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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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制衡是指控制权由几个大股东分享，通过内部牵制，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的决策，达到大股东相互监督的股权安排模式，既能保留股权相对集中的优势，又能有效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害。

　　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外部股东相对于控股股东的势力就越强，相应地外部股东监督的动机和能力也就越强，控股股东侵害的能力越弱，从而股权制衡对维护企业价值的积极作用的效果就越好。可以认为，在合理限度内公司价值会随着股权制衡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但是股权制衡程度的盲目增大，反而会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股权制衡度过高，大股东之间更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甚至权力争斗，导致公司决策效率损失，公司价值下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股权制衡的程度过高，意味着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比重下降，导致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激励不足，降低其勤勉尽职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形成经理层对上市公司的超强控制，产生更大的代理矛盾，增加代理成本，最终导致上市公司价值的下降。

　　近年来，股权制衡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机制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孙永祥、黄祖辉(1999)研究发现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制衡型股权结构，总体上最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施东晖(2000)也指出在存在1-3名大股东的公司中，由于出现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的股东，第一大股东的行为受到制衡，股东利益和盈利目标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黄渝祥、李军等(200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确实能起到限制可能存在的掠夺行为，进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陈信元和汪辉(2004)通过分类比较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公司的 Tobin’s Q值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联盟公司和一般公司。以上研究均肯定了股权制衡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朱红军和汪辉(2004)以宏智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发现“相近持股比”式的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也并不比“一股独大”更有效率。赵景文和于增彪(2005)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公司的经营业绩差于同行业、总资产规模相近的一股独大公司。徐莉萍、辛宇和陈工孟(2006)的实证结果也表明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

　　综上所述，国内现有的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股权制衡既可能导致有利的后果，也可能导致不利的经济后果，这种不利经济后果可能是股权制衡程度过高所致。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股权制衡度，既能有效发挥股权制衡的积极作用，又能避免不利的经济后果呢?由于股权制衡的经济后果最终是通过公司的价值或者业绩体现出来，所以本文选取股权制衡度与公司价值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为我国上市公司构建合理的股权制衡结构提供依据。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股权制衡程度与公司价值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以 2002～2004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建议。

　　关于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孙永祥、黄祖辉提出与股权高度集中和股权高度分散相结合的结构相比，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最有利于公司经营激励、收购兼并、代理权竞争、监督机制作用的发挥，也就是说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励以宁提出比“一股独大”更好的股权结构是“多股制衡”，认为有几个持股相对较多的大股东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企业的长远目标。丁成通过研究2001年度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受谴责”情况和股权结构数据，得出结论：未受谴责类公司相比较受谴责类公司，其股权结构更加趋于多元化和分散化，股权制衡的程度相对较高，公司治理也相对较规范。也就是说，治理差的公司没有相对较好的股权制衡结构，而较好的公司治理则有相对较好的股权制衡结构，其理由是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能够使各利益方的意志都得到充分的体现。黄渝祥等在定义了股权制衡度的基础上，认为股权集中条件下的股权制衡，是抑制大股东掠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重要方式，也是短期内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各大股东有能力、也有动力从内部根本上抑制大股东的掠夺，形成互相监督态势，是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认为股权制衡度在2.13～3.09之间的情况下，股权制衡的效果最好。朱武祥、宋勇一直坚持股权结构无关的观点，但是在国家对策和对策研究层面上则推崇股权制衡。陈信元、汪辉通过建立模型、检验模型得出结论：股权制衡公司的公司价值显著高于联盟型公司和其他公司，股权制衡可以提高公司价值。白重恩等认为股权制衡对公司价值有正向影响。王永海、毛洪安研究认为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并且有其他大股东存在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价值。

　　以上都是认为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但也存在有不同的研究结论。朱红军、汪辉通过对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分析认为在这样的股权结构下，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更大，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这种股权结构并不比一股独大更有效率。赵景文、于增彪经过检验认为，股权制衡公司的经营业绩显著差于同行业、总资产规模最接近的“一股独大”公司，因此，“一股独大”并非坏事，用“股权制衡” 替代“一股独大”以改善“一股独大”公司经营业绩的思路并不一定有效。徐莉萍、辛宇、陈工孟指出不同性质的外部大股东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明显不同：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外资外部大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正面影响；而金融机构作为外部大股东对公司经营绩效却有负面影响。

　　可以看出，对于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能否提高公司价值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差异呢?通过比较发现，不同学者的研究在公司价值的计量指标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总的看来主要有两类计量指标：第一类是tobinQ值和市净率反映的公司价值计量指标，还有一类就是ROE、ROA、 CROA等会计业绩指标。到底什么样的计量指标更能反映我国的企业价值的计量呢?陈信元、汪辉采用tobinQ值和市净率反映的公司价值计量指标，文章认为净资产收益率是会计指标，其大小往往会受到公司经理层盈余管理的影响，所以不能准确地计量公司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相反，赵景文、于增彪则倾向于用会计业绩指标，理由是tobinQ值和市净率难于反映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因为如何计算中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的市场价值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没有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的通常做法；我国股市尚未成熟，存在过度投机的特征，流通股的市场价值波动大，还有，我国股市是否达到弱市有效还是一个尚无一致结论的问题。文章还认为会计业绩指标能相对较好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价值，因为虽然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甚至会计造假行为，但ROA和CROA的操纵程度相对于ROE 较低；而且研究可以通过较大的样本量和较长的研究时间区间来减少ROA和CROA的被操纵程度。此外，还有学者采用其他的计量指标，徐莉萍、辛宇、陈工孟采用IAPO(经营绩效指数)衡量公司的经营绩效指标，所谓的经营绩效指数是在ROA、CFOA(资产现金流量回报率)、ROS、AT、CGS、EXP、 GRO、SEMP、AEMP等九项常用的经营绩效指标加权计算的基础上得出的。

　　合理股权制衡的构建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已经上市的大部分“一股独大”公司，应当在保持第一大股东控股地位的基础上，引导第一大股东降低持股比例，或者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其他相对持股较多的大股东，从而形成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多个大股东制衡的股权结构。同时对少数制衡度偏高的股权分散型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保证第一大股东的控股地位；二是对拟上市的公司，应从上市前的重组改制入手，努力创造条件，使改制后的公司形成多个大股东有效制衡的股权结构。

　　在分析股权制衡对代理成本影响之前，我们引进“代理状态”这一概念，它以代理人是否由控股股东(包括相对控股股东)派出为依据，大致可以划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弱式代理状态，即代理人来自控股股东内部；第二种是半强式代理状态，它是指代理人由控股股东间接派出，代理人与控股股东之间存在某种“亲密”关系；第三种是强式代理状态，代理人不是由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派出，而是通过经理人市场等竞争机制作用后的结果。显然，代理状态是决定代理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而决定代理状态的又是体现股东间制衡作用的股权制衡度。股权制衡度主要是反映企业前几大股东间的制衡关系，它是指由少数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通过内部牵制，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企业的决策，达到互相监督和抑制掠夺的效果。在股权制衡度较低的股权结构中，企业一般处于弱式代理状态，大股东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几乎不受任何股东的干预，因此监督比较有效，代理成本也较低，但随着股权制衡度的逐渐提高，其它大股东逐渐开始对大股东行为进行干预，弱式代理状态逐渐向半强式状态转化，为协调大股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必须付出代价，在股东能力一定的前提下，他们在经理人员监督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会相对减少，导致代理成本提高。当企业的股权制衡度较高时，大股东在决策权上会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形，代理状态也转变为强式状态，这种股权结构对于抑制大股东对其他股东的掠夺的确具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忽视了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在这种股权结构下更容易形成经理人员的超强控制，引起代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因此，我们提出假设：股权制衡度与代理成本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