福利资本主义亦是指公司给员工提供福利的习惯。就后者来说，福利资本主义——又称工业家长制——主要盛行于聘用技术劳工的行业，并在二十世纪中叶最为盛行。
现时福利资本主义一般会令人联想起欧洲中部及北部的资本主义模式，例如北欧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等。它有时是混合经济的一部分，但福利国家亦可以独立于混合经济中常见的政策，如国家干涉和广泛管制，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实例。
福利资本主义是战后资本主义的主要形态之一。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等高福利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福利制度一时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事实上，高福利的德国、瑞典 2010年以来依然有着强劲的增长能力和可控的政府债务。另一个事实是，希腊等国动用了巨额的财政资金向金融业和大产业注资，结果使财政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福利资本主义的危机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危机、资本主义财富分配制度的危机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危机，而不简单是福利制度的危机。
二战结束后，北欧及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出于各种目的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率先宣布英国建成 “福利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相继宣称本国为“福利国家”。瑞典被称为“福利国家橱窗”。福利资本主义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
“帕尔格雷夫新经济学大辞典”指出，福利国家既是针对目标（国家负责福利的思想），又是针对手段（这种思想在给定的制度与实践中的实现）而言的。就目标而言，Briggs (布裡格斯，英国史学家)为福利国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界定：“福利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中，有意识地运用组织的力量(通过政治和管理)至少在三个方面努力减少市场力量发生作用的范围：第一，保証个人和家庭的最低收入，而不管他们财产的市场价值如何﹔第二，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付“社会意外事件”（如生病、年老和失业），以降低不安全感的程度，否则个人和家庭将会面临危机﹔第三，保証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服务领域向所有公民提供所能得到的最好服务，不管他们的地位和阶层如何。就手段而言，福利国家所包括的最小服务范围採纳了国际劳动组织的标淮，它包括对个人的所有现金津贴（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和一般津贴）及公共卫生服务。
Gough（伊恩‧高夫，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把福利国家定义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国家权力改善劳动力的再生产，且供养非生产性人口”，同时认为福利国家的清单在教育、个人社会服务以及住房等的基础上，还应该包括“国家对个体和社团实体的私人活动所进行的管理，这些私人活动是指那些影响个人和组织生产条件的活动”。他将福利国家解释为两组力量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使人口和政策结构适应变化著的资本要求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为减少市场力量的作用以提高需求、满意水平和福利水平而採取的压力。Gosta Esping-Andersen（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指出福利国家首先必须包括社会权利的授予，并指出这种权利带有非商品化的性质。非商品化是指公民在必要时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工作，而无须担心会失去工作、收入和一般福利。
不是所有提供社会福利的发达国家都是福利资本主义。一般意义上，福利国家的标淮是福利发达、福利制度完善、福利成为这个国家突出的政治特征。最方便的界定“福利国家”的指标是“社会开支佔GDP的比重”，比例高的属于福利资本主义，比例低的属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根据欧盟委员会统计局（European commission/Euro stat），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政府，以及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数据，2011年瑞典的这一指标为32%，法国29%，丹麦、德国28%以上，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在26%～27%左右，芬兰、意大利在23%～25%之间，瑞士、荷兰、英国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18%左右，美国则不到17%。据此，欧洲国家多属于福利资本主义，美国则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