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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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网站:http://www.ucsb.edu/ 英文

　　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简称UCSB，又常译为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是一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芭芭拉市的公共大学，是加州大学系统十间分校之其中一间。其校园虽较近于戈勒塔市（Goleta），但行政上仍隶属于戈勒塔市东面的圣塔芭芭拉市。校园可划分为三个部分：主校园（Main Campus）、史托克校园（Storke Campus）和西校园（West Campus）。校园的三个部份围绕景岛社区（Isla Vista）。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位于洛杉矶以北120英哩、圣塔芭芭拉市Santa Barbara以北10英哩处的一个半岛上，两面环海，紧临太平洋，美丽迷人的海滩、风景十分的优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在这10年以来，为提升力最快的学府之一，时常会在各项的评比中看得到学校的名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师资也是无庸置疑的好，在过去四年，学校中有三位教授荣获诺贝尔奖物理学、化学奖的殊荣。

　　由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与卡普兰Kaplan教育机构连手推出的卡普兰Kaplan大学指南的最新之2005年度全美25间最受欢迎的大学的名单中，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是被评选为最受冲浪、滑雪爱好者欢迎的学府，因为其校园有海滩让学生冲浪，而学校附近有著名的大熊滑雪场。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最让华人津禁禁乐道的是校长为来自中国台湾的华人--杨祖佑先生，杨祖佑先生为台中一中、台大毕业生，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及美国工程院院士。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所处的城市圣塔芭芭拉市Santa Barbara，曾是西班牙在加州殖民时期的重要据点，是一个充满多元文化及文艺气息的市镇。尤其是特殊的西班牙式红瓦白屋及地中海型气候，这里的户外活动十分的刺激，最主要的是占地利之便，因此在水上活动上亦十分兴盛，如：游泳、冲浪、钓鱼、赏鲸、风帆，均是这里的热门活动。若是你怕水的话，在这里也有像是攀岩、登山、健行、骑马等活动参加。在较文静的活动，在圣塔芭芭拉市Santa Barbara也有博物馆、花园、歌剧、音乐会、演奏会及各项庆典等活动，让大家游玩，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CSB曾经在90年代初期的一项非正式的票选中，荣获全美大学生的青睐，当选《最好玩的学府》之美称。

　　1990年当田长霖教授从258名候选人脱颖而出，以第一位华人出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第七任校长时，引起世界学坛轰动。

　　1994年6月，当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工程学院前院长、航天系主任杨祖佑教授被加州大学总校长佩特森(Jack Paltason)从150位候选人中选出，担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第五任校长时，第二位华裔担任美国一流大学校长仿佛理所当然，没什么大不了，直到杨祖佑主掌下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在1998年至 2004年的短短7年间，出现了5位教授获颁诺贝尔奖殊荣的“奇迹”，全世界这才吃了一惊。杨祖佑校长是“伯乐”，能相“千里马”的能耐开始受到世界瞩目。

　　专业上，杨祖佑在工程学多个研究领域建树良多。他在有限元素分析及地震工程方面的贡献，影响深远。他目前是美国国家工程研究院及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主掌下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在1998年至2004年的短短7年间，出现了5位教授获颁诺贝尔奖。

　　近10年来，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学术成就获国际殊荣的教授有：199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沃尔特科恩（Walter Kohn）教授；2000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克雷默（Herbert Kroemer）教授和诺贝尔化学奖的黑格（Alan J.Heeger）教授；2004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和诺贝尔经济奖的芬恩基德伦（Finn Kydland）；2006年获芬兰总统千禧年科技奖的中村修二教授。

　　他们的成就，让距离洛杉矶北部160公里，原本是一所不起眼的偏僻校园，成了吸引美国科学和工程学者向往的教育胜地，憧憬着把学校办好的世界各国大学校长，纷纷前去取经。

千方百计吸引人才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杨祖佑校长（66岁）受访时说：“千方百计吸引人才，不惜代价留住人才，为教授提供上好的研究环境和团队，是让有潜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不断在校园里冒出的秘诀。”

　　他举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戴维格罗斯教授为例说：“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把格罗斯教授请来，是认定他在那个领域有很强的能力，很高的水平，并不是冲着他日后会得诺贝尔奖去的。我告诉他，我会为他营造一个更好的研究环境，为他准备一个优秀的研究团队，让他更自由地去做研究，能让他在研究领域更上一层楼。听了我的话，他就来了。他来做我们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做了7年，终于得了诺贝尔奖。当然，他如果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话，也会得奖。不过，来到我们这里，他受益于我们给他提供的一流而又和谐的研究环境和团队，而他的成就，当然也让大学得益。”

　　另一位同在2004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芬恩基德伦，也是杨祖佑从别校请来的，仅仅一年，就获奖。杨祖佑说：“基德伦做宏观经济研究，研究爱尔兰和阿根廷的国家经济政策，很有成就。为了请他，我们特别筹款，设立讲座教授，把他请过来。没有想到仅仅一年，他就获奖。”

募款建研究大楼挽留好教授

　　留住人才

　　我们有很多优秀教授，都很了解他们专业的行内人水平，他们很有眼光。教授跟我谈话、举荐时，我特别用心听，把他们的话听进去。至于不惜代价留住人才，杨祖佑提到发明固态光、势将成为现代爱迪生的中村修二教授。当日，杨祖佑也是以“提供一支优秀研究团队”的承诺，把他请来。但是，越有卓越成就的教授，越有流失的危机，为了保住他们，杨祖佑除了要不断把大学的环境改善得更好，还誓言要“不惜一切代价”。

　　2006年9月，杨祖佑陪伴中村修二教授到芬兰去领取芬兰总统颁赠的千禧年科技奖欧元100万元。中村修二教授是个很慷慨的教授，这边拿了奖，那边立刻把部分丰厚奖金，捐赠给加拿大的“点燃世界基金”去救助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晚上没有光亮的人。

　　不料，才刚回到大学，中村修二教授就告诉杨校长有另外一所大学要把他和他的整个研究团队挖过去，还要为他建一座研究大楼。杨校长听了，马上出去募款，也给中村修二教授建了一座大楼，这样才把他留下来。

　　杨校长说：“来挖角的大学，都是我们平日熟悉的友校，都是学术界的朋友。有教授来说要走，我们绝对不会说‘那你请吧’。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挽留。这样做，已经成了大学的共识。在我们大学，这些年很少教授离开。”

竭尽所能的教授就是好教授

　　谈到校内900位教授，不是每一个人都处在巅峰状态。

　　杨校长说：“教授在不同的阶段，对大学有不同贡献，只要他竭尽所能就好。有些教授在某个尖端的研究领域已经到了尽头，没有突破，他可以开始做学生的辅导工作，或者协助工业界，教导学生做应用的工作，也能做得很好。每个教授只要在不同的阶段、不同时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所长，都会得到大学支持。”

当校长第一年 和全校900位教授吃了100顿午餐

　　杨祖佑校长出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长的第一年，没有出外旅行，他把时间都拿来和教授吃中饭。这一年他和全校900位教授（一个也不漏）分别开了100顿午餐会。

　　这一年大学也开始了从加州北部到南部的“介绍讲解会”，为大学吸引了高素质的新生，报名人数从1994年的1万6000人，增加到今年的4万人。

战战兢兢当校长

　　对于要怎样治校，从来没有当大学校长经验的杨祖佑说：“当日我是战战兢兢到校的。我除了虚心向资深的学长请教，还积极和每一位教授接触。这一年，我尽量留在校园；每天中午，我都安排和8至10位教授吃饭。这样的午餐会，那年我吃了100顿。和教授午餐会的谈话纪录，收集了一大摞。教授都有要把大学变成世界级、领导级、研究型大学的心志，大家也非常关注本科生。就这样，我们有了很简单而又明确的目标，因为都是大家的意见，实行起来，特别通畅、顺利。”

　　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进行提高新生素质的工作。杨校长说：“在教授的支持下，我带着妻子崔德林和教授团队、校友和学生（每次80至100人），从加州北部到南部，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向已经被我们录取的学生做介绍讲解会。优秀的学生是很多大学争取的对象，他们虽然已经被我们录取，到时却不一定来。到他们家门口开介绍讲解会，一方面可以让家长和学生了解大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学了解家长和学生的需求。这对我们后来做大学改善工作很有帮助。”

　　他说，家长一般关注大学的教学素质、安全、图书馆设备和生活环境；学生则非常重视“平衡”。所谓“平衡”，就是要在学术方面有知识上的满足、智慧上的挑战，还要有富于意义、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杨校长说：“我们听了家长和学生的意见，除了在校园大兴土木，建造设备完善的宿舍，还加开专为大一新生开办的‘100位大师讲座’，请知名的教授为大一学生演讲，让他们在挑选就读的院系时，有大师的意见作参考；我们也为本科生提供做研究的机会。这些改进都是逐步推展的。”

当校长至今13年 坚持教书讲课、带学生做研究

　　热爱教学的杨祖佑教授，在普渡大学任教的26年里，曾获12次杰出教学奖。1994年出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长，仍然坚持每年带学生做研究，为大学本科生讲一门或两门课，从不间断。他现在经常为大三学生上结构工程学。

　　杨祖佑说：“一天无论有多忙，无论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只要进了课室3分钟，我就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重新回到当初我选择这个职业的起点。看到学生炽热的求知心，还有和他们的对话，最让我有满足感。

　　“教书的时候，我会把学生的名字记下来，经常叫他们的名字，能让学生集中精神，也有亲切感。下课后，我还会多逗留5到10分钟，和他们闲话家常，拉近距离。有时高兴起来，还会跟他们回宿舍，一起吃晚饭。教书实在给我很大的满足感；当然，校长也教书，可以让教授知道教学也是很重要。家长知道校长进课室教书，一般都是特别赞成。”

　　无论现代科技有多进步，杨校长认为教育是人与人、面对面知识交流的过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他说：

　　“在台大读书时，有一次在校园碰到一位我很仰慕的教授，他停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那个情景，我到现在还忘不了。其实，大学生活留存在我们脑海里的，是教授的风度、风范，待人处事的态度；他们所讲的课程内容，很少人会记得。”

　　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让杨校长感到收获最大的是，偶尔在机场或公共场合，突然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走上前来致谢，告诉他是受了当日他说过的哪几句话的激励，才有今天的成就。

　　杨校长说：“老实说，当日说过什么话，我已经忘记，但却永远留在学生的脑海。他们把我从前说过的话‘说还给我’，是让我最有满足感，受到最大鼓舞的。”

每四五年换领域学习 求知永不言倦

　　1940年出生在中国四川重庆的杨祖佑，排行第二，上有哥哥祖慰，下有弟弟祖保、祖怡和妹妹祖爱。

　　1945年抗战胜利，杨家迁至昆明；1949年中国大陆解放，他们一家再迁往中国台湾。随着当空军的父亲，杨祖佑的中小学生涯都在中国台湾南部度过，而且经常换学校；小学三年换了三所，中学六年换了四所。他只在上了中国台湾大学，才安定下来，四年内完成土木工程学士课程，1962年毕业。

　　杨祖佑和兄弟、妹妹都在台湾省接受大学教育，他和弟弟祖保、妹妹祖爱之后到美国深造。如今祖保是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祖爱则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工作；哥哥祖慰和弟弟祖怡则在台湾省工作。

　　谈起家庭生活，杨祖佑最怀念父亲开放式的教育。他说：“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父亲总是让我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鼓励居多。”

童年在中国台湾南部度过

　　在中国台湾南部的童年，杨祖佑记得第一年是小四，在“大湖”这个地方的一所小学上课。他说：“我是学校唯一的大陆人，很快就和同学打成一片。我们一起捡甘蔗、烤番薯，在溪里游泳……我的台语很快就讲得跟当地孩子一样流利，同学的妈妈还问我在家是不是也跟爸妈讲台语。其实不是，爸妈是江苏镇江人，我们在家都讲镇江话。”

　　到中国台湾大学读土木工程是因为当时台湾省正大兴土木，需要土木工程师；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时转读结构工程，1968年毕业。后来到普渡大学教书，则进了航空工程系，改为研究空气结构力学、材料科学和制造工程。

　　杨祖佑说：“每四五年换个领域学新东西，在求知的过程中，我永远不感觉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