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传播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周边传播（Peripheral Spread）
目录 |
什么是周边传播[1]
周边传播就是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周边传播是国内传播的延伸、国际传播的先导，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特殊传播活动。广义的周边传播则可以延伸到任何人或事物、或产业、或机构在自己的周围或相关领域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
周边传播的特点[1]
1. 传播主体的多样性。即周边传播的主体可以是各种媒体，也可以是政府、企业、机构和个人，甚至是物体本身。
2. 传播渠道的立体性。即周边传播的渠道可以是各种官方主办的大众传播媒介， 也可以是各级政府机构、商业机构、文化艺术机构或者体育、旅游机构组织的各种合作和交流活动，甚至是在周边地区流动的商品和个人。
3. 传播内容的不可控性。即周边传播的内容既可以是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 也可以是不同的商品或物品，还可以是各种文化艺术与体育比赛活动，甚至是人本身。官方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当然可以控制自己的传播内容，但是，民间的、商业的、个人的、商品的流通不但是多元、多样、多维的，而且是持续和不确定的，所以难以控制。
4. 传播效果的直接性。即周边传播的效果优于单纯的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 而且具有时间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直观性。这主要是因为周边传播的内容可以不仅仅是各种媒介终端上承载的信息，还可以是具体可感的物和人。
周边传播的不同[1]
1. 周边传播不同于国内传播
所谓国内传播就是对国境线以内有效辖区的传播，对国境线以内但是暂时不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则无能为力。周边传播与国内传播最大的相同之处是都包含国内传播的成分。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有二：
其一，国内传播以官方为主（在中国），周边传播是官民并重；
其二，国内传播以促进社会交往、加深官民交流、增进社会和谐为主，周边传播除此之外还有对外传播、树立和改善国家与民族形象的任务。
2. 周边传播不同于区域传播
20世纪90年代，诺曼·帕尔默提出了“新区域主义”的概念和理论。该理论以“区域性”和“区域间性”为基石，以“核心—中间—外围”三大区域结构为核心，涉及全球、区域、国家及次国家等多个层次的空间概念和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维度内容。区域传播的概念也正是由此而来。
周边传播与区域传播的最大相同之处是：都可以指涉跨国、跨地区、跨文化传播活动。周边传播与区域传播的最大不同有两点：
其一，区域传播是团块的概念，周边传播是线圈的概念，但“线”可粗可细，“圈”可大可小。
其二，区域传播可以指国内，也可以指国际，但在特定的时空内，不能既指国内，又指国际，而周边传播却可以同时指国内和国际。
3. 周边传播不同于国际传播
所谓国际传播，就是不同主权国家间的相互传播。国际传播与周边传播，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包含对外传播的成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国家或民族利益。两者的不同之处则有三点：
其一、传播的主体不同。国际传播的主体是国家或媒体；周边传播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媒体、商业组织甚至个人。
其二、传播的范围不同。国际传播的范围是传播主体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 周边传播的范围是包括传播主体在内的国境线两侧的相关国家、地区和民族。
其三、传播的内容和手段不同。国际传播是一种距离无远近、内容无差异的普适性传播，所以，主要依靠工业化、标准化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电子媒介; 周边传播则是相对近距离、内容和手段随对象变化的差异性传播。
4. 周边传播不同于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以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文化的差异作为参照物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跨文化传播与周边传播的最大共同之处是：文化是传播的主要因素。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则主要由三个：
其一，跨文化传播是建立在文化差异基础上的信息流通活动，周边传播往往是建立在文化相同或相似性基础上的信息流通活动；
其二，文化是跨文化传播考虑的最主要因素，但只是周边传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三，跨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求同化异，理性共存；周边传播的目的则是睦邻亲近，官通民和，增加交往，互帮互惠。
周边传播的实践[1]
周边传播是国内传播的延伸，国际传播的先导，是一种有着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特殊传播活动。过去的传播学研究虽然没有明确的周边传播的概念，但不同类型的周边传播活动自古有之。现当代国际关系中，周边传播的实践活动更是司空见惯，如朝鲜和韩国之间的相互传播、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相互传播。因此，周边传播活动不是一种新发现，但是在理论上却是一种新概念、新总结，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价值。
周边传播的概念和理论可以有效解决分裂、分治、分制国家和地区相互传播活动的称呼问题。如中国大陆对港澳台地区的传播活动既不能归为国际传播，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大陆内传播，但可以称之为周边传播。朝鲜和韩国三八线两侧至今仍然靠大喇叭广播和气球等形式进行周边传播。
周边传播和周边外交、周边经济（包括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周边文化和周边军事一样是国家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国家全球战略大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传播理论和国家战略实践需要有效配合。周边传播和周边外交、周边经济、周边军事、周边文化活动复合运用，可以起到互动增效、事半功倍的效果。
周边传播的阶段与模型[2]
（一）周边传播的阶段
信息或能量周边传播的普遍规律在物理上经过三个阶段：点到点的阶段—点到圈的阶段—点到面的阶段。信息或能量周边传播的普遍规律在时间上也经过三个阶段：信息或能量的增强阶段—信息或能量的维持阶段—信息或能量的衰减阶段（边际递减效应）。
信息或能量周边传播的特殊规律是阶梯性、自组织性和创新性。这个特殊规律是周边传播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以国家为主体的周边传播既要遵循周边传播的普遍规律，也要研究和遵循周边传播的特殊规律。即国家为主体的周边传播在空间和时间上要表现出三个阶段的一致性：向周边传播、在周边传播、从周边传播；在传播对象上，首先要做好对中国周边少数民族的传播，其次要做好对周边国家的传播，再次要做好对周边文化（主要是指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几大文化类型）的传播；在周边传播的内容上，首先要做好无（或弱）意识形态的经济传播，其次要做好弱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旅游传播，再次要做好强意识形态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传播。
（二）周边传播的四个模型
周边传播有没有可能建构一个或多个理论模型？当然可以。周边传播的内容和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无外乎四种传播模型。
从中心到边缘。即信息或能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向边缘或边远地区传播。
从边缘到中心。即信息或能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向其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传播或反馈。
从边缘到边缘。即信息或能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边缘或边远地区向接壤的另一个国家（或空间）的边缘或边远地区传播。
从中心到中心。即越过边缘地区，信息或能量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直接传播。在通信技术和交通能力高度发达的现当代，这个模型完全可以实现，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周边传播的基本规律。
前两个模型可以称之为国内的周边传播；后两个模型可以称之为国际的周边传播。
周边传播的价值和策略[2]
（1）周边传播的价值
理论的价值可以概括为三个：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创新或创造价值。一种理论能不能成立取决于两个前提：能不能自圆其说；能不能解决问题。前者是理论的学术价值，后者是理论的社会价值或应用价值。周边传播理论的科学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论证，其自洽性则通过上面的论述已毋庸置疑。但是，周边传播理论的价值或意义是不能通过理论自身来证明的。如果说，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头脑”，周边则是一个国家的“脸面”，周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形象和影响力。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和逐渐形成一个军事戍边、外交睦边、经济强边、文化活边、传播扩边的良好局面。周边传播正是搞好“传播扩边”、实现“五边协同”“边际效应递增”的战略环节，综合应用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2）周边传播的传播策略
从狭义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周边传播是一种新创立的、本土原创的传播理论。这种理论应用到国家传播或者国际传播层面，则是一种传播战略和策略。就中国而言，周边传播是对传统国际传播舍近求远、重美欧轻周边的一种战略调整或矫正。中国周边传播战略必然和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和国际传播战略在终极目标和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总体效应上是协同和互补、互动、互增的。中国周边传播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或影响力，更不是为了控制周边国家，而是为了强化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多层次、全方位增进相互关系，更快、更好地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当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全方位抵御国际敌对国家或势力，利用周边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有害渗透和影响。
服从于国家外交和周边传播的总体战略，中国周边传播策略应当有别于以官方为主体的传统国际传播战略和策略，大力强化和充分发挥“三边”（边媒、边关、边民）、“三民”（民族、民间、民营）的传播主体作用，以边为锋，实现“多媒体传播”“有差异传播”“无症状传播”“无媒介传播”和“体外循环传播”，实现周边传播效益最大化和持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