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两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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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两分法(Classical dicho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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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法” 有三个层次的基本涵义。
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理论的货币分析与实际分析的两分（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体系中一般价格水平平均货币价格或绝对价格与实际商品交换比率的相对价格的两分。[1]
这三个层次的两分使得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中的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将二者孤立开来。
古典两分法的基本观点是货币经济与实际经济是两分的，认为货币等名义变量与产出等实际变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当经济系统的实际变量达到均衡以后，如果所有名义变量发生相同尺度的变化，此时并不能影响经济系统所有实际变量的原有均衡状态。古典两分法是把经济分为两个互不相关部分的研究方法。认为产量是由制度，资源，技术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与货币无关；货币的供给量则决定着物价水平。
在古典的经济学研究中，对货币性质和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是一个焦点。而在这个焦点里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关于“货币中性”（货币外生）与“货币非中性”（货币内生）的争论，这些都体现在各经济学派的货币理论之中。货币中性（货币中性是指货币供给的增长将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同比例增长,对于实际产出水平没有产生影响。）与非中性问题实际上又涉及到了“两分法”，即货币领域和真实领域之间，或相对价格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对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判断，而两分法的提出对于当时认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和简化分析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古典两分法是萨伊（1827）提出的，他认为商品总是为商品所购买，货币在其中所起的是瞬间的交换媒介作用，所以又称货币中性。再后来，瓦尔拉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将实物分析推至了最高峰，而且这个一般均衡模型中并没有货币。古典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建立在两块基石上，一块是观念背景上的基石，即“对货币的价值论性质的歧视” （经济学研究假定经济体系中唯有实物或抽象的实物过程才具有真实价值, 而充当流通工具的货币则只有虚拟的名目或观念价值）。另一块是理论逻辑的基石, 它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教条之一—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1]
古典两分法在传统经济学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分析方法，其现实作用主要在于简化了分析（也许也正是这种简化，导致其分析不是总能贴近现实的），它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看成是互不影响的变量，对于分析有些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两分法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结合，成为货币学派解释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发生的一个有力的观点，尤其是在政府大量发行货币时造成的通货膨胀。对这一点的分析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方程式是十七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后来，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洛克、范德林特等都提出过这种理论。十八世纪英国的休谟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提出了货币数量论，成为这一理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嘉图也曾倾向货币数量论而背离他的劳动价值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大量的贵金属流入欧洲，导致所谓的“价格革命”，欧洲货币大量贬值）[2]。在20世纪初，古典学派的货币数量论有两种数学表达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交易方程式和余额方程式。前者又称费雪方程式（MV=PY），后者又称剑桥方程式(M=KPY)。
交易方程式最早由西蒙.纽卡姆在1885年提出，此后由欧文.费雪加以推广[3]。这种方程式的形式为
MV=PT（y）
可以对上式进行分析。由于货币是中性的，那么M的变动不会影响到Y，而V又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常数”(只有当个人或企业改变其支出模式或者是付款方式时，V才会发生变动[4])，那么M的变动就是引起P的同比例变动，因此“当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时，物价上升。”。进一步的，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将这个方程式改写为
P≡MV/Y≡(V/Y)M≡KM
在这个表达式中，古典经济学家用K替换了（V/Y），他们认为，Y取决于实体经济状况，其变化平稳而缓慢，另外，如果交易方式也是稳定的。K就会成为常数，或者保持相对稳定。如果将K看成常数，价格水平的变动就会与货币供应量成比例的变动。因而，稳定的货币供给量将会带来稳定的价格，而当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时，势必造成价格水平的上涨（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货币数量论的这种分析要以两分法为基础，即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是不相关联的。如：当政府发行了过多的货币，它对面包、汽车等实物的生产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成了货币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例如在现代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中也认为，“在长期中，V是一个不变的数值。因此，货币供给量便成为影响名义收入的决定性因素。”[5]。
古典两分法的思想对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形状也是有影响的。（向右下方倾斜或者是与横垂直）
以两分法为基础而得到的的许多理论则曾经成为许多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例如货币主义者相信货币政策只影响价格水平[6]）的理论依据。
一般的，在实证上坚持货币中性的经济学家都是坚持两分法的。
两分法的思想一直就在古典学派（萨伊与约翰.穆勒等人）分析中占据了主流。在古典经济学中坚持两分法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货币在长期(在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注重对长期的分析而忽视短期)是中性的。
两分法在新古典学派，即剑桥学派（如马歇尔与庇古）、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以及数理经济学派（如费雪）或者说是洛桑学派(瓦尔拉斯)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如弗里德曼）中也占据重要地位。理性预期学派（如卢卡斯）也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另外，这种思想芝加哥学派等学派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学派对两分法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对货币中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上，他们大多认为货币在短期非中性，而在长期是中性的。
数理经济学派的费雪费雪方程式。（见上）
剑桥学派马歇尔与庇古,他们两人完善发展了剑桥方程式（Md=KPY）， 得到了货币需求函数。他们也认为，如果货币流速（1/K）稳定，那么其内涵就和费雪方程是一样。
洛桑学派瓦尔拉斯的的一般均衡论。
货币主义学派的弗里德曼提出了新货币数量方程式（M=f(g).Py）。弗里德曼和马歇尔与庇古都认为，货币供给与需求是有明确区分的。弗里德曼还认为，观察到的经济波动大都可归因于货币管理当局引致的货币供给的变化。
理性预期学派如卢卡斯的“中性假说和非中性假说”。
古典两分法在解释现实世界时还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不仅受到了许多其他学派（如凯恩斯主义）的批评，而且坚持这种分析方法的学派（如新古典学派）把货币因素与实物经济分开的分析范式却也无法对现实经济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坎蒂隆是第一个认识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的积累理论最先对萨伊法则提出挑战。他在20世纪初提出的货币经济理论，试图将货币与实际经济结合起来。他指出，货币与信用虽然不等于实物资本，或者说不能代替实物资本，但是货币的滥用，可能破坏实物资本，导致经济混乱；相反，合理的使用可以促进实物资本的增加。因此，货币并非 “面纱”，而是经济的一个内生因素，应该建立以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相一致为中心的货币的经济理论。[7]
瑞典学派还首创了“一分法”的经济分析方法。新古典学派信从萨伊定律和旧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视为互不相干的两回事，瑞典学派则最先把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货币经济论。
维克塞尔的思想对包括凯恩斯在内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凯恩斯不仅否定了古典两分法，而且创造了自己的经济学两分法：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而且复兴了重商主义学派的总量分析法。
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通过使用Granger & Sims的因果关系检验法和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1985～2001 年间货币供给量与产出、物价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货币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的特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将影响物价的变化,短期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8]
新古典学派也不得不修正其理论。新古典理论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其货币理论，而这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是将货币排斥在实体经济之外（认为货币是中性的）的，然而在现实中货币对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作用都是那么的重大，故而瓦尔拉斯也不得不在其一般均衡理论中加人货币。
古典两分法的诞生一方面在经济学许多问题上简化了分析，如对于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成因的解释能够让大多数人信服。但另一方面这种两分法将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截然分开在分析问题时也难免会存在缺陷，实际变量与名义变量互不影响就会导致货币中性的结论，从而导致很多经济学家在分析实体经济时将货币当作外生变量而排斥在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能量分的条件是货币中性，而实证经验告诉我们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而在长期是中性的。因而对于两分法的运用我们也要注意是在长期还是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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