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工作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狗屁工作也叫毫无意义的工作、无意义工作（Bullshit Jobs、pointless/meaningless jobs）
目录 |
已故去的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大卫·格雷伯）早在2013年就发布了一篇文章《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结果引起了大量的共鸣，上百名读者给他发邮件讲述自己的经历，最后《Bullshit Jobs》（中文译名：《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出版了。
在这篇文章里，Graeber提出了疑问：为什么科技发展了，凯恩斯也预言了，然而我们并不能一天只工作几个小时，反而工作时长越来越长？
他给的答案很简单：狗屁工作越来越多。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于是他们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判断是否属于狗屁工作，主要依赖一项工作的市场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而这社会价值的高低主要来自工作者本身的主观判断。“如果某类工作的大部分从业者暗自觉得这份工作毫无社会价值，那我们就应当相信，事实正是如此。”
——砍掉这个岗位，世界不会有任何看得见的变化，甚至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好。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确信自己的这份工作毫无意义，甚至觉得这工作根本不该存在。
——狗屁工作不仅无益甚至有害，往往还包含不同程度的欺骗和捏造。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必须假装这份工作有充分存在理由。狗屁工作的一大特性是“不诚实”。
大卫·格雷伯将这些“狗屁工作”分为五类，分别是：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随从”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让这个人看起来很重要或者让这个人感到自己很重要。
格雷伯回忆，在马达加斯加高地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注意到，在每一座知名贵族的坟墓边上，都会有两三座朴素简单的奴隶坟墓。
这种操作用意非常明确：贵族有权对人呼来喝去，哪怕是死了，都得拉几个下人一起死，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贵族。
在公司环境中，也有一套类似的逻辑运行着。因为每当领导下达命令的时候，只有起码传递三层的公司才能让人另眼相看，因此才会出现诸如身着制服的电梯操作员、公司前台的接待员、高管秘书等岗位。
要不然，这家公司就不够正经，充其量就是个嬉皮士团伙。
“打手”说的是那些有一定进攻性，但存在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有人花钱让其存在的岗位。
大部分游说者、公关专员、电话推销员和企业律师就符合这类情况。和真正的打手一样，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几乎在所有案例中，此类工作的从事者之所以厌恶自己的工作，都不仅仅因为他们觉得这份工作缺乏积极价值，还因为这份工作在他们眼中，从本质上来讲，具有操纵性和攻击性。
《毫无意义的工作》提到了呼叫中心员工的例子。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狗屁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环境，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涉及哄骗和胁迫。他们每天都在连哄带骗带人入坑，而非真正为客户考虑。
“拼接修补者”的岗位完全是为了应对组织的某个故障或缺陷而存在的。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些成天跟在能力不足、行事马虎的上司屁股后面，一直忙着收拾烂摊子的下属。
当系统设计得足够愚蠢，愚蠢到完全可以预见最终的失败时，组织想到的办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解决问题，而是在失败达成、损失造成后，再去雇用全职员工来处理这些损失。
就好像发现房顶漏水后，房主觉得找专业人士修理屋顶太麻烦了，于是就在漏水处下方放了个水桶，然后雇人全职来照看这个水桶，定期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不用说就知道，几乎所有拼接修补者都知道他们从事的是狗屁工作，并且往往对此心生愤怒。
“打钩者”指的是那些被雇用来掩盖某个组织不作为的员工。这类工作者存在的全部意义或者绝大部分意义就在于，雇用他们的组织可以对外声称，他们正在做某件他们其实没有做的事情。
正如封建领主随从大军中，有人专门负责骑马比武前的马匹盔甲擦拭工作或庆典前领主的胡子打理工作，今时今日，公司高管的下属团队中，也有专人负责他们的演讲PPT 和报告中的地图、漫画、照片与插图。
这些报告的命运大都类似于歌舞伎舞台上那些道具和服饰，没人会真的仔细看。
但野心勃勃的公司管理层对此毫不在意，他们兴高采烈地花着公司大把大把的钱养着这些专职人员，只不过为了说上一句：“是的，我们委派了专人负责撰写这项事务的报告呢！”
“分派者”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给他人派活儿。如果分派者认为自己的介入其实毫无意义，哪怕没有他们的介入，下面的员工依然可以把活儿干好，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从事的是狗屁工作。
这类分派者正好和前面说的随从相反：后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下级，前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上级。
第一类分派者只是没用，第二类分派者则直接有害。
第二类分派者的主要工作便是制造狗屁工作给他人，监督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还要招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些狗屁工作。此类分派者可以被称作“狗屁工作生成器”。
第二类分派者除了分派工作，或许还有其他工作，但如果他们全部或者大部分工作内容是生产狗屁工作然后分派，那么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被归到狗屁工作中。
现实工作中，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能肯定某个岗位是狗屁工作，但还是没办法精确地将其定位到五大类狗屁工作中的一类，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复合型狗屁工作”。
例如，有些公司为了改善非人性化的工作环境，会招聘一些人员来专门负责人性化工作。
有时候，这些人全部的职业生涯都围绕着化装舞会和无聊小游戏展开，来给办公环境增添所谓的友爱融洽气氛。而这种气氛很可能根本不受待见，身处其中的办公室员工不堪其扰。
最后，还有一类工作很难归类。这类工作本质上绝非狗屁工作，可它们最终服务于狗屁工作，这就是“次级狗屁工作”。
比如，狗屁公司的清洁工、保安、维修人员和其他各种后勤人员。
Graeber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现代工作中的雇佣制与过去的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以往，奴隶主可以控制奴隶的时间、身体甚至意志。在某些现代工作环境中也是如此。你并不属于你自己，你用以换取财富的，是你的时间、精力、身体、甚至想法，而这些都要受到雇佣你的人的剥削。
这就是管理封建主义。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一个拥有闲暇的高产的员工，并不受欢迎。
似乎人人都有这种体验，闲下来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这并不是一种胡思乱想，那些鼓吹“闲下来就废了”“让自己忙起来忘掉一切烦恼是正途”——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思考，才是真正的反人类。
《美丽新世界》里的soma，就是这种充满了精神掠夺性的药。吃过药的人，只庸庸碌碌沉浸于目前的秩序中，不懂得辨析，更不懂得反抗。
延伸来说，职场pua或者洗脑，也可以看作是“奴隶制”想法的变形。
要知道，吃苦耐劳并不是天生就有的美德，毕竟在西方，这种传教士精神，是随着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形成才逐渐产生的。
这词语在我国，也并不排除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官话。自古家天下的统治，也注定只有吃苦耐劳的人，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
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如果世界上37% 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而剩下63% 的工作中又有37% 服务于狗屁工作，那么经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从广义上讲，略微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把上面这些全部去掉，再减去那些正在狗屁化的有用岗位（办公室工作中起码有50% 的工作正在遭遇狗屁化），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所有人都过于忙碌而存在的职业（比如狗狗洗澡师等）。
《毫无意义的工作》认为，每周人均实际工作时间或许真的就能减到15 小时，甚至12 小时。减完后，对我们真正的生活毫无影响。
格雷伯所说的“无意义”状况，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脱离了人类社会真实需要、人为叠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
对于个人而言，“狗屁工作”纯属“精神暴力”。
狗屁工作的核心就是虚伪和无目标感。在知道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同时，等级制度的工作环境更是日益让人难以忍受，上班族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苦难都直接来源于此。
格雷伯在书里援引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期间提出的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狗屁工作”也毫无益处。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
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不断增大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状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
在什么样的年代会产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诺思指出，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分配性努力却风生水起，人们自然不愿再将时间投入生产性努力，纷纷奔向分配性努力。
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的激情，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失去增长的原动力，从而必然陷入停滞。
日本传说中有个妖怪叫“忙”，人只要被它附体，就会一刻不停地忙碌，忙得莫名其妙。悲情的是，很多忙都是在“分配性努力”中失去生命的原创性。
1987 年大热的美国电影《华尔街》有个熠熠发光的主题：“金钱永不眠。”整个世界在大资本的驱动下，青年人的生活陷入“996”的磨盘中，沉重不堪。
纽约大学教授阿纳特·利希纳说得很形象，长期过度的加班文化是一种迷幻：
我们美化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呼吸、睡觉，醒来后整天工作，然后睡觉，不断重复，无休无止。
格雷伯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库尔特是德国军方的一家做信息技术的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后勤的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负责人事管理分包公司的雇员。他的工作内容如下：
某天，士兵A要换工位，他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拿起计算机直接搬去5米开外的办公室，而是要先填一份表格。
做信息技术的分包公司收到了这份表格，审阅批准之后，在将表格转给了做后勤的下一级后勤分包公司。
后勤公司批准了这次工位调整，然后向库尔特所在的人事分包公司发出请求。于是公司将工单派给了离营房500公里开外的库尔特。
库尔特到达之后，先填一份表格，取下士兵A 原来工位上的计算机，封进箱子，再让后勤公司来的搬运工把箱子搬到士兵A 的新工位。最后，库尔特拆封箱子，再填一份表格，把计算机拿出来安好，让对接人一一签字——齐活儿！
本来士兵A 扛着计算机走5 米路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另外两个人合计开6~10 小时车、填大约15 页纸质表格，并花掉纳税人整整400 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