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行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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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又称为交往行为理论

　　沟通行动理论是德国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批判学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提出的理论。哈贝马斯是杰出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影响力在2O世纪7O年代时已经遍布了欧美。在最近二三十年，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标志之一，此学说涉及非常广泛，具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哈氏所提出的理论在20世纪中后期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与世界主导思想相反的。这些学术思潮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运动，还有人们的生活意识上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相互影响、协调发展。例如：近几年来特别流行的“文化多元论 ，将学术层面的理念逐渐与政治、社会、生活等等领域结合起来。而哈氏的 沟通行动理论”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提出来了，并且得到强烈的关注。其中还具有非常争议的部分是因为他企图以普遍性的方式打造一种“规范基础”，来对现代社会中的结构进行分析、批判、描述等等。对于哈氏来讲，沟通行动理论是与现代化世界相融合的必然产物。^[1]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其理论渊源是 60 年代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从普通语用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在丧失了公共领域之后维持生存的唯一出路是重建交往理性。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消失”的时候，劳动和社会交往之间的矛盾就凸现出来，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

　　理想的社会是“交往合理化”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理想，必须承认和重视社会中存在的共同规范标准,从而使交往能力具有合理的基础，与工具性行为相区别;通过对话，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理解”;选择恰当的语言，对话必须以语言为中介。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科技和生产力进步了，发达的社会对人的统治不再是赤裸裸的，而是科学地、温情脉脉地操纵人的心理，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不仅给人带来了物质享受，同时又建造了一个铁笼把人困于其中。韦伯和法兰克福的前辈们对于此社会状况都走向了悲观主义，认为人类无法走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这个矛盾境地。但哈贝马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可以走出，不能以悲观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不合理想象，而是应该采取一种分析视角解决问题，即沟通行动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以往对行动的研究侧重于行动者本身的目的合理性，但是个人的行动是社会性的，是需要和他人互动的，而非个体的，因此，哈贝马斯提出沟通行动这一概念

　　“沟通行动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行动。沟通的目的是行动者为了协调相互的行动而进行的，这种行动以语言为中介，通过相互沟通而达到。”沟通行动以语言为中介，因此要对语言进行分析。吸收前人关于语言分析的研究成果，哈提出了自己的普遍语用学。“普遍语用学的任务就是说明言语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言语有效性基础是什么，揭示沟通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是什么。”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言谈与行为主体以达到理解为意向而进行的活动。交往是由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按规范进行，这些规范又决定双方的行为，且为至少两个主体所承认和理解。

　　在《交往行动理论》（1981）中，哈贝马斯区分出四种行为类型：

　　（1）目的性行为，又称工具性行为。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为，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的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

　　（2）规范调节行为，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为。

　　（3）戏剧行为，指行动者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这种行为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

　　（4）交往行为，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为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调节行为对应于社会世界；戏剧行为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在交往行为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因此，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因为它考虑了所有这三个世界。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交往行为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交往行为中蕴含的交往合理性构成交往行为的中心。交往合理性是内在于交往行为之中的、语言性的、互主体性、程序性的、开放性的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合理性是比目的合理性更广泛、更全面的合理性概念。交往合理性范畴正是他用以解剖现代西方社会的有力武器。

　　包括可领会性要求，就是说言语者必须选择一个可让对方领会的表达以便让听者理解；真实性要求，即陈述的内容是真实存在的；真诚性要求，真诚的表达以便使听者能够相信说话者的话语。正确性要求，意思是言语者要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为了进一步说明沟通行动，哈通过与其他三种行动进行比较：一种是目的行动，行动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种手段，而实现某种目的的行动。第二种是规范调节行动，行动者作为社会角色的扮演者同他所属的社会世界发生关系，或者同他通过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的世界发生关系。第三种是戏剧行动，是指在公共场合有意识地展示自己的主观情感、品质、愿望等主观性的行动，让观众看到并接受，核心是自我展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是两个以上行动者通过语言交流寻求相互理解、共同合作、协调相互关系的行动。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这三个世界作为理解和解释的框架，并且还有语言世界，具有反思性。以上三种行动没有包含合理性的所有要求是片面的。第一种行动中语言是工具的，第二种语言只是作为传播的媒体不重视语言的其他功能，第三种只重视语言的展示个人魅力作用，忽视语言的认知功能和调节人际关系功能，但是沟通行动模式把语言首先作为直接理解的一种媒体，语言的所有功能在这种行动模式中得到充分运用，只有在沟通行动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表达等功能。

　　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中，生活世界是沟通行动得以实现的背景和前提。生活世界和沟通行动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沟通行动是在生活世界进行的，生活世界使人类理性地进行沟通成为可能。沟通者进行没有制约的沟通和诚实对话，并达成相互理解与共识，是因为每人都拥有一定的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指导，使得沟通成为可能。这种背景资料和知识便是哈所说的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是沟通得以实现的先验场所。沟通者正是在这个场所里交流沟通，互相理解表达他们的要求，取得共识。另一方面，沟通行动的同时促进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沟通行动能够促进这三种结构的转变和发展。首先，在文化层面上，沟通行动将彼此的文化互相交流，产生新的文化。其次，在社会层面上，沟通行动不但能够调节不同的认识和行为，并且有助于促使社会协调和整合。最后，在人格层面上，沟通行动可以实现社会教化的目的，促进个人自我观念的整合与建构。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主要体现在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文化、社会、人格的相互关系上，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文化、社会与人格这三个结构随着人类的发展，不再接受具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控制，而是各自独立起来，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人们建立自我认知，不再依赖于世界观中的具体内容，而是依赖于一些形式因素。符号在生产的反思性，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反思日益占据主要位置。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时间上表明人与人的沟通更多的是依赖于理性的讨论而不是受制于外在的强制力。体制理性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社会的“平等式部落社会”，第二阶段是“阶层部落社会”，第三阶段是“政治阶级分层社会”，第四阶段是“经济阶级结构社会”。

　　在前两个社会中，生活世界和体制并没有分开，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体制的发展是以生活世界里的符号作为基础的，在那样的社会中，不存在现代社会所出现的困境。但是到了后两个社会，政治权威的出现导致权力不是来自世袭集团或家族，而是建立在司法制裁之上。权力机制和亲族结构分离，形成了国家。结果语言结构代替了神话色彩的世界观，即人们的日常事务的共识通过语言对话而达到的。在这种结构中，金钱变成了主宰社会的机制。金钱制约人类行动或生活世界。国家机关则是通过科层制的行政构架影响人的沟通行为。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危机，导致人们精神上的苍白和人情的冷漠。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建立“沟通行动理论”来调整生活世界理性化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协调这些社会矛盾，并通过对社会的重新再整合，重新规范社会秩序和建立新的社会规则，来扭转西方社会发展之路，走到用“沟通理性”使人性得到解放的理想社会之路。

　　现代社会一方面使人的理性认知能力和自主性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系统对人的制约也在不断加强。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给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现代社会制约人的行动的主要的手段是金钱和权力。人们逐渐习惯于把周围的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都是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金钱与权力代替了语言沟通，沟通行动的动机不再是取得沟通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而是为了满足经验层面的物欲。尽管生活世界在当代受到系统入侵的严重威胁，但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并不能由此对人类文明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沟通的合理化，也就是让对话主体之间在没有任何内外强制力的情况下进行真诚的对话，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沟通。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不仅是从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的行动出发，而且是通过此能够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

　　（1）促进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哈贝马斯通过考察语言在交互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交往的功能，来探索如何通过恰当的语言理解人的本质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现代西方哲学由客观性转向公共性、由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的语言学转向，奠定了语言在实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合理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推动了“语言学转向”向实践层面的深入进展。

　　（2）为研究人的异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异化指人的物质或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变成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反常现象。哈贝马斯倡导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批判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交往。他通过对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中“扭曲性交往”、“伪交往”的观察和研究，批判了工业文明造成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异化：工具理性使原本单纯的主体间交往关系变成了以物的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利用的“目的-手段”关系，这种物化关系逐渐加剧，使得当代人普遍陷入异化状态之中。

　　（3）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以解放人性为目标，透过西方社会物质充裕的表象，揭示出人的精神生活的极大痛苦和不安，批判了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以及人对金钱、权力的迷恋、追求和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物化现象。交往行为理论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也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出路。

　　（1）仅从语言维度研究交往行为具有偏狭性

　　哈贝马斯仅仅把交往看作是如何通过正确使用语言达到相互理解的“意义沟通行为”或“言语行为”，把交往行为局限于精神交往的范畴。在现实社会中，以劳动为基础的交往才是人类交往行为的核心。把言语交往从物质交往中抽离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首要的行为来研究，是无助于理解人类交往历史的。

　　（2）理想的话语环境具有“乌托邦”性质

　　在交往情境方面，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交往情境要以“生活世界”为背景，除此之外很难实现合理交往。他构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是从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生活世界中的人只有精神交流和情感沟通，没有任何功利思想。而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实现这种理想化状态的。

　　在交往主体方面，哈贝马斯认为任何交往的主体都是以平等的姿态进行交往，交往活动也是人类最单纯的精神交流、情感沟通，没有任何功利成分。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平等、自由、剔除功利的理想化状态是无法实现的。

　　（3）把交往合理化诉诸“普遍道德”缺乏可行性

　　哈贝马斯认为，只要人们按照规范的要求有程序地进行交往，就能实现有序、合理的交往，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的目的，促进交往主体间各自利益的实现。他看到了道德规范在建立合理的人际交往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但把理想的道德规范看作解决现代社会中人的不合理交往的策略，甚至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理想法宝，是不切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