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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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解组（Social Disintegration）

　　社会解组是社会学对社会问魔的理论研究的观点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系统的某些部分的功能丧失了效用，或各部分之间脱了节，于是社会便出现了结构性的无序或棍乱但是社会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社会体系。这种社会状态即称之为社会解组。

　　社会解组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移民潮。1840年，芝加哥并不显眼，人口不到5000人。但到1890年，芝加哥已发展为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大都市，成为全美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城市，到1930年人口达到了惊人的337万人。为什么移民大量涌入芝加哥?邓蜀生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即经济上找活路，政治上找出路，宗教上找归路。移民加剧了美国的社会矛盾，如何使移民“美国化”成为当局者主要的思考点。美国第六任总统昆

　　西·亚当斯发表过一次惊人的演讲:“移民必须放弃欧洲人的皮，不要再去恢复它。必须着眼于后代，而不要再去回顾他们的祖先。”其次，工业化引发的社会冲突迫使学术理论必须服务于实践。当时，工业化浪潮席卷芝加哥，由此引发的冲突接踵而至，其中最激烈的冲突是1886年的“草市骚乱”和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

　　移民与工业化使当时的芝加哥社会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林肯·斯蒂芬(Lincoln Steffens)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描述如下:“无处不在的暴力、深不见底的肮脏;喧哗，无法无天，毫无爱心，气味恶臭;发育过度的乡村傻子，不计其数的城市恶棍;犯罪行径随处可见;商业欺诈厚颜无耻;毫无思想的社会伤痕累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892年芝加哥大学诞生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家深信“只有清晰地理解社会现实，才能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提供准确的方向”。芝加哥成为社会学开展城市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1918年至1920年，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合作出版了5卷本《波兰农民》，首次提出了“社会解组”概念，该理论致力于解释在某种社会情势下社会准则是如何失去效力的。托马斯的社会解组理论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实用主义哲学，具体而言就是杜威的经验主义，帕克把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的思想来自于杜威;其二是迪尔凯姆的社会病理学思想，托马斯的社会解组理论是对迪尔凯姆的“社会结构分裂与整合”思想的拓展。

　　托马斯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通常更多地依赖于成员自发形成的组织，而非各种正式的规章制度。如果维系移民道德生活的面对面关系突然解体，那么移民就会陷入道德解组的境地。波兰移民之所以出现“野性”行为，在于“个人不再根据原先的群体规则来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托马斯社会解组的核心思想是:迥异的城市环境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力量，瓦解着移民源自“母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联系与社会规范，正是首属群体组织的解体导致了各类违法、犯罪等越轨行为出现。

　　《波兰农民》是“美国经验社会学第一部伟大经典”，该书把个人生活史和私人信件(托马斯收集100万封私人信件)作为研究材料，确立了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新进路。尽管该理论提出了“社会解组→社会控制减弱”的思想，但至于社会解组本质上是什么，有哪些具体表现特征等问题并没有予以明确回答。简言之，当时的思想还比较粗糙，并没有构成一种理论体系，更不能直接用于检验某类犯罪现象，只能看作是社会解组理论的雏形。

　　社会解组的表现形式一般有三种：

　　一是失范。处于解组时期的社会，旧有的社会规范失却，而新的社会规范又处在孕育和形成过程当中，没有一个现成的社会规则和规范来指导人们应该如何行动。著名社会学家歇顿曾在194咖羊出版的《社会结构和失范》一书中指出，人类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间不平衡和不协调是社会解组的主要因素。社会学大师杜尔克姆在他的代表作《自杀论》中说，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各人觉得失去了改造社会、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的能力，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健而产生极大的恐慌和困感，因此就产生了“动乱型”的自杀。这可以说是对失范的极好解释了。

　　二是文化冲突。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建立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精神财富的总和。由于文化具有变异性的特点，它要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文化在其发展程度和内容上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同一种制度也可能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差异而产生不二致。又由于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或多或少总要被后人保留起来。而且，即使是生活在同一社会、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对传统文化和变异文化的价值判断都可能不一样，这样就导致产生了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形成文化冲突。

　　三是价值崩溃。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傅拉氏的解释，所谓价值，“系指一特定社区的标准、理想和信仰”。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社会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完全紊乱，人们各行其事，难以统一。

　　社会解组理论的演进展现出一个前后相继、薪火相传的脉络，但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其一，研究的关注点不同。

　　在托马斯时期，社会解组理论聚焦于移民，关注移民在新环境中的适应问题。而在帕克与伯吉斯为代表的繁荣时期，社会解组理论开始关注社会越轨，如青少年犯罪，不仅研究某一类行为特点，而且总结行为特点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城市生态学和犯罪生态学理论。城市生态学的核心“同心圆理论”主张城市是一个超生物，是“共生体系”(symbiosis)，处理的是“生物人”的问题。到该理论的中后期，理论家则开始关注道德体系，即“共识体系”(consensus)，涉及“道德人”层面，如集体效能，由此可见社会解组理论从关注点上有所拓展与衍生。

　　其二，研究方法的变化。

　　早期的社会解组理论家主要通过对私人信件以及个人生活史资料进行研究，多以质性或描述为研究手段。到社会解组理论的繁荣时期，理论家突出地表现出两种研究方法。一是回归分析。如1929年克利福德·肖与乔鲍福、麦肯齐共同出版了《违法区域》，作者利用回归分析方法，把城市生态学的方法与数据处理结合起来，使研究的科学性得到提升。二是社会区域分析，测量社会解组的中介变量。帕克和伯吉斯把社会区域划定了三个指标，分别是:(1)社会等级指标，通过对职业和教育的分析获得;(2)都市化指标，来自妇女与儿童的比例和独家住宅的比例;(3)隔离指标，来自对人口构成、种族群体隔离的测量。克利福德·肖和麦肯齐使用了社区现状、经济条件、人口构成这三种结构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到了社会解组理论的后发展期，理论家们多采用了模型研究，涉及现代统计学、数学方程式、曲线图、图表和地图等。值得一提的是，从帕克和伯吉斯开始，对社会解组理论的研究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且在理论基础上研制预防犯罪的措施，正如罗杰斯所言“芝加哥学派试图通过研究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而对之进行改造”，可以说，社会解组理论是一个丰富现代犯罪学的金矿。

　　其三，研究的伦理价值发生改变。

　　社会解组理论肇始于托马斯对移民“美国化”的研究，帕克也多次提到如何提升移民融入、忠诚于美国社会。早期的理论家认为，“美国化”是文明之路、先进之旅，是“边际人”摆脱愚昧的唯一途径。可见早期的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不可避免地具有种族歧视的态度，正如奥尔波特断言:“黄色人种的智力低于白种人。”到社会解组理论的中后期，理论家改变了过去高高在上的视角。如克利福德·肖认为，“违法行为受个体生活环境和自身人格个性的影响，研究者要站在社会情境的立场上研究犯罪者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并认为，“‘实证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概念或口号，而是一种溶解在日常习惯和行为中的态度和偏好”。在此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学也被从“扶手椅”中解放出来。学者通常与“异常分子”共同居住，亲自体验他们的生活，收集数据，分析越轨原因，并提出对社会底层人群给予更多的温暖，这一改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