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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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利益陷阱也称为“李嘉图陷阱”。从广义上说，“比较利益陷阱”，是指一国根据比较成本进行资本配置时可能出现的结构性缺陷。比如，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导致资源从农业等经济部门过量地流出，以致会损害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就国际分工方面而言，“比较利益陷阱”则主要是指后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滞后。在这里，“陷阱”一词的确是相当形象的比喻，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利益陷阱”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一种相当现实的风险。 ^[1]

　　 国内学者洪银兴1997年在《经济研究》发表的《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谦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一文，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论文的发表实际上是我国贸易理论界研究重心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的一个转折点。后来其它学者研究我国贸易理论与产业发展问题时多次引用了该论文的一些观点。该论文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是提出了“比较利益陷阱”这一概念。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积极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家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各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劳动生产率较高或成本较低)的产品，尽管一个国家(一般是落后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的成本可能会高于另一国家(一般是发达国家)不具有相对优势的同一产品的成本。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该理论则认为，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有的劳动资源丰富，有的自然资源丰富，有的资本资源丰富，各个国家分工生产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经过国际贸易，各国获得最大的福利。

　　比较利益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

　　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此外，比较利益理论忽视了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之间开展自由贸易，实行国民待遇，对欠发达国家的民族产业具有不可忽视的抑制作用，甚至会挤垮该国的民族产业。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和应用比较利益陷阱理论。

　　美国成为一个世界领先地位的工业化国家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根据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如果每个国家都专注于生产符合它比较利益的商品，将这商品出口，再从别的国家进口它没有比较利益的商品，那么两个国家都会在这贸易上受益，因此贸易必须自由。但如果我们将这个理论放到历史中去检验，事实正好与李嘉图的理论相反。工业化首先在英国开始，到了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发展遥遥领先，美国与德国都远远落在后面。如果根据李嘉图的理论，美国或是德国都不应该自己搞工业化。因为美国在农业生产上有比较利益，因此它应该出口食物和其它农产品到英国，并且由英国进口所需要的工业产品。如果美国真的实行这样的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可以取得它所需要的原料和食物，而美国则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后进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掉进“比较利益陷阱”而不可自拔，确实是很富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实行对外开放，必然要根据比较利益的原则来进行资源重组和结构调整，而如果坚持闭关自守的状态，生产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提高。在对外开放中追求比较利益，显然是一种相当明智的选择，但不能只看到短期利益。理论和历史都证明，完全按照自由贸易比较利益原则建立起的国际分工模式是一种不利于后进国家的模式，后进国家应是从本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出发，发挥优势，确定进出口产业及其长期目标，这是其一。其二，比较利益原则本身需要也应当从动态意义上来加以把握，而能否真正自在动态上来实现本国的比较利益，核心的问题是在开放中不断地对产业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关键是要实现从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需要一个过程，而经济全球化已经拉开了序幕，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培植自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与产品的同时，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谈判桌上要争取对半式双赢。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技术和信息先进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规则的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我们无力根本改变西方强国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但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和各种谈判，积极谋求对半式双赢，即要力争获取同等比例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拉美等国家的可悲状态，防止发展中国家滑落到“比较利益陷阱”，即发展中国家满足于依附发达国家的低度化产业结构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