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股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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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是指持有已发行股份的一定比例以上的股东才能行使的权利。行使少数股东权的股东既可是自己持股数达到一定比例的股东，也可是其所持股份合并达到一定比例的数名股东。

　　根据国际公司立法通例，股东大会一般授权董事会召集，但允许少数股东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所谓条件，通常是指召集股东大会的法定股东人数，即召集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占股本总额的比例。从境外立法的规定来看，意大利、比利时为20％，美国《示范公司法》、英国、法国、瑞士、中国香港地区均为10％，德国、奥地利为5％，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为3％。少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立法还要求召集会议的少数股东需连续持有公司股票至少一段期限，如日本规定为6个月，中国台湾地区规定为1年。

　　法律之所以赋予少数股东以股东大会召集权，主要是为了防止大股东和董事不经召集股东大会就擅自决定关系到少数股东及公司利益的重大事宜，同时也为小股东提供召集和参加股东大会的平等权利。正如英国的一则判例所指出：“在召开会议是股东进行干预的惟一办法的情况下，当多数股东认为董事在处理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所采取的行动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禁止股东召开公司会议将是一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中国《公司法》第104条规定，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法》的这项规定界定了召集权人的数量，而排除了对持股期限的要求。尽管有学者认为，不设置持股期限会导致不利于适用“临时请求权”，会助长股票市场中的投机之风，但我认为这一立法观念符合当今股票交易换手率频繁、短期投机日渐取代长期投资的实际情况。如果以“连续持有”少数股东权在股东大会中的行使与保护作为限制条件，那么公众股中的少数股东大多不符合这一实体条件，这样反而使少数股东的召集权失去意义。

　　《公司法》第104条的上述规定过于原则，在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因此中国证监会在1998年2月23日发布、并于2000年5月18日重新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以下简称规范意见)中对少数股东的会议召集权作了具体规定。根据《规范意见》，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总数10％以上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董事会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决定是否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召开的应当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不同意召开的，应当做出不同意召开的决定，在此情况下，提议股东可决定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履行召集股东大会的相关职责，会议费用的合理开支由公司承担。此外，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还需符合两个程序性条件：一是应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会议议程和内容完整的提案；二是该书面提案应报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单独股东权和少数股东权的划分依据是股东行使权利的方式。前者是指不论股东的持股数量多少，仅持有最低单位股份的股东也可以单独行使的权利；后者是指只有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一定比例的股东才可以行使的权利。一般认为，股东的自益权从性质上看均应属于单独股东权；而共益权由于是股东以参与公司经营为目的的权利，原则上也应属于单独股东权。但是，当某项权利容易被滥用时，将其设置为少数股东权无疑可以限制股东行使此种权利，有利于防止个别居心不良的股东滥用此种权利，对维护公司经营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防止股东滥用权利给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带来负面影响，各个国家均将股东的部分共益权规定为少数股东权。《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定事由之一是，“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同条第三款）。然而，对于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各国公司法存在差异，美国和日本等国将其规定为单独股东权，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德国、中国的公司法，将其规定为少数股东权。

　　股东代表诉讼中诉权的滥用，不仅对董事个人，而且对公司的经营及发展，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此外，某些诉讼虽不属于诉权滥用，但当通过诉讼给公司带来的利益小于因此而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时，提起该代表诉讼也可能会造成牺牲全体股东利益的结果。将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设置为少数股东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设置一定的提诉资格要件，限制代表诉讼的提起数量，从而减少滥用诉权或者不当诉讼的发生。此外，少数股东权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体现原告的代表性。这是因为，以原告身份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法律并未规定其提诉行为必须得到广大股东的推荐和授权，而在单独股东权下，更容易出现原告股东不能很好地代表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可能性。相反，即使是一名不恰当的代表者，诉讼的既判力也可以直接影响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此外，当原告股东在代表诉讼中没有适当地履行其作为代表者的职责时，本应肯定董事责任的诉讼可能产生该责任被否定的结果，最终使公司本应能够实现的权利反而因该股东的提诉行为，陷入可能无法实现的境地中.

　　虽然少数股东权在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减少不当诉讼的提起可能性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体现原告股东的代表性，但是，利用持股比例限制提诉股东的资格，必然会使股东代表诉讼的经营监督机能大打折扣。既然中国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为了强化股东的经营监督，抑制违法行为，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那么我们就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少数股东权所存在的缺陷。

　　第一，少数股东权牺牲了制度本身的利益。在现代公司中，董事会作为公司常设的业务经营机构，在各项经营活动中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但由于经营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当董事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以牺牲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为代价时，应当对该董事的责任加以严格的追究，这也是各国赋予股东一定的公司经营监督权的主要目的。在股份大众化、分散化的当今社会，将代表诉讼的提诉权规定为少数股东权，无疑等于排斥了绝大多数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提诉权，对完善公司治理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第二，少数股东权不符合股东代表诉讼的立法目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赋予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权利是为了使股东可以维护其作为股东的利益，可以以代表诉讼为手段监督公司的经营，使公司可以在健全的体制下运营。同时，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种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追究董事责任的制度，其结果也归属于公司和全体股东。当股东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董事因其违法行为而给公司带来了损失时，股东通过诉讼追究该董事责任的行为与公司的利益相吻合，是一种应该鼓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股东的持股比例作出限制，无异于扼杀小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积极性。

　　第三，少数股东权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权利滥用。应该承认，由于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成为代表诉讼的原告，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设置为单独股东权，预示着滥用提诉权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单独股东权也并非诉权滥用的直接原因，少数股东权并不能真正防止少数股东滥用该项权利。规定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必须达到法定持股比例，只是从形式上限制了部分股东提起代表诉讼，而达到上述要求的股东仍然可以基于不当目的提起诉讼。

　　第四，少数股东权并不意味着原告是最佳的代表者。少数股东权本身就与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之间存在矛盾，法律赋予少数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的共益权，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控股股东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为了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地参与公司各项决策。但少数股东权毕竟不能与代表多数股东的利益相等同，认为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设置少数股东权的限制就可以体现原告代表的公正性和适当性是一种误解。

　　如上所述，是希望更有效地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本身的作用，还是首先考虑如何消除股东滥用权利的顾虑，决定着立法者是否采用少数股东权的立法政策。由于少数股东权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少数股东利用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实现其不法目的，在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设置为少数股东权的同时，仍然要通过其他措施对诉权滥用加以预防。从提高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公司法》应尽量减少影响股东代表诉讼发挥其制度价值方面的障碍。

　　现行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必须单独或共同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以上,才可以提起追究董事等责任的诉讼。这一少数股东权的要件,极大地限制了广大中小股东积极利用代表诉讼监督公司经营的行为,对代表诉讼制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会起到阻碍作用。虽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担保提供制度作为一种滥诉防止措施,都被认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两个国家较为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担保提供制度外还存在其他多种滥诉防止措施有关。在中国,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刚刚建立,《公司法》在诉权滥用的防止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通过担保提供制度防止股东滥用诉权仍然有相当的必要。同时,与将股东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设置为少数股东权相比,采用费用担保制度还可以减少影响股东积极监督公司经营的不利因素。

　　第一,与股东的持股比例结合的模式。即允许未达到持股比例的股东,在提供一定担保的条件下享有代表诉讼的提起权。这样的结果,不仅没有完全阻断中小股东利用代表诉讼制度的可能性,而且针对持股比例较少的股东更容易滥用诉权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担保提供制度予以防止。此外,将提供担保义务与持股条件结合,可以在维持中国设置少数股东权限制的立法思路的同时,更好地实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价值。

　　第二,与股东的持股比例分离的模式。即在将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诉讼提起权由少数股东权修改为单独股东权的同时,单独制定与担保提供义务相关的规定。依照新《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当股东提起撤销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之诉时,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但是,当股东提起代表诉讼时是否适用这一规定,《公司法》并不明确,而且《公司法》对法院下达担保提供命令的要件也并未作出规定。

　　因此, 可以借鉴日本《公司法》的规定,将董事阐明股东在提起诉讼时存有“恶意”作为要求股东提供担保的要件。这里所说的“恶意”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其一,股东明知其在代表诉讼中主张的权利,缺乏事实上、法律上的依据,却仍旧提起并继续该诉讼；其二,原告提起诉讼是基于加害被告董事以及公司的目的,有通过提起刁难被告的诉讼、获得个人利益这样不当的违法企图,而且基于这样的目的和企图提起并继续该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