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動員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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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是指國民經濟實力中通過一定機制可能轉化為現實戰爭力量的那一部分,包括可能用於戰爭的人力、物力、財力、科技力等,它反映一國國民經濟實力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國民經濟動員是國家調動經濟資源潛力和社會的物力、財力應對緊急事態的活動，其實質就在於為應對危機而調動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講，國民經濟動員就是在應對危機時動員國民經濟體系，從而調動兩種類型的資源:一是社會的物力和財力，這是一種存量資源;二是經濟資源潛力，這是危機狀態而激發出的增量資源，筆者將這種增量資源理解為國民經濟動員潛力。

　　國民經濟動員潛力建設是國民經濟動員準備的首要任務，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是當前國民經濟動員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因為國民經濟動員的前提是國民經濟體系具有國民經濟動員潛力。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是國民經濟體系的屬性，它在國民經濟體系被動員時表現出來。

　　抓住了國民經濟動員潛力評價這個環節，就抓住了國民經濟動員學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把國民經濟動員學的研究引向深入，不斷地豐富國民經濟動員理論。也就是說，研究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既具有學術上的理論價值‘又具有國民經濟動員準備活動中的現實針對性。其理論價值在於:通過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研究，能夠理清國民經濟體系被動員時的運行機制，亦即國民經濟動員機制;其現實針對性則在於，通過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生成機制的研究，能夠為國民經濟動員潛力建設提供政策依據，通過制定政策有針對性地加強國民經濟動員潛力建設，以便在國民經濟體系被動員時，更好地完成國民經濟動員的任務。因此，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評價和測度，不僅有利於摸清家底，更可以像歌德巴赫猜想促進數學發展一樣，促進國民經濟動員學研究的深化。

　　隨著社會經濟和戰爭實踐發展,人們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才逐步認識。古代對於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戰爭對物資和財力的耗費上。《漢書·吳王濞傳》記載,吳國“節衣食國,積餘錢,修兵,聚糧草,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認為,“戰艦出征,耗費甚大。”這些都是古代人們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粗淺認識。16世紀後期,英國重商主義者托馬斯.曼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認識深化了,他把國民經濟動員潛力與金錢積累等同,認為是“戰爭的中樞神經”。第一次工業革命後,亞當.斯密提出“由於現代戰爭中的軍火消耗龐大,因此,那種有更大的力量承擔這種消耗的國家就占有顯著的優勢”。與傳統的觀念相比,這種認識有了更深層次的進步。在國民經濟動員潛力認識的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思想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恩格斯指出,“一句話,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情況’,以暴力所擁有物資資料為基礎的。”這個論述科學的總結了前人關於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理論,從理論上首次明確的闡明瞭戰爭的進程和結局以經濟力量和物質資料為基礎,指明瞭戰爭與社會經濟狀況的內在深刻聯繫。它揭示出國民經濟中蘊含著可以轉化為現實戰爭實力的理論內涵,對於國民經濟動員潛力問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但是它沒有明確提出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概念。

　　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許多國家的軍事專家和國防經濟學家都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此時,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才有了一個深刻的認識。這一時期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從軍事戰略角度研究經濟力和經濟潛力,把戰略與經濟資源的有效使用緊密的聯繫起來,說明瞭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地位和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美國國防問題專家克勞斯·諾爾、美國戰略專家詹姆斯·R·施萊辛格、日本學者中原茂敏等。克勞斯·諾爾認為,戰爭經濟潛力向戰爭實力轉化對戰爭勝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他還指出,當時德國的“閃電戰”和日本的“速決戰”戰略是以巨大的戰爭經濟潛力及其迅速轉化為戰爭實力為基礎的。詹姆斯·R·施萊辛格認為,“所謂戰略者,其本身的設計就是如何從有限的資源中,以求獲得最大的成就,所以在本質上也實在具有經濟性的意義。”“當戰略問題愈向未來延伸時,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也就愈似增大。”中原茂敏認為,日本二戰失敗的最大教訓就是沒有“傾註全力於經濟上的安全保障。”第二,提出並開始使用戰爭經濟潛力以及相關的概念,對概念的內涵作了積極的探索。這一時期軍事理論家們提出了戰爭經濟潛力、軍事經濟潛力、國家戰爭潛力、國民經濟潛力、戰爭潛力、軍事潛力等概念。施萊辛格認為,“國家經濟潛力的定義,就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關於貨物和勞務的最大生產量,換言之,也就是‘最大’的GNP。”而戰爭經濟潛力的定義“就是國家經濟潛力減去那個應為民用保留的部分。”他把這二者緊密聯繫在一起,同時作了嚴格的區分。克勞斯.諾爾認為,國家戰爭潛力“就是指能被國家在戰時或國際局勢緊張時動員起來構成軍事實力的資源的總合。它的基本組成部分是經濟能力、經濟管理能力、精神因素或國民對戰爭的思想準備。”他的這個概念的,不僅包含經濟和管理的因素,還包含了精神和戰爭動員的因素。蘇聯軍事理論家拉戈夫斯基把戰爭經濟潛力定義為,“國家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

　　進入20世紀70-80年代,軍事理論界又提出了國力、綜合國力的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戰略家克萊茵的國力方程概念。隨後我國軍事理論界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概念闡述及定義也紛紛出現。朱慶林教授認為,“從動員角度審視,一國戰爭經濟潛力也就是國民經濟動員潛力。人們對戰爭經濟潛力的認識過程,其實質也就是對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認識過程。”我國理論界專家普遍認為,“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是國民經濟中能夠用於保障戰爭需求和應付突發事件需要的物質力量,或是國民經濟實力中通過一定機制可能轉化為現實國民經濟動員實力的那一部分。”

　　國民經濟動員是在危機狀態下對國民經濟體系的動員，國民經濟動員潛力是國民經濟體系在危機狀態下釋放出來的超常規供給能力。而國民經濟體系是動態的複雜系統，平時狀態下和危機狀態下國民經濟體系的投人產出過程是不同的。

　　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的生成機理，也就是在危機狀態下國民經濟動員體系超常規供給的釋放機理。因此，從巨集觀和理論層面理清在平時狀態和危機狀態下國民經濟體系的釋放機理，有利於進一步推動在危機狀態下國民經濟體系內部運行機制的研究，即國民經濟動員潛力生成機制的研究。

　　(一)平時狀態下國民經濟體系的運行機理

　　在平時狀態下，國民經濟體系維持一個相對的穩態，按照常規的投人產出關係運行:輸人一定的人力、財力、物力(包括中間產品)、技術、信息等資源(I₁)，通過國民經濟體系的轉化，輸出產品(包括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和服務，這個產品和服務就是供給的資源。在平時狀態下，供給資源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量(圖1)。

　　(二)危機狀態下國民經濟體系的運行機理

　　在危機狀態下，各種資源需求迅速上升，國民經濟體系就會承受經濟體系之外施加過來的壓力。這種壓力會推動從投人資源到產出資源之間的生產函數發生變化，發生變化以後就會產生平時狀態函數和危機狀態下函數的差別，差別的這部分就是國民經濟動員潛力(圖2)。

　　在危機狀態下，國民經濟體系承受的壓力包括:戰爭或者突發事件的危機程度，經濟動員需求，經濟動員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等。根據上述模型，得出

　　C₂ = TS,C₁ = NS,TS = NS + P,C₂ = C₁ + P

　　其中，P為動員潛力;TS為總供給能力;NS為常態供給能力;C₁為穩態下的供給總量;C₂為危態下的供給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