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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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

麻省理工学院网站：http://www.mit.edu/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麻省理工”（MIT），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剑桥市，主校区依查尔斯河而建，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于1861年，早期侧重应用科学及工程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麻省理工学院倚靠美国国防科技的研发需要而迅速崛起。在二战和冷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对计算机、雷达以及惯性导航系统等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麻省理工学院素以顶尖的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而著名，拥有麻省理工人工智能实验室（MIT CSAIL）、林肯实验室（MIT Lincoln Lab）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其研究人员发明了万维网、GNU系统、Emacs编辑器、RSA算法等等。该校的计算机工程、电机工程等诸多工程学领域在2019-2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列世界前五，在2018-19年US News美国研究生院排名中位列工程学第一、计算机科学第一，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同被称为工程科技界的学术领袖。截止至2019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教职工及研究人员中，共产生了97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五）、8位菲尔兹奖得主（世界第八）以及26位图灵奖得主（世界第二）。

　　麻省理工学院位列2020-21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第一、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四、THE世界大学排名第五。同时列2020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二 ，2020THE世界大学声誉排名世界第二。

　　麻省理工学院于1861年由一位毕业于老牌南方名校威廉玛丽学院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立，他希望能够创建一个自由的学院来迎合快速发展时期的美国。就在有关草议获批两天后，美国内战的第一场战役就展开了。为时数年的战争使学校的教研工作延误。1865年，麻省理工学院正式在位于波士顿的校园内开班。这所新院校的使命符合《土地拨赠法案》的要求，故获赠地作进一步发展。1866年，由土地销售带来的利益使学校得以在后湾区发展。

　　麻省理工学院采用欧洲理工大学的模式办学，早期比较重视实验教学。虽一直受到财政问题困扰，但在弗朗西·斯亚玛撒·沃克的带领下，学校还是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不断成长，继而开办电子、化学、海洋及洁净工程学，并兴建了新的教学大楼，亦吸纳了更多学生。大学课程渐趋职业导向，教学内容少了一些理论科学。可是，这所年轻的学府仍面临财政危机，并受到管理层的关注。在这“波士顿理工”的岁月里，学校的前教职员、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查尔斯·艾略特曾六度建议将麻省理工学院并入当时哈佛学院的劳伦斯科学院。

　　位于狭窄的后湾区的麻省理工学院无法负担进一步的校园扩展费用，而学生的人数却不断上升，使之日趋拥挤。学校急需基金或捐款以维持正常运作。最终，校方在师生、校友的强烈反对下接受了与哈佛合并的邀请，惟1917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以反大学垄断的理由禁止了此举，结束了这场“合并风波”。

　　1916年，麻省理工学院迁移至查尔斯河剑桥市的岸边，临近哈佛大学，沿岸伸延逾1英里（1.6千米），此为填海土地。这充满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新理工”校园，由建筑师威廉·W·博斯沃思设计，受惠于一位匿名“好心人”的捐助，这位先生自1912年起便一直向校方提供资金。1920年1月，这位“好心人”的身份曝光——是来自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工业家乔治·伊士曼。他发明了新的电影制作及编辑方法，并成立了伊士曼柯达公司。1912至1920年期间，伊士曼向麻省理工学院提供了两千万美金（现值两亿三千多万）的现钞及柯达的股票。

　　在大萧条时期，MIT曾一度被认为会同哈佛大学合并，但在该校学生的抗议之下，被迫取消了这一计划。

　　2018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将启用十亿美元建设新的人工智能学院——麻省理工施瓦茨曼计算机学院，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该校的所有研究领域。新学院将于2019年9月开学，教学地点被设在了一栋计划于2022年开放的新大楼内。麻省理工施瓦茨曼计算机学院是一个大学范围的实体，将与麻省理工学院现有的五所学院合作，创办25个“桥梁”学院作为2所大学的关键连接点。现阶段预计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EECS），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数据、系统与社会研究所（IDSS）以及the MIT Quest for Intelligence将全部成为该大学的一部分，其他单位也可能加入该大学。EECS（特别是该部门的电气工程部分）会继续与工程学院建立牢固的关系。将迅速建立一系列教师委员会，以确定EECS，工程学院和新计算机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未来学位课程的范围。

　　MIT依靠其在自然科学、工程学、建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管理学等方面的实力，致力于对学生进行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教育，通过优秀的教育、研究和公共服务，来为社会做贡献。这一使命是通过创建者的远见卓识和后继者们“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办学理念以及理工与人文融通，博学与专精兼取，教学与实验并重的办学方针来实现的。

　　MIT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地方。学生之所以报考，是因为它除了拥有最好的自然科学分院、工程分院和管理分院外，还拥有一流的建筑与规划分院、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分院；是因为它拥有学生所需要的学位计划和课程，是因为学生们甚至新生都可以聆听到诺贝尔奖得主的教诲，是因为学校会给学生无数的良机，让学生与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共同研究。学生和教授间的关系很亲密，在教授与高才生之间培养了一种良好的合作精神。学生们在MIT可以同与他们相似的人——科学和数学方面的佼佼者、杰出的音乐家、运动员、企业家和团体领导者共同生活和学习。MIT能为学生提供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的资助。但“MIT并不是只要用功的学生就能念的学校”，它有高度的科学倾向和严格的必修科目：所有学生要在一年之内修完微积分和物理，一个学期之内修完生物和化学；二年级时，学生要求在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修完3种课程，同时要取得实验方面的成绩；为保证MIT学生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自由科学教育，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要花8个学期的时间学习人文和社会学科。正因为如此，在第一年，学校为缓解压力，全面采用了避免失败的成绩考核法。

　　MIT是一所重视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世界一流大学，它在宇宙科学、原子科学、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居美国领先地位，并因与商业界和政府的密切关系而闻名世界。MIT是高强度的、有创造力的和企业家式的。尽管它拥有一流的文艺教育计划，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些条件都不能当作投考MIT的主要原因，因为毕业生所得到的学位还是理学士，MIT的本质依然在于它的科学技术。

　　实用知识的教育价值观：罗杰斯认为在工业社会，学生将从趋向于有用目标的动力中获益。今天，这种教育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MIT开设的课程“适于培养机械师、土木工程师、建筑师、矿冶工程师和实用化学师”。学院还聘请了一些有创新意识的教授，如埃利奥特、爱德华·C·皮克林，他们带来了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正是学院的办学宗旨和这些革新者使MIT成为埋葬僵死学术的一座“坟墓”，也成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活力的源泉。这从学生的评价中也可见端倪：这里的教学方法对我们学生来说都是新颖的；我们告别了旧的、囫囵吞枣式的学习方法；我们感到老师是通过让我们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去认识它，而数学、语言和历史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社会所要求的知识越来越多，MIT的教育重点也时刻在变，但“有用”始终是MIT的核心。也正是这一价值观使MIT把重心放在有利于促进科技发展的领域。

　　社会责任感：为社会的利益而发现和应用知识是MIT的中心使命。1873年以前，机械工程一直是MIT的第一专业，之后与土木工程易位。这是因为当时美国有成千上万英里的铁路需要铺设，还要开凿隧道、修筑桥梁、兴建公共设施，这都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人员。此外，在一战期间，MIT还广泛增设专业，开展与战争有关的科学研究。MIT为报效祖国办起了培训陆军和海军飞行员、航空工程、无线电工程师以及其它人员的专业，广泛开展与战争有关的科研工作。一战后，为寻求资金支持，学校成立了工作合作与科学研究室。根据该室与工业界签订的合同规定，由学院派人帮助工业部门解决科研难题。对此，有些教授大为不满，认为重视实际问题会干扰理论研究，但这种做法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这个研究室逐渐发展成工业联络规划室和协作办公室，加强了与工业界的联系和相互促进。1940-1946年，MIT建立了微波雷达研究机构，1951年又建立了林肯实验室。这与1940年前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工业发展趋势也是大有关系的。在冷战日益加剧之时，国务院就前苏联干扰美国之音一事委托MIT在1950年年内完成一项“特洛伊”研究规划，这项研究促使MIT于1951年组建了国际研究中心，并于1965年成立了政治学系，这个系的不少研究工作与国家的重大决策有关。1972年，为寻求解决震撼世界的能源危机新途径，能源实验室在MIT应运而生，有65位教授和许多研究生参与了这项工作。

　　文理相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MIT虽然是一所著名的理工学院，但它并不忽视人文学科的教育。罗杰斯院长在1865年建校之初，为学院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提供一般的教育，使其在数学、物理、自然科学、英语和其它现代语言以及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上，为学生在毕业后能适应任何领域的工作做好准备。沃克院长加强了课程设置中的社会科学内容，康普顿院长通过建立人文学研究室又给了社会科学以新的重要地位。刘易斯报告否定了学院要象医科和法律学校那样仅为毕业班开设适应职业要求课程的传统看法，认为：“技术的和社会的问题如此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必然成为人的职业所需要的部分”。吉里安院长也指出“需要在科学与人文学之间创造更好的联系……，从而能从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障碍中找出一条道路”。因此MIT于1948年成立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分院，后来又增设了政治学系、心理学系和哲学系，分院拥有一批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人文学系开设历史、文学、写作、人类学、音乐等人文课程，人文课是理工各科学生的第二主修课。内森·西林、西里尔·S·史密斯、威廉·C·格林都是MIT培养出来的著名人文学者。MIT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社会科学方面，MIT也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篇论述在本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伟大成就的文章中，曾公布了一批杰出学者的名单，其中有11人为MIT现任或离任的教师。它表明科技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已为人们所承认。这种相互影响在MIT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历来体现的很明显。格雷院长曾预言：MIT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人文学科教育的做法，“很有可能对美国的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是智力的发展，也是为生活做准备。因而学生受教育的整体环境是重要的。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MIT，越来越重视文科教育，目的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顺利地承担高级工作。在MIT，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为本科生提供了一种平衡的教育。MIT认为仅发展熟练的技术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应使个体有能力和有效地参与集体文化。因而一种整合的教育计划仍是MIT本科教育的原则。在MIT，“越少是越多”指导着本科生课程的设置，给予学生基础知识以帮助他们进行终身的自我教育。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有限的基本概念与专业主题比掌握一堆事实更有助于培养未来的专家。尽管内、外部的压力要求MIT拓宽课程，但MIT仍强调基本原理，不增加课程量。与此同时，MIT对整体课程也不断地进行评定和修改，而不是仅仅增加需要的零散饭。

　　MIT作为一所新型大学于1865年建立时就既重视基础理论知识又强调实际的操作能力。首任院长罗杰斯认为，学生应当从实在的数据中了解具体的结论。“通过实验进行教学”是罗杰斯的教育信条。他强调积极主动的学习，让学生寻找新的信息，因而把个人的经验转化成知识。MIT强调利用实验室、工厂和计算机资源进行教学，让本科生从事研究活动。MIT是第一所制定"大学生研究计划"的大学。1957年，发明偏振片照相机的埃德温·H·兰德在MIT的讲座―《伟大之产生》对MIT的教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标准的大学考试和评分制度只能压抑学生成为伟大人物的潜力，学生不应被看作是不成熟的孩子，应被教授们当作年轻的同事，并应及时给他们以从事独立的、有激励性的科研的机会。为此，几年后他专门设立了一项给MIT使用的托管基金，用来从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工作。因而1969年MIT制定了“大学生研究机会计划（UROP）”，它给本科生提供广阔的、开放的、作为教师的初级同事参与研究的工作。它是以研究为基础的本科生同教师进行智力协作的计划。UROP现在仍是全美大学中最大和最广泛的计划，没有其他哪所大学在这方面能与之比肩。

　　企业家是美国经济改革的驱动力，他们把新的思想、方法和先进的技术介绍给商界和市场，并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企业家的精神在MIT随处可见。即使学生对商界很少感兴趣，MIT的企业家式的精神却鼓励学生进行有创造性的努力以产生新的制度和解决方法。学生为了求知而进行研究同应用知识使之服务于社会的观念相配合导致了从实验室产生的大部分成果都能应用于现实世界。如果把MIT的研究生和教师建立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公司创造的总收入将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第24大经济强国。MIT的校友、教师和学生在美国上千个公司的创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公司位于马萨诸塞州、硅谷、美国各地和世界上的其它国家。许多公司在生物工艺学、防御工事、半导体、微电子、高级计算机和投机资本等方面已成为新兴工业的基石。为了维持和扩展校园企业家式的传统，MIT企业家中心对来自于学院的所有分院、系和校园社团群体的广泛的和处于增长中的企业家式的活动、项目和资源系列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企业家中心设计和实行新的对企业家未来的实践作铺垫的教育和研究计划。同时，校园内还有许多竞赛和奖学金鼓励学生去从事科学、技术和企业家的职业，激励学生成为有创造性的个体。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的学生，造就一批有批判性的、对做任何事都追求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也是 MIT的使命和所追求的目标。正规学习与非正规教育的结合有力地促进了MIT对这一使命的完成，为MIT赢得了声誉。21世纪高素质的学生要具备三个基本特性：判断力、知识和智慧。具备和发展良好的批判能力和理性推理能力，不但可以深入了解各种科学方法，而且能获得、评价和使用信息，从而提出和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发展良好的判断力，可以形成适应巨大变革的灵活性和自信心，批判性地思考道德和伦理问题，有效地与他人交流，更好地与他人共事。在某一领域不但要有广博的基础知识，而且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才能把这种知识同社会的重大问题相互联系起来，对科技与社会间的互动有充分认识。所有这些也反映了MIT以实用知识为基础的教育价值观。与技术定向和知识定向的教育相区别，有结构的教育和无结构或非正规的教育的结合使MIT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素质全面的学生，为MIT赢得了广泛而良好的声誉。研究、学术和集体生活一体化、学生相互间的合作以及同教师的互动成为MIT的一个显著特征。

　　MIT制定了未来的发展战略：

• 吸引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给他们提供有刺激性的和有效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 致力于研究基础科学，但应在把研究、学习和行动整合成一体的新模式中处于领先地位。

• 致力于学术、探究和批判精神，并擅长把工业、政府和学术界联合起来，共同探索、解决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

• 继续保证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强大计划。

• 致力于扩大技术上和管理上的能力，但要考虑到道德和伦理问题。

• 把服务于国家作为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但要认识到这需要全球性的参与、合作与竞争。

• 开拓新的财政来源，增加公民、联邦政府和商业界对科学、技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理解与支持，吸引私人投资的增加。

　　1940－1950年间，保罗·萨缪尔逊应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并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模式。为了表彰这一成就，萨缪尔逊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荣获此项珠荣的第一个美国人；

　　1950年，佛朗哥·莫地利安尼提出了关系储备的“生命圈”理论和法人财政理论，这两项都是评判现代财政实践的基础。1985年，莫地利安尼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0年，塞尔维多·洛利亚继1940年发现了传染病毒的突变之后，在生命遗传方面又作出了领先的工作，因此于1969年与人合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61年，罗伯特·索劳提出了第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型。他估计了技术进步对增长所具有的绝对意义的贡献，对国家制订刺激新技术的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而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67年，史帝文·温伯格提出了一种弱力和电磁力组合的基本理论，并因此获得了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0年，戴维·巴尔的摩发现了反向转录酶，这是一种从核糖核酸制务脱氧核酸（DNA）起催化作用的酶。这一发现，对生物学家研究某些病毒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技术。巴尔的摩因此于1975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1974年，塞缪尔C.C.J.即丁肇中、乌里奇·贝克尔和陈明，发现了“J”质子，这指出了自然界诱变夸克的构建基元。为此，丁肇中荣获了197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1979年，即获奖之后，丁氏等又发现了“粘胶”夸克于基本粒子之上的一种“胶体”；

　　1984－1985年，苏苏穆·唐纳格瓦描述了基因的结构和排列，1987年，他由于领先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研究成果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