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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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人”假设（People assume that tool）

　　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工具人假设”便作为一种管理学对人的基本看法而盛行。彼时资本主义生产力还不发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冲突尖锐。在这套理论中，资本家将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作为管理对象的人像工具一样去执行指定动作。

　　这种观点将作为管理者的人和作为被管理者的人完全对立起来。前者是主动的、起支配作用的,后者是被动的、是按照管理者的指令操作以实现管理目的的生产工具。

　　作为西方最早的人性假设理论，“工具人”假设产生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实践中。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不高，管理模式相对简单，因此“工具人”假设关注的是人的“物性”，即把人当作工具来看，认为人在生产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机械没有多大的区别。 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作为管理对象的人像机械一样地去动作。对劳动者支付报酬就像给机器加油、给牲畜加草添料一样，使被管理者成了被动的生产工具。“工具人”假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作为管理者的人和作为被管理者的人完全对立起来，其实质在于取消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的人格，不顾劳动者生存以外的需要，认为他们的存在和作用，只在于成为管理者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对劳动者实施皮鞭加大棒式的管理。

　　“工具人”假设产生于管理学尚未正式形成的时期。“工具人”假设认为，人在生产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和机械的作用没有多大区别。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作为管理对象的人像机械一样地去动作。对劳动者支付报酬就像给机器加油、给牲畜加草添料一样，使被管理者成了被动的生产工具。“工具人”假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作为管理者的人和作为被管理者的人完全对立起来，其实质在于取消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的人格，不顾劳动者生存以外的需要，认为他们的存在和作用，只在于成为管理者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对劳动者实施皮鞭加大棒式的管理。

　　“工具人”假设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人性观虽然落后甚至还带有野蛮性，但它却被许多管理者奉行过。尤其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管理者往往会把工人视为会做活的血肉机器，付给的报酬仅够工人维持机体生存，而不管工人的精神需要及其他的社会需要。目前，“工具人”假设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一些落后工厂里也还有一定市场。

　　“工具人”假设这种人性观使管理者的利己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张扬，而被管理者的利己性却被遏制，其正当利益也被剥夺与侵犯，原因是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社会尚不具有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机制与能力。只有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种状况才会逐渐变化。

　　1.基于“工具人”的认识而采取的单纯靠强制性监督或物质利诱等传统的管理方式处境日益尴尬, 它们难以有效地调动和激发员工的工作主动性, 正逐步被文化引导、价值认同等新的管理方式取代。

　　2.过去, 认为人是“工具人”的企业只需要员工“尽力”, 即一个员工只要能够按要求完成任务, 就是一个好的员工。但是随着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 企业要求员工不仅能够接受和执行命令, 而且还能够创造性地工作, 这时更多的是需要员工“尽心”。可以说,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要求, 带来的结果也是天壤之别。

　　3.以“工具人”理念为指导, 企业可以命令它的员工每周工作五天, 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却不能命令任何员工为工作尽职尽责、为企业尽心尽智。如果希望员工能完全地——是说百分之五百, 而不是百分之五—— 发挥自己的潜能, 那就必须彻底地改变已有的对待员工的方法。必须相信员工才是公司最有价值的财产, 他们有能力获得巨大的成就。

　　在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初期，作为管理者的资本家把作为被管理者的雇佣工人看作活的机器或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管理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可以通过暴力、强制手段，如皮鞭惩罚、饥饿惩罚来使被管理者像机器一样去动作，而完全可以不顾被管理者的要求。资本主义初期，工厂规模较小，工人往往在管理者的监视之内，管理依靠人治就能实现。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将早期的管理经验总结成许多有效的管理原则加以运用，即为经验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推动社会缓慢向前发展，但也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形成严重对立，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完全压抑，导致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低下。这一阶段，管理缺乏普遍性、严密性、系统性和理论性，只是对管理实践的初步总结和对管理经验的简单积累，还称不上一门系统的科学。^[3]

　　近代，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阐述了分工理论和利己主义的人性观，对后来西方管理理论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查尔斯·巴贝奇进一步发展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固定工资加利润分享的分配制度，为现代劳动工资制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强调管理者的作用，否定被管理者的作用。不管是从经济、政治环境还是组织的实际需要看，管理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完全可以不顾被管理者的要求，而只是将其视为达到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前泰勒时代所遵循的人性假设：“工具人”。基于“工具人”假设之上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并推动社会缓慢向前发展。但“工具人”假设的实质在于取消了管理对象的“人”的资格，认为他们并不具备人的本性，只是管理者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这种假设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合理性。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以及这种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的负反馈，要求人们提出新的人性假设以形成新的更符合实际的管理模式。^[4]

　　“工具人”在2020年成为网络热词，多少有点突兀。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工具人假设”便作为一种管理学对人的基本看法而盛行。彼时资本主义生产力还不发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冲突尖锐。在这套理论中，资本家将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使作为管理对象的人像工具一样去执行指定动作。

　　不同于“工具人假设”的生产力语境，2020年的“工具人”，最先流行于情感领域。在男女方交往中，一方对他人任劳任怨地满足，随叫随到地付出，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或平等对待，仅仅被对方当工具使唤，这就是“工具人”。

　　语词的流行，有时不是语词内涵多么创新，而是它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内心。

　　“工具人”是人被当成了达成某种事情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与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好相反。工作系统里休息时间以秒计算的银行客服，手机APP里送达时间分秒必争的外卖小哥，公司里熟练运用鱼鳞状贴票法的秘书……现如今，我们会在各种场景里陷入“工具人”的困境，作为人本身的心理需求则很少被考虑。

　　然而，除了“把人当成手段”的这种理解，在迈向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社会，“工具人”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受到人工智能威胁的职场人”。

　　1997年5月11日，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和IBM的“深蓝”计算机对弈，最终棋王以1胜2负3平输给“深蓝”，这场人机大战的结果震惊世界。后来，卡斯帕罗夫在一个访谈中，把自己称为“第一个受到机器威胁的知识型工人”。他说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百分之四的工作需要人的创造力，其他的工作可称之为“僵尸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工具人”，一方面是不顾及人本关怀和需求交流；另一方面是某些工作本身就不具备创造性，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极可能被机器所替代。相比前者，后者或许更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