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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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緩衝(Capital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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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緩衝是指銀行實際資本充足率與一國監管當局提出的法定監管要求的差值。
在平衡利潤最大化和安全性的經營原則選擇中，各商業銀行的資本緩衝行為應具有利益最大化驅使下的內生性。由於各家銀行發展戰略以及對利益最大化平衡選擇的差異，使得其資本緩衝行為呈現出較大差異。回顧金融危機期間世界各國銀行在不同經濟周期下的資本緩衝調節，大部分國家銀行對資本緩衝的調節都具有與經濟周期負相關的特征，並且該特征在危機發生較為嚴重的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資本緩衝細分為資本留存緩衝和逆周期資本緩衝。前者是固定值緩衝，具體要求銀行業在最近資本充足率的基礎上再增加2.5%，是延伸最近資本充足要求。逆周期資本緩衝(或稱逆經濟周期資本緩衝)是變數值緩衝，逆周期資本緩衝是資本緩衝的靈魂。
資本緩衝與經濟周期的關係[1]
銀行之所以持有超過最低資本要求的資本緩衝，是為了應對超出預期的資產風險，而資產風險主要來自貸款。在經濟下滑時，貸款違約率上升; 經濟景氣時，貸款的違約率下降。一家前瞻性的銀行應該在經濟景氣、貸款額增加時建立起更多的資本緩衝，即資本緩衝水平應該與經濟發展呈現出正相關的關係，這樣當經濟下滑時銀行的資本緩衝就可以用來吸收實際發生的信貸損失，以抵消《巴塞爾協議Ⅱ》中基於資產風險的資本監管要求的順周期性給金融穩定帶來的負面影響。而一家短視的銀行卻往往因為經濟景氣時貸款的違約率較低而減少資本緩衝，結果在經濟下滑、貸款的違約率上升時，就會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本緩衝來吸收貸款損失而不得不以較低的價格出售貸款並減少新發放的貸款，這樣就更加惡化了已經十分脆弱的經濟。
銀行短視的原因，在於銀行對貸款的內部評級是基於當前時點的經濟狀況，而不是根據整個周期做出的，因此根據貸款內部評級做出的資本緩衝決策就不是前瞻性的。其他的一些諸如違約概率( PD) 的信用風險參數沒有將巨集觀因素考慮進去，因而導致了資本監管要求的順周期性。
影響銀行資本緩衝規模的因素[1]
1、資本成本和盈利能力
Ayuso 等以及Lindquist用資本收益率ROE 來衡量銀行資本的融資成本。由於資本是銀行最昂貴的資金來源，因此較高的資本成本將直接降低銀行持有資本緩衝的意願，因此ROE 與資本緩衝水平負相關。但是Jokipii 和Milne認為ROE 水平可能已經遠遠超過了銀行股東要求的回報，因此將ROE 作為衡量銀行盈利能力而不是資本成本的一個指標才更為恰當。而較高的盈利水平可以替代資本緩衝來吸收非預期的資產損失。因此綜合以上資本成本和盈利能力兩個因素，資本緩衝水平和ROE 應該是負相關的。而Stolz 和Wedow卻認為較高的盈利水平可以通過留存收益的增加來提高資本緩衝水平，因此資本緩衝和盈利水平ROE 之間也有可能是正相關的。
2、資產風險水平
持有資本緩衝可以降低銀行破產的可能性，而銀行破產的可能性取決於資產風險水平。在市場約束的力量下，資產風險水平越高，銀行就應該持有更高水平的資本緩衝，才能給銀行投資者以足夠的信心。Lindquist以及Jokipii 和Milne以貸款損失準備來衡量銀行資產風險水平，認為資產風險水平越高的銀行提取的貸款損失準備也越多，並且通過實證研究證明瞭資本緩衝與貸款損失準備或者說資產風險水平是正相關的。而Ayuso 卻認為作為衡量資產風險水平的指標之一的不良貸款率是一個事後的指標，由於不良貸款的沖銷會侵蝕銀行的資本緩衝，因此資本緩衝與不良貸款率應該是負相關的，即不良貸款率越高，資本緩衝水平越低。
3、銀行資產規模
大銀行有更好的分散投資機會，非預期資產損失的概率較小，因此可以持有更少的資本緩衝。而且大銀行更有可能在銀行危機時得到政府的救助( 太大而不能倒) ，也更容易在證券市場上獲得融資，因此銀行規模越大，需要持有資本緩衝越少。而中小銀行的資產多樣化程度較低，從政府得到救助和在證券市場融資也較為困難，不得不更多地依賴留存收益來增加資本，因此持有的資本緩衝應該高於大型銀行。Ayuso 等以及Stolz 和Wedow的實證研究都證明瞭資本緩衝水平與銀行資產規模的負相關性。
張宗新、徐冰玉的研究發現我國國有上市銀行比股份制銀行持有更多的資本緩衝，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比城商行持有更多的資本緩衝，因此資本緩衝與銀行規模正相關。一個國家的商業銀行持有的資本緩衝與經濟周期存在何種關係，這對銀行監管部門落實《巴塞爾協議Ⅲ》的相關規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現有的相關研究對各國銀行資本緩衝水平與經濟周期之間關係的實證研究卻並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至於其他因素對資本緩衝水平的影響，現有的研究結論也是互相矛盾的。
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的歷史較短，國內現有文獻對我國銀行資本緩衝的研究也還處於起步階段。在像我國這樣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銀行資本緩衝的決定因素是否存在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特點?這是監管部門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因此試圖採用中國2000－2010年13家上市銀行的財務數據和中國巨集觀經濟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從而找出我國銀行業持有的資本緩衝水平與經濟周期、資本成本、盈利水平、資產風險、銀行規模等決定因素之間存在的特定關係，以期為我國的銀行監管部門在落實《巴塞爾協議Ⅲ》、制定資本緩衝標準時提供一些參考和一些參考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