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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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曼(Thomas Mun ,1571~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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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曼(Thomas Mun ,1571~1641)
托馬斯·曼(Thomas Mun ,1571~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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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曼簡介

  Thomas Mun (1571~1641)一譯托馬斯·孟。英國晚期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英國貿易差額說的主要倡導者。出生於倫敦的一個商人家庭,早年從商,成為英國的大商人。1615年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後又任政府貿易委員會的常務委員。

  16世紀,早期重商主義者禁止金銀貨幣輸出的政策仍在英國占支配地位,他們在17世紀初猛烈抨擊東印度公司在對外貿易中大量輸出金銀的做法。為了反駁這種責難,1621年,曼發表了《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答對這項貿易常見的各種反對意見》一書,論述東印度公司輸出金銀買進東印度地區的商品,再轉賣到別國去,所換回的金銀遠比運出的多得多。這表明曼已擺脫禁止金銀輸出的舊思想。該書出版之後,受到社會上的註意,並對當時的立法產生了直接影響。1630年,曼把該書改寫為《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或我們的對外貿易差額是我們財富的尺度》。在他死後,由他的兒子於1664年出版。在這一著作中,商業資本的成熟經濟思想得到了系統和充分的闡述。A.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曾稱這一著作“不僅成為英格蘭而且成為其他一切商業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準則”。馬克思寫道:該書“在一百年之內,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那末這就是托馬斯·曼的著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捲,第253頁)。

  曼的基本思想是,要求取消禁止貨幣輸出的法令,認為重要的不是在於把貨幣保藏起來,而在於把貨幣投入有利可圖的對外貿易中去,只要在對外貿易中爭取出超,就可以帶來更多的貨幣,從而使英國致富。

  為了保證對外貿易的順差,他提出並證論了應該採取的各種措施。他主張儘可能擴大本國商品出口和減少對外國商品的消費。為此他號召認真節約,減少奢侈品進口,擴大經濟作物的耕種,力求在飲食和服飾方面做到自給自足。另一方面,他要求消除不利於出口的各種措施,諸如穩定本國幣值,反對在貨幣成色和重量上弄虛作假;促進本國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多出口製成品,減少原料品出口;減免出口商品的稅收,使出口商品能以低廉價格來增強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他還強調保護關稅的作用,主張對出口商品和從外國輸入並再出口的商品,在關稅上給予照顧,對要在本國消費的進口商品,課以重稅。他還註意到國際貿易中所謂無形進口的項目,諸如運費、保險、旅游開支等等的盈虧。曼還特別重視發展航運業和轉口貿易業。

  “貨幣產生貿易,貿易增多貨幣”,這就是曼的信條。他的觀點反映了英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商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為了擴大出口,作為晚期重商主義代表的曼已關註商品生產的發展,從而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從流通領域轉向對生產領域的研究作了思想準備。

托馬斯·曼的賦稅思想

  托馬斯·曼是英國重商主義的集大成者,其重商主義理論及稅收思想集中表現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之中。該書不僅成為英國,而且成為一切實行重商主義政策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基本準則。

  托馬斯·曼重商主義理論的核心,是國際貿易差額論。認為金銀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而對外貿易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外貿要“少買多賣”,使貨幣流入多於支出。為此,托馬斯·曼認為:為了實現國家外貿出超,增加本國貨幣積累的目的,國家要干預經濟生活,以保證上述目標的實現。他建議國家採取有效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是保護關稅政策,以獎勵輸出,限制輸入。他主張,當商品輸出時,國家全部或部分地退還資本家原先已納的稅款;同時,對輸入本國的外國商品課以高額關稅或禁止性關稅,保護本國工業發展;當進口商品經過加工重新輸出時,國家則應退還這些商品在進口是所納的關稅。

  托馬斯·曼在所著《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詳盡闡述了重商主義關於保護關稅政策的基本原則、主張和意義。由於托馬斯·曼將國外貿易差額看作是一國財富的標準,就必然導致“財富是戰爭的命脈”的“國防財政論”和“重稅無害論”。他認為:“由於國土的大小,貧富的程度和貿易差額多寡等因素存在差異,政府獲得收入的方法也隨國家憲法、政府、法律和民俗的不同而大有差別。國王想要改變這些制度是非常困難的、危險的。即使國王以重稅發財致富,國民卻會因此而貧窮。不過,由於各國情況特殊,徵課重稅不僅是不得已的,是正當的,還是有利於國家的。因為幅員不大的國家,靠經常性收入是不足以蓄積抵禦外國侵略所需的財富的。所以,這些國家不得不在平時課征重稅,來積存現金和軍火充當國防之用。非像一般所想象的那樣,有害於人民的幸福。”

  托馬斯·曼從國防費用賦稅負擔,進一步闡述他的賦稅論,認為:“雖然關稅與貨物稅導致服裝與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但是勞動力的價格也與之成比例地提高。因此國防費用賦稅的負擔最終轉嫁到作為雇主的生產者身上。……國民靠納稅使自身安全得以保證,所以這種納稅是既公正又有利的。但是,如果稅收被國王揮霍於私人享受、屬於濫用賦稅,則是國家之損失。”他認為國王在臨時征收賦稅時,必須取得全體人民的認可,徵課賦稅必須取得議會的同意。

  托馬斯·曼正是從這種貿易差額理論出發,提出了他的 “財富是戰爭的命脈”的國防財政論和賦稅思想。馬克思指出,這部書“在一百年之內,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那麼這就是托馬斯·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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