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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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场域（media field）

　　1996年，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一书出版，他正式提出“新闻场域”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是由相互关联而各自独立的地域构成，新闻场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生产的一个亚区域，与其他场域一样，是由不同位置形成的开放性的关系网络，权力关系是决定人们行动的基础。

　　1999年，罗德尼·本森发表《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一文，明确将场域理论定义为媒介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标志着媒介研究场域范式的正式形成，他还阐释道，新闻场域从属于文化场域，其特殊性在于场域内部自治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场域的权利资本，或者说，“新闻场域”是在新闻生产中，新闻生产者有着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客观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位置上，对新闻生产产生不同的影响或压力。

　　新闻场域从来都不是静态存在的，而始终在与政治场、经济场、文学场等其他场域的互动中。

　　1996年，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一书出版。他在该书中正式提出“新闻场域”（media field）这一概念，并引入另外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惯习”（habitus）和“资本”（capital），为媒介研究提供了一个一体化和有力的分析模式。以组织理论为支撑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的缺陷，恰恰是场域理论进入媒介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裂隙和机会。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是由相互关联而各自独立的场域构成，新闻场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生产的一个亚场域，与其他场域一样，是由不同位置形成的开放性的关系网络，权力关系是决定人们行动的基础。记者和编辑作为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尽管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但其行动无法超越所处的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行为逻辑可以用惯习概念来加以解释。惯习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即外在结构内化为从业者的行为惯例来指导实践，使得行动者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做出回应，从而实现行动的程式化、可预期。具体到新闻场域，惯习是指新闻从业者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所积累的一系列生产规范、策略与机制，其内在理念支撑为新闻行业所认同和共享的职业意识形态。惯习并非来自于教条，也不是经过有意识计算后的结果，而是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中与上下级、同事、信源等的互动中，自然获得一种对游戏规则的把握。

　　布尔迪厄举例：一个资深编辑与一个刚来实习的年轻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惯习，这种差异归根结蒂是由于其在场域中所处位置（position）和所拥有资本的不同所致。职业经验、在机构中的职位、部门条线、新闻评奖等，都构成了新闻场域内的重要资本。同时，惯习也是一种“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即反过来惯习对新闻场域也有建构作用。这种建构的原则存在于社会建构的性情倾向系统里。这些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惯习的概念与常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惯习更强调主观能动性，即惯习对新闻场域的建构作用。

　　布尔迪厄将惯习和场域的关联概括为两种方式：制约关系和认知建构的关系。[8]在对关系的反思中，又将重点放在了权力关系上。在布尔迪厄看来，以往新闻室组织研究中总结出来很多常规，都没有深入透视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比如，塔奇曼所说的将新闻分类化处理的常规，并不是一个中性化的操作，而是隐含了由新闻室权力层级决定的价值判断。“硬新闻”是新闻类别中最强势的，占据着最显著的新闻版面和最多的新闻室资源，其制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通常获得的报酬更高，在新闻室中的地位也更高。与之相对的是“软新闻”，制作者多为女性，其所获得的编辑室关注度和报酬都远远低于前者。对“新闻价值”（newsworthiness）的迅速判断，表面上看来自于“不言自明”的职业惯习，但究其实质是由一系列“位置”关系决定的：该新闻与当天其他新闻相比较所处的位置；操作该新闻的记者在新闻室权力空间中的位置；该媒体在一个大的媒介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新闻价值的建构是通过对场域位置关系的解读来实现的。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以一种关系性思维为基础，以生成的结构主义和实践与反思为主要方法，以资本、惯习和性情为理论工具和主要分析单元，建构了一种更为复杂精细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1999 年，美国学者罗德尼·本森 (Rodney Benson) 发表 《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 媒介研究的新范式》一文，明确将场域理论定义为媒介研究的一种新范式，标志着媒介研究场域范式的正式形成。他指出，聚焦于中观层面的“场域”,为传统上割裂的宏观的新闻媒介“社会” (societal)模式 (诸如政治经济、霸权、文化和技术理论)和微观的“组织” (organizational)研究路径架设了理论与实证合而为一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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