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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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論是研究理性人互動的理論，或者說是交互決策的理論。其最初的思想產生於20世紀初，而真正獲得發展是在50年代以後。從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宣告其正式誕生至今，博弈論已發展成為一門具有較完善的理論體系的具有工具性質的演繹性學科，對社會、經濟等諸多現象都具有強大的解釋力。正是由於博弈論這種“解析性的”強大解釋力，往往又被普通大眾神聖化為萬能藥方，似乎它應該也可以解決所有的理論映射到的決策問題。然而現實中它的預測結果和現實情況有很大的差別，這使人對博弈論產生了質疑。博弈論學者們為瞭解釋和解決這個問題，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其中實驗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1]

　　博弈實驗的產生既是博弈論研究發展的需要，也是因為博弈實驗自身的方法論價值。首先，博弈實驗的產生源於博弈論自身存在的問題。博弈論的魅力在於它的普適性和數理精確性，在於它能夠演繹推出所有參與者均衡的推薦解，得知參與者如何行動才是合理的。只要其他參與者都按照均衡解行動，那麼參與者的任何背離都不會產生額外的支付。但是實際上這種預測幾乎不可能達到。博弈論的邏輯無矛盾性使得問題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其理論假定，直接涉及博弈論的基礎。因此，博弈論研究者們顯示出極大的熱情要去使理論至少與一些現象相銜接。但是當他們投入極大的精力去發現這種銜接性時，卻發現傳統理論分析方法並不能提供多少幫助，這種衝突始終存在。這就迫切需要一種超出傳統的理論分析方法的方法、用證據輔佐理論的方法。而這種既可驗證理論又可分析改進理論的方法就是實驗方法。通過實驗可以給博弈論的理論研究提供大量的信息、數據證據。而這些正是構築博弈論的肥沃土壤。

　　其次，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理論都會遵循一個歷史發展的規律，從不完善到完善，從理論到驗證，最終服務於實踐。其中，實驗是驗證理論、尋找問題、改善理論或者證偽一個理論的重要手段。博弈實驗亦是如此。這一規律是任何科學，甚至於數學這樣的基礎學科都必須遵循的歷史規律，從科學發展的初期就被認識到了。“例如在《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中，薩爾維亞蒂推演出落體定律後，辛普利西奧要求用實驗驗證這種關係。伽利略通過薩爾維亞蒂回答說，‘作為一個科學家，你提出的要求是十分合理的；因為這是把數學證明應用於自然現象的那些科學的習慣，並且這樣做也是正當的。” 像物理學在亞里士多德前後，大多都是理論分析推演得出的，但是隨著理論發展的需要，開始大量地引入實驗，並且最終從實驗室中發展到付諸實踐，進而又推動了技術的發展一樣。博弈論也會經歷這樣一個理論發展的歷史過程。利用實驗方法研究博弈問題其實早在博弈論發展初期就已經有了。只是初期研究者的實驗具有科學確證的感覺，希望用實驗驗證理論。但是實驗結果卻對博弈論提出了質疑。因此後來的實驗不僅用於驗證博弈理論，也用於發現新的理論內容和影響因素。

　　再者，實驗自身具有其他任何方法都無法取代的優勢。根據實驗的定義，一個實驗是對一個現象的仔細計劃和完全可複製的觀察。實驗的目的是作為理論的試驗台。根據此定義，博弈實驗就是相對於特定的性能、為學習策略行為的一般原則的實驗。這種實驗往往是通過精心設計的用貨幣誘發真人被試的可控實驗室實驗。其儘可能複製真實的現場環境，從而直接檢驗受試者如何進行有效決策。在實驗中，博弈通常以最純化、簡化的抽象形式給出。實驗對象(參與者)做一個簡單的決定，並且知道他們的決定和其他實驗對象的決定如何共同決定貨幣支付。在實際實驗中，實驗對象會根據他們的表現獲得貨幣或籌碼獎勵。這就使得研究者可以通過人為的方式控制待檢驗的因素，直接的檢測最核心的影響因數。

　　最後，博弈論家們自身的渴望和需求也是產生博弈實驗的重要原因。任何學者，面對外界的質疑，都不可能無動於衷。對一個理論的認可，是對這個理論研究者的最大褒獎。如果一個理論被懷疑，那麼無疑是理論研究者所面對的最大的問題和否定。學者可以對這種質疑無動於衷，但是他的理論勢必要接受歷史和實踐的檢驗，一旦被證偽，終究被淘汰。因此，任何學者提出理論，不僅是要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要大眾分享這個成果，更希望其能被實踐支持，服務於現實世界的需要。所以，不管是為了驗證理論、改進理論，還是為了面對現實的偏見，以擺脫這種遭受現實偏見的痛苦，都需要實驗，畢竟實驗例證得出的結論能給人一種可信的感覺。在證據面前，理論才更具有說服力和解釋力。所以說博弈實驗的產生亦是博弈論研究者主觀上的強烈訴求。

　　博弈實驗的主要特征有三個：“人”的主體性、可控制性和可複製性。“人”的主體性是博弈實驗特有的顯著特征，決定了博弈實驗在方法論中的基礎地位，而可控制性和可複製性則是實驗的共有特征。

　　“人”的主體性是指博弈實驗的研究主體是真實的“人”。正如引用Sugden對實驗經濟學的定義一樣，博弈論也是“有人在其中的理論”。在博弈實驗中，研究者將具有自身背景、情緒狀態等等的真人放入實驗室，讓他們在裡面面對真實的決策，通常又以真實的貨幣或籌碼作為獎勵，使得研究者的焦點從均衡直接轉移到參與者本身的決策行為上。儘管真實的“人”更難以把握，受到的干擾更多，但是對於博弈論的本質和研究主體來看，博弈實驗的這種性質使得它在方法論意義上具有獨特的作用。研究真實的“人”的實驗對觀察人在博弈中的真實反應和選擇以及均衡的收斂有很重要的作用。這是任何電腦模擬和理論解析方法所不具備的優勢。同時，“人”涉及所有與人相關的內容，使得博弈實驗的研究內容比其他實驗更具有廣泛性。其研究對象儘管是真實的“人”的策略均衡問題，但是實際上涉及的內容可以涵蓋行為、心理等諸多內容。博弈實驗研究的博弈模型可以應用於任何“人”的策略問題，不僅可以用於經濟學，也可以用於其他社會科學。而且博弈實驗在研究均衡的過程中，不僅涉及人的理性問題，也涉及人的偏好、心理、文化等諸多因素問題。因此比其他實驗研究的內容更為廣泛，實用性更強。

　　可控制性是指對實驗條件的操縱，是對複雜的博弈模型的高度簡化。研究者在簡化了的實驗室環境中，可以有意識地投人某些刺激變數或改變其間的組合，使得對參與者的行為特征及其結果的精確測量成為可能，進而能對相關的博弈理論或背景做出有效驗證和評估。博弈論基於嚴格的假定，往往又是簡化的博弈模型，那麼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這個假定可靠麽?如何檢驗這個假定和博弈模型的預測結果?當例證與理論不一致時，就一定是理論有誤麽?答案肯定不是靠演繹分析就能回答是與否的。而主要的問題在於不清楚到底有哪些因素，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及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實際發揮影響。由於博弈論研究的主體是“人”，博弈預測敏感地依賴於參與者的選擇。這些問題的回答必須將其中所有的影響因素抽象為變數，進而控制這些變數，建立實驗模型，從而通過實驗結果驗證回答上述所有的問題。實驗的可控制性是實驗能否成功的關鍵。博弈實驗主要是“實驗室實驗”(1abora—tory experiment)，而並非“現場實驗”(spot experi—ment)。“實驗室實驗”比“現場實驗”更容易控制，成本低廉且可靠性高。儘管實驗環境比“現場實驗”中的環境簡單得多，但是更具有定向性和針對性，是對最核心、最基礎的理論部分的驗證。正如著名經濟學家普洛特(C．R．Plott)所回答的那樣，“一個理論若經受不住簡單實驗，則更無理由相信它能與更為複雜的自然環境相吻合。

　　可複製性是指其他研究者是否能夠重新進行同樣一個實驗，並由此證實某個單獨發現。實驗設計和實驗數據都是公開的，往往都具有相對固定的模式和程式，任何人都可以重覆類似的實驗。同時可以根據需要改進某些實驗細節或變數，在原來的實驗基礎上尋求新的發現。這些實驗所得數據都是高度可比較的。這樣一來，就可以展開一種理論與證據的對話，這種對話可以促成一連串的證據鏈條或者理論思想，產生髮展理論所需的累積性的證據資料庫。如果某種結果或者結論可以在各個獨立的實驗中反覆得到，那麼這種結論相對就是可靠的，在這種結論之上的理論會讓我們更有信心，同時，這些數據是高度可比較的，所以說，實驗正是由於這種可複製性，使得博弈論體系內的實驗不是零散無關聯的。相反，是互相聯繫、互相推動的。博弈實驗的證據可以形成一個強大的網路，無地域性地供所有的研究者使用。這種證據鏈的比較性可以使其更容易發現博弈問題和核心影響因數，找出核心的問題癥結，以促進新的理論發展。可重覆性還可以給參與者學習的機會，使得實驗者研究參與者的學習問題。此外，或許只有可重覆性才能研究博弈均衡的收斂條件和實際可能情況。

　　運用博弈實驗具有三大顯著優勢：

　　一是可以以最簡單的博弈形式，檢驗最核心的理論問題。這種簡化、純化看似簡單，往往只需假定規則就可以做出預測。但是，正是這種抽象簡化，提取的假定、變數都是明確的。一旦預測有誤，就可立馬知道哪些假定不符，而結果通常會提示給研究者一個能使預測更準確的替代性變數或假定。

　　二是實驗為博弈論提供了一個檢驗場所，是檢驗理論預言是否有效及其有效性範圍的工具。為檢驗理論和發展新理論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資料和數據。

　　三是運用實驗的方法不僅可以回答“是什麼”的問題，還能回答“為什麼”的問題。一般說，無論是觀測法還是調查法，都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實驗方法則在此之上還具有可以回答“為什麼”的優勢。因為博弈實驗是可以設計的，我們可以根據要探討的現象，設計適當的博弈模型，進行相應的模型實驗。可以通過變數控制，來分析影響博弈的因素及其相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