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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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

　　文化冷戰是英國獨立製片人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在 《誰承擔後果——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一書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和揭示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進行與蘇聯的這場特殊戰爭是如何利用文化藝術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的。

　　冷戰是20世紀國家安全戰略需求所形成的一種全新的國際戰略競爭形態，文化冷戰是它最顯著的特征，冷戰的實質是對意識形態的爭奪。兩種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主張的對立, 以及這種對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不可調和性, 成為冷戰發生的必然的歷史文化邏輯。文化冷戰實現了文化較量在現代國際鬥爭中的價值和意義，它改變了國際政治鬥爭的形態和形式, 大眾傳媒被賦予了實現或顛覆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文化冷戰構成了現代國際文化安全的動因。

　　從意識形態冷戰到文化冷戰的轉換，既是和平與發展時代條件下政治、軍事等高級政治受限的邏輯必然，更是文化軟實力作用在當今國際社會日益凸顯的結果。但在轉變的過程中卻出現了與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些新特點。

　　(一)美國以超國家利益的道德外衣，行文化霸權主義之實

　　一是以全球化為契機， 以“民主、自由和人權”等普適性話語為包裝，經由經濟貿易、對外經濟援助等管道兜售美國版的文化價值觀。二是通過開展對外文化與教育交流和“和平自願者項目” 等具有強烈“進攻性” 特點的公共外交活動，拓展西方文化對其他國家影響的力度，增強在國際文化領域的壟斷地位。三是以WTO、IMF和聯合國人權會議等國際機構和跨國公司等非政府機構為平臺，利用掌控這些機構主導權的便利條件，強行將烙有本國文化價值觀印記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觀念強加於人。正如美國出版的《全球化治理委員會報告》中所指出的，超國家組織的政策不僅著眼於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對經濟與社會的副作用加以管理，而且歸根結底在於推行“全球民主和人權的新倫理”。四是通過一系列技術標準、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等手段，一方面為阻擋他國文化產品進入本國，使其免受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衝擊而設置“文化壁壘”； 另一方面，又強行要求他國按美國的產權標準開放文化市場，以便為美國文化的世界化創造條件。美國文化霸權戰略上的這種兩面性，充分暴露了其道德上的虛偽性。難怪歐洲許多政治家稱美國行為為“在善良的外衣下掩蓋他們自私的國家利益的藝術大師。”

　　(二)文化鬥爭是全方位、立體性的

　　在冷戰期間，意識形態既是美蘇雙方相互攻防的道德利器，也是劃分敵我不同陣營的度量標準。為了對付敵人的共同需要，世界不同國家在意識形態大旗的指引下，不得不放棄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而服從和服務於不同集團的總體戰略，世界由此分裂為敵我清楚、陣營分明的東西兩大對壘的集團。意識形態成為聯結和維繫集團內不同國家統一性的利益紐帶。而在文化冷戰的國際關係結構中，無論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的文化主權，都面臨著美國文化霸權主義的強大挑戰。由此兩極意識形態爭霸的國際關係結構也為全方位、立體性的鬥爭格局所替代。從交戰對象上看，不僅發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問，而且也蔓延至資本主義內部。從文明類型上看，既發生在西方與非西方文明之間，也發生在持共同文明價值觀的西方國家內部。前者以美國和伊斯蘭主義的文化爭鬥最為典型。後者則以美法、美加的文化鬥爭最為突出。為了對抗美國的文化殖民， 在1993年舉行的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中，法國會同加拿大等國針對美國要求歐洲開放文化產品市場的霸道做法，提出了“文化例外” 的主張， 明確反對要求文化產品與同其他商品一樣，任其自由流通的要求。

　　由此可見，後冷戰時期的文化冷戰是超越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界限而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的。當然，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化冷戰的發生雖然是全球性的，但發生在美國與法、加等西方國家內部的文化爭鬥與發生在美國與其他非西方國家的文化鬥爭的性質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政治文化高度統一的前提下發生的局部爭鬥，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所面對的主要威脅是來自美國大眾文化而非政治文化；而後者則要面對美國大眾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雙重壓力和侵蝕。美國對這些國家發動文化冷戰的根本目的則是要對這些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實行“美國化” 的徹底改造。不但如此，儘管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之問有深深的文化糾葛，但一旦面對非西方國家的文化抗爭，雙方就會立馬擱置彼此的對立，而聯手應對，以維護西方文明的普世性。

　　(三)無形力與有形力兩手並用，方式上靈活多樣

　　漢斯·摩根索曾指出： “文化帝國主義在現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輔助其他方法。它軟化敵人，為軍事征服或經濟滲透做準備。”剛柔相濟、軟硬兼施，歷來是世界霸權國家為達到自己的國際戰略目的而普遍採用的方法。美國等西方國家亦不例外。但與資本主義殖民時期先施之以軍事征服和肉體消滅，而後再施加文化影響和滲透不同，在後冷戰時期，鑒於軍事打壓帶來的高成本、高風險，和文化因素在國際關係中作用的日益凸顯，美國等西方國家轉而高度重視軟權力的作用，常常是有意識地將文化作為征服他國的“先行”，不遺其力地推廣西方價值觀，試圖在美國領導的盟國“集體參與” 下， 用美國文化推進世界的“民主和自由化進程”。但為確保文化征服的實施效果， 西方國家還常常配合以軍事實力、經濟實力等“有形力量” 的方式，根據戰略對手的不同和國家利益的輕重緩急，或給予不聽美國話的國家以經濟製裁，或揮舞軍事大棒，借人道主義危機，進行軍事威脅和武力打擊，或予以“懷柔” 政策給以“胡蘿蔔”安撫。如為達到演變古巴的戰略目標，美國在對古巴進行“輿論宣傳”、“電波侵襲” 等文化攻勢的同時，還採用了“經濟製裁”、“貿易封鎖”、“培植反政府勢力” 等手段；甚至還一度以立法的形式如“赫爾姆斯一伯頓法案” 對與古巴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進行懲罰等霸道做法。而對贊同西方文化理念的國家則給以諸多的外交和經濟支持。

　　(四)既相互衝突，又相互借鑒

　　在美蘇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排他性和對立性決定了對抗雙方都以“零和” 的思維方式來看待對方的文化存在，雙方高築“意識形態壁壘”，互相攻伐，都想藉助意識形態的道義置對方於國際輿論的不利境地而取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