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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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優越感

  優越感指顯示蔑視或自負的性質或狀態,是一種自我意識。大多數人都會不同程度地擁有某種優越感,比方說職業優越感,長相上的優越感等。一般指自以為在生理方面(體形、相貌或體力等)、心理方面(智力知識技能等)以及其他方面長於別人、強於別人的心理狀態。奧地利心理學家阿德勒認為,人的總目標是追求“優越性”,是要擺脫自卑感以求得到優越感。他把人的整個生命動機作用完全歸結為擺脫自卑感的補償作用。他認為優越感就是想盡辦法追求權力,企圖凌駕於他人之上的願望。具有優越感的人,常常容易以不適當的方式(如高傲、固執、自我欣賞等)表現出這種心理狀態。

優越感解析

  大多數人都會不同程度地擁有某種優越感,比方說職業優越感,一個月薪上萬的人在拿千八百的人面前當然會感覺良好;比方說長相上的優越感,據說美女都不願和美女作朋友,因為那樣不足以顯出她的美來;還有學歷上的優越感,所謂的美女作家衛慧就曾對媒體公開表達她對同類作家棉棉的學歷歧視。不過一張復旦本科文憑就如此囂張,在我等看來又實在有些小兒科。

  人的優越感其實是沒有窮盡的,因為人總會不斷地挖掘出自己的優越之處並從中咀嚼幸福的滋味。人類從來都是在比較中進步的,在比較中自尋煩惱,也在比較中自我安慰,這優越感便是人們自我安慰的良藥。

  優越感有時候卻不是一樣好東西,它使人們對你敬而遠之,使你逐漸失去朋友。於是你在孤獨中意識到,你得掩飾你的優越感,或者你得努力在客觀的優越中並不滋生主觀的優越感,你才可以在身心內外的兩個世界中找到平衡的支點。優越感其實是很輕浮的一種自我意識,尤其是在你與他人交往的時候。

  大多數人在人際交往中,都會不自覺地讓自己的優越感有所收斂,以便最大限度地尋找與他人的共性,實現社會交往的目的。錢賺得再多,我想也不會有人喜歡輕易露富。優越感藏不藏得住,能藏多少,說白了,就是一個人的修養。所以在我看來,那些外表謙和卻在骨子裡透著驕傲的人才是值得尊敬的。

  人在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其實有一種尋找同類項的本能。也就是說,人總是生活在一個其實並不能完全讓你表露優越感的地方。所謂優越,其實也看跟什麼人比,大學畢業生去和農民工比誰有文化,我想不會有太多的優越感,因為大學生並不是生活在農民工的群體中。

  在一個人所具有的優越感當中,最不可掩飾的,是家庭優越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家庭優越感是培育其他優越感的溫床。一個從小沒有家庭優越感的人,即便拿了博士學位,他也不會有學歷優越感;即便她貌美如花,她也會自我感覺如尋常百姓。

優越感的壞處

  人往往會產生優越感,因為人總會擁有某種優勢,某種能力,某種創造,某種成就,使他自我感覺優於別人、越過別人。這其實是很普通的事。人生一場,為什麼不要求自己優於別人、越過別人呢?為什麼不可以擁有比別人更為厚實的某種“存摺”呢?如果人人都缺少這種要求,社會還有什麼進步可言?應該說,問題不在這種感覺該不該有,可怕的事情是,這種感覺一旦產生並膨脹,就會不知不覺地占據他的主導神經,使他不再具有危機感或自絀感。拒絕吸收,活力下降,虛火上升,氣血不暢。久而久之,就會喪失平衡,迷失方向,意志衰退,目光暗淡。甚者更將導致人生悲劇,決非危言聳聽。

  但是,我們面前有兩類人,彼此的人生之履完全不同,目標也完全不同。其中一類似乎具有某種天生的“優越感”。即使沒有優勢、沒有能力、沒有創造、沒有成就,也時刻地處處地自感優越。他們為能夠利用特許的地位和內部的信息,去發展自己狂熱的占有欲,有恃無恐地做著不勞而獲的事而自感優越。他們為能夠輕易地掠人之美,事事指手畫腳,動輒加強管理,以證明自己無所不能而自感優越。他們以到達別人無法到達的“寶塔”為快事。他們豈止是優越,簡直是目空一切。如果有人想跟這一類人討論優越感,那就無異於給瞎子點燈,無事生非,授人以笑柄,自取無聊了。

  是的,這裡是在跟另一類沿著正常路徑奔著正常目標的人討論問題。這類人的共同特點是,到達目標靠的是自己艱辛的付出與奮鬥。其中不少人在事業上做到了有所成就的地步。由於成功來之不易,在興奮中,他們忘不了自己才華火花的美麗,他們往往會陷入對成功的無休止的欣賞和陶醉,以致經常記不起別人曾經給過他的許多支持與幫助,以及自己曾經有過的許多洋相與閃失。聽人講話開始漫不經心了,公眾場合開始自我吹噓了。每到一處,都禁不住要發表“高見”,三句離不了一個“我”,儼然師爺模樣。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甚之文過飾非,諉過於人,同樣是滔滔不絕、誇誇其談。儘管有時也說幾句“請提意見”之類的套話,但骨子裡早已被優越之湯泡酥了。非常可惜!這種人大概不清楚,他們的優越感是乘虛而入的。須知,人生一口氣,氣通過自我炫耀排空了,優越感不就自然進來了嗎?會問:難道嘴不是用來講話的?是的,有嘴當然要講話,就看怎麼講,講什麼。但凡卓有建樹的人,為了凝聚一班人,總是多講道理,用已有的勝利和光明的前景去鼓舞鬥志。尤其是那些謙謙學者,更能做到諄諄教導,悔人不倦,恨不能學生都比自己高明。而關於個人過五關之類故事,一般都能忍住,輕易不動聲色。實在要講,也總是借題突出別人,努力淡化自己,不卑不亢,從不渲染。當然,也有人並不愛好侃侃而談,只是偶然蹦出一兩句關鍵詞,用濃縮的方式去流露他那強烈的優越之感。更有城府很深的人,輕易摸不透他的心思,但優越之感照樣會像鬼魂一樣依附在他身上,到必要時才發作。更為可怕。

  另有些人在物質上很豐富,諸如:漂亮的住宅,豪華的汽車,先進的裝備,殷實的錢庫之類。由此自然會自感優越,更不足奇。他們的空間正變得越來越大,手腳正變得越來越長,自由度在飆升,行動大大方便了。他們不願意再多做小事,開口閉口:“讓下麵人去做吧!”他們待人不再隨和,學會了頤指氣使,處處自成中心,一切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他們的需要才是天下第一差事。禮貌不再講究,虛偽取代真誠,朋友開始稀少,等級日益分明。有人說:財富,身外之物嘛!他反問:哪有那麼多身外身內,活著不就是為了不斷改善嗎?應該追問的是,改善為了什麼?難道不是為了更加充實?那麼,作為一個人,究竟什麼叫充實呢?單純的應有盡有的物質條件能使人充實嗎?不!大量嚴肅的調查結論對此是否定的。真正美好的東西決不可能用金錢換得來。充實寓於精神之中。玩物喪志啊!對物質的無限需求,必然導致精神的無情衰退。你可以占有別人所創造的物質的驅殼,驅殼可以給你帶來錶面的一時的愉悅,終究無法占領它的靈魂。而真正的充實不在別處,在創造的過程,在靈魂。這就是為什麼富翁們往往到頭來會感到寂寞、孤單、無聊、空虛。真是成千成萬!所以,聰明人永遠將物質條件視作創造精神財富的手段,僅此而已,別無他求。他們永遠在物質創造中尋求精神的充實。到某一天退休了,照樣還要根據條件練字、種草、登山、遠游、唱歌、讀書、寫作、交友、思考、研究。休而不閑求充實!只有充實,方能永生啊!

  至此,不可不說一說愛因斯坦。這位二十世紀當之無愧的最偉大的科學家,他的貢獻比誰小?但他竟然從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殊,有什麼優越之處。他把自己的貢獻僅僅歸之於“好奇”,再也不多說什麼。他非常朴素地認為,他的創造性心理活動是被“單調和清靜生活”激發出來的。他說:“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標--財產、虛榮、豪華--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他認為那是一種“豬欄的理想”。他非常註意講良心。他說:“我的生活竟是建築在我的同胞們如此大量的勞動之上,這種想法常常使我感到沉重。因此我深深知道我對他們所應負的義務。”

  好了,人類從愛因斯坦身上足以說明:他的成就同他對優越感的拒絕密不可分。優越感同事業的成就,冰炭不可兼容。怪不得,在我們周圍,追求高尚、追求充實的人總是以愛因斯坦為榜樣呢!

  拋棄優越,立地成佛;追求優越,無異自絕。

弱者的優越感

  優越感一向被認為是強者的特權。然而,這實際上是一種錯覺。在作為單獨的理性個人,弱者流露出優越感或許被視為荒唐的“精神勝利法”,但在文明集團和社會階層之間,這種景象就往往使人降低到群體無意識的程度,並往往伴隨著災難性的後果。

  土耳其的輕蔑

  1756年,正在持續衰落中的土耳其帝國被法國大使告知:法奧同盟正式宣告成立(這是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但法國大使得到的是一個傲慢的答覆:帝國政府“對一頭豬和另一頭豬的聯合”不感興趣。

  考慮到1683年從維也納城下敗退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已經在歐洲文明面前開始了其衰亡崩壞的過程,併在不久後的19世紀成為一個任人宰割的病夫,土耳其當時的回答不但是草率和傲慢的,同時甚至是自取滅亡的。

  這一回答是從7世紀以來一千年內伊斯蘭文明對基督教文明的優勢之上的。甚至在這個回答一百年後、歐洲的軍事優勢變得如此明顯之時,中東的穆斯林仍不肯承認自己相對於西方已經喪失優越感。後來曾任普魯士元帥的老毛奇1835年在君士坦丁堡時觀察到:“在俄羅斯,外國人可能遭人嫉恨;在土耳其,外國人卻被人瞧不起。土耳其人毫不猶豫地承認歐洲人在科學、技術、財富、膽量和氣力等方面都比他們的民族強,但是,他們從來不認為法蘭克人就會因此而把自己擺在同穆斯林同等的地位。”

  這種姿態乍一看似乎費解,的確,很多民族在面對外族優勢軍事、力量時,可以表現出由衷的贊賞甚至欽佩,但這並不代表對異質文明的完全認同;在有的情況下,這反而激起一種混雜著自尊心、反感、內省的自我優越感,並促使他們反過來蔑視這種優勢所代表的物質力量。

  土耳其的以下反應是具有典型意義的:“由造炮和地形學轉到知識和思想,我們發現在後兩種領域中受到西方的影響要少得多,因為,正是在這兩方面,穆斯林曾經最卓有成效地拒絕了基督教以及一切來自基督教的東西。儘管歐洲人在製造槍炮、鐘錶和印刷機等一類有用的東西上面,他們的手是很巧的,但是,他們終究還是不開化的、野蠻的異教徒,如果他們的歷史、哲學、科學與文學確實存在的話,這些對於具有世界意義的那個伊斯蘭帝國的人民來說,卻也都是毫無價值的。”(Bernard Lewis《現代土耳其的興起》)

  弱者的回應

  土耳其人的反應之所以具備典型意義,是因為它所代表的正是一種文明中心面對異質文明的優勢時的典型困境,其傲慢的反應是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

  這也是我們所熟悉的:1840年後,面對西方的軍事優勢,清朝士大夫開始的反應是認為洋人不過是“船堅炮利”、奇技淫巧而已,不是王道,不但君子不為,還會壞人心智。後來終於承認其軍事優勢,但仍認為西方可學的也只是這些技術而已,須“洋為中用”,論道德心智,不逮儒家文明遠甚。嚴複的生平就是那個時代生動的寫照:這個一度留學、譯介西洋學術的先驅,晚年深入研究儒家,自覺與孔教的仁義王道相比,歐洲文明直是禽獸一般。

  即使是唯一一個擺脫了被殖民命運的非西方國家:日本,在這一點上的反應也是類似的。明治維新後,近代日本迅速引進了西方文明,但同時也高喊“和魂洋才”,其反應在本質上是雙重和矛盾的:

  日本對歐洲的認識是雙重的,日本一方面把歐洲作為“文明的偶像”,另一方面又把歐洲看成利欲熏心的殖民主義者。……近代日本人的國際觀是在“東洋對西洋、文明對野蠻”的框架內形成的。在道德劃線時,日本把自己劃歸東洋。在按文明劃線時,日本又將自己劃歸西洋。(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

  也就是說,在面對西方的軍事、技術、經濟等物質優勢的同時,中國和日本一方面承認(開始也許不情願,後來則是震驚),但另一面,又認為自己本身的文明具有相對的道德優勢,而物質優勢不過是形而下的工具,歐洲人不但利欲熏心,且是沒有廉恥的、令人觸目驚心的。――這導致兩種看來順理成章的推論:一、精神力量更強於物質;二、一旦我們具備這些物質力量,我們必然是比西方更完美的文明。

  這種堅定的信念有時導致令人無法想象的狂熱,如義和團運動的興起,無法忽視的一點即是當時人普遍相信洋人傷天害理,而自己的精神足以剋服洋人的物質優勢。日本在二戰中以劣勢裝備面對美蘇軍隊的“英勇”表現,也含有這種精神至上的可悲信念,因此美軍一名將領曾說:"Japanese is good fighter but poor soldier."

  此種精神在不久之前的中國也並不鮮見,我們雖沒有貶稱西方大國的聯合是“豬和豬的聯合”,但也將他們之間的爭執說成是“狗咬狗”,斷定西方文明已經爛到根底,不過是“垂而不死”罷了,革命(代表著一種精神信念)的最終勝利則必將是屬於我們的。而西方的物質力量,即使發展到核武器,如毛澤東所說,也不過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唬人的一隻紙老虎”罷了(弔詭的是,我們在戰略上如此蔑視的這些物質力量如原子彈、衛星、導彈等,一旦自己擁有,卻變得極其自豪)。我們的優越感一度竟達到這種程度: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因而需要我們這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人道主義援助。

  1960年代,日本迅速發展為一個經濟大國,但他們到印度投資時,該國一個高級領導人卻說:“日本是一個經濟大國,印度則在其他方面是個大國。”對日本人來說,這一說法不但傲慢,而且奇怪和氣人,因為在他們看來,經濟是其他偉大的必備條件。但這種對物質輕蔑的弱者的優越感,並非只是印度獨有的。

  甚至在西方各大國之間,也時常表現出這種姿態。如美國在1894年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德國等歐洲列強卻長期忽視它的巨大戰爭潛力,認為這不過是文化落後的暴發戶、無可救藥雜種文明;二戰前日本也認為美國人畏戰怕死,精神上不堪一擊,即使物質優勢也不足以彌補。而納粹德國對蘇聯的興起更是視而不見,希特勒說,他只要在蘇聯的大門上踹一腳,“整座房子就會倒塌下來。”

  優越感:自我平衡和保護

  弱者的優越感是一種人類普遍的感受,當然並不僅存在於國際政治之中。一個從鄉下到城市的人,在眩惑於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時,有時也會萌生出極度的反感。從《聖經》里猶太人對道德淪喪的巴比倫的詛咒,到鄉土文學中對農村的盡情歌頌,都流露出一種強烈的道德優越感。

  固然,有時弱者的優越感僅僅是因為他並未意識到自己是弱者,例如正在衰落中的土耳其帝國和清王朝。畢竟,人要進行自我解剖和承認自己的失敗,是一件不但艱難而且痛苦的事。這種痛苦的被迫過程通常是漫長和漸進的:先承認物質力量(其中軍事往往是最先被關註到的)、其次承認有學習的地方,最後才承認自己的文明出了問題。

  這經常是人們的本能反應:一個物質高度發達的陌生群體,往往被我們界定為在道德上不如我們。這種物質發達及其派生出來的奢靡、浪費、狡猾、缺乏勇氣、冷漠……種種現象,被斷言是醜惡和沒落的,也是我們純潔精神的敵人――而“我們”的優越感正是建立在精神和道德的基礎上。

  八世紀的突厥碑文上記載,突厥戰敗後,“貴族子弟,陷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毫不奇怪,它將突厥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唐人狡猾”,腐蝕了游牧文明。漢人自居為“懷柔遠人”的高度發達文明,在一些游牧民族看來,不但須加以蔑視,而且是非常危險的,金、元、清等異族王朝都曾屢次下令禁止女真、蒙古、滿族習染漢族文化,因為以勇武精神為代表的非物質力量正是他們區別於被統治民族的優越感所在。

  這種精神上的自我凈化往往表現為對物質的高度排斥,V.S.奈保爾在《印度:受傷的文明》里說,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並不為物質的貧困而難過,相反,印度的哲學和文明,以及這種“近乎神聖的貧窮,提供這一真理;印度曾經就是真理。”而“外在世界只有影響了內在世界的時候才算一回事。這是印度的體驗方式。”在我看來,這種體驗方式並不僅僅是印度的,而是全人類的,只不過程度輕重不同而已。

  這種優越感和排斥的意識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靠對陌生集團的醜惡想象來維持。在諸多的科幻電影中,我們遭遇的外星人物大多擁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只要他們願意,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地球上如入無人之境,滅絕所有人類。但他們也許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我們毫無爭議地占有道德優勢,他們不但相貌醜惡,而且常常道德淪喪、侵略成性……

  “戰略上蔑視”的優越感並不都是錯誤的。在一個弱勢團體處於上升時期,這一點常常還是它最後戰勝強敵的力量來源,甚至是其合法性的來源之一。例如蘇聯集團一旦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最終獲勝產生了動搖,對制度的優越性不再堅信,社會的崩潰過程就開始了。

  對於一個亞文化群體來說,這種優越感也是必要的。猶太人如果不是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而當時比它強大的諸帝國如埃及、亞述等都將因道德淪喪而滅亡,恐怕早已消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時正是勝利,帶來更大的破壞性,因為優越性加上勝利,往往導致驕橫和危機感的缺失,最終陷入敗局。近代日本的命運和越戰勝利後的越南,都是例子。1950年代,劉伯承主政軍事學院時,請王耀武等國民黨將領教授坦克等現代軍事,一個解放軍指揮官公開表達了自己的輕蔑:“當初我們小米步槍打贏了他們的坦克,這種軍事理論有什麼用?”――他的話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這種弱者的優越感雖然常常成為阻撓改革的頑固力量,但卻也保留了一種必要的自尊心,起到一種自我保護的平衡作用,提高士氣,以免一個集團對自身完全喪失信心。在一個弱勢群體掙扎上升的時期,它的利弊將交互出現,貫穿整個痛苦的妊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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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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