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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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英语世界的异军突起，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科恩和埃尔斯特的主导下，自1981年起，每年九月在英国举办一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史称“九月小组”。正是在九月小组推动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80年代形成庞大的“产业”，这种“产业”的规模只有拥有长期“根据地”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相比。这种现象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由欧洲大陆向英语世界的“重心转移”。90年代后，小组成员先后发生了研究重心转向，研究领域有了较大差异，但小组的常规活动一直保持到2001年。此后尽管小组活动不像以前那样常规化，但仍有不定期聚会，其90年代所获得的成果被小组成员及其他研究者广泛运用到各研究领域之中，迄今仍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学界占有显著地位。特别地，有不少非九月小组成员，也在这种成果鼓舞下，努力用“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其中澳大利亚在近年形成的“新辩证法学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但是，近10多年的这种发展也使该思潮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研究没有获得更充分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议题被长期悬置。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们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所谓的科学理论，一是指符合20世纪分析哲学标准的理论，即概念清晰、论证严谨的理论；二是指不仅有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描述，而且还应有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的理论。他们所谓的革命理论，是指有助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从他们规定的科学的和革命的理论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些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的论述而缺少微观的分析；三是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他们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修正和补充。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哪些理论已经过时，哪些理论是错误的，以及哪些理论需要修正和补充等问题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这样一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就集中体现在用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构上，体现在它重构马克思主义时所采用的分析的方法上。概括地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推崇分析哲学的方法，反对辩证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很多地方在表述上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而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就必须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重构。科亨在他的成名之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明确提出，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本人在世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还很粗略，还没有达到20世纪分析哲学的清晰和严谨的标准，而一种理论只有达到分析哲学的标准，才称得上是科学，因此，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科学。从重构他们所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极为强调对基本概念的精细阐述。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生产力、经济结构、剥削、阶级结构、拜物教、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家这些概念的煞费苦心的阐述。与这种对概念的精细阐述相伴的是坚持系统而严密地论证各个概念在理论上的逻辑关系。这种认识从一个方面解释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偏爱形式逻辑和数学模型。

　　从推崇分析哲学的方法这一信念出发，所有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辩证法。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并不拥有自己独特的和有价值的方法，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拥有这样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称为辩证的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虽然”辩证的”这个词在被使用时并不总是没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用来表示一种与分析的方法相对应的方法时却从不具有明确的含义，因而对辩证法的相信只能在一种不清楚的思想环境中存在。在他们看来，那种认为辩证法构成推理的可靠方式，并认为从阐明社会理论的目的来看辩证法是优于形式逻辑的想法，既是错误的又是有害的。他们认为，把矛盾作为解释的基本概念模糊了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推理模式之间的区别，并认为这种来自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可理解性，使一些不能成立的论证混入了理论论争，因而造成大量复杂的广为流传的混乱，抑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二，推崇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反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要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都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事物和现象的宏观描述上。他们认为，说资本主义必定要崩溃并且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并没有表明个人的行为将如何导致这一结果，而只有个人的行为才能导致这一结果，因为从最终的分析来看，任何结果都是由个人的行为构成的。基于这一思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个人视为极其重要的分析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可以还原为(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对个人行为的可能的说明。在他们看来，对任何社会事件的令人满意的解释都必须说明为什么卷入事件的那些个人会那样行动。他们的这种主张被人们称作是理性选择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以分别构成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构成总体转变过程基础的微观机制，去说明宏观现象的那种倾向。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最终通过作为个人的人的特性，如人的动机的形成、价值观、感情、能力、洞察力及知识等等来说明。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具有它们自身发展规律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方法论的整体主义把个人的特性归结为各种类型的集体的存在，并因此赋予后者对它们的组成者在解释上的优先权。但人的思想产生于个人心中，行为是个人的能力，而且仅仅是个人的能力，因此，就解释社会行为而言，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个人都应是理论的逻辑起点。整体的行为说到底只是构成它们的个人行为的体现，是个人行为的功能。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论点。但他们认为，虽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被抛弃了，但它的价值取向却被保留了。他们还认为，由于通过分析方法的严格检验，所保留下来的那些观点，比以前更有说服力了，而被抛弃的观点从理智上讲是不能再保留了。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科亨侧重于用分析哲学的方法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他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公开宣布：”我要为之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概念。按照这个理论，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态的兴衰更迭促进或阻碍这种发展。”在这部著作及其他论著中，科亨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了澄清，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与众不同的辩护。在他为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辩护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发展命题”。

　　发展命题是科亨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出发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讲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科亨之所以要提出和论证这一命题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命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基本的命题，但这一命题在马克思本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却缺少深入和严谨的论证。

　　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为什么会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科亨认为，这是由于人类身处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历史环境，由于人类有能力提高生产力以解决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问题，由于有理性的人类将不会无限期地放弃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机会，因此，生产力具有发展的趋势，并贯穿整个人类历他还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发展命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自律的，”它独立于社会结构，它植根于人的本性和人的处境这些根本的物质事实”。(科亨：”历史、劳动与自由”，第84页。)科亨强调，在他对发展命题的论证中，用来支持发展命题的东西都是与社会结构无关的非社会的物质事实。不能否认，生产力的发展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由于非社会的物质事实方面的原因而无法实现。例如，一场大地震的破坏、生产力发展所需的能源已耗尽，或在任何生产关系下都无法产生为现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剩余产品。在这些情况下，生产力发展被阻碍的原因都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无关。如果这样的阻碍是非常普遍的，那假定生产力发展的持续趋势就是不恰当的。当然，这不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离开一定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离开有利的生产关系。但有利的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条件，而不是生产力趋于发展的内在根源。从生产力只有在有利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这一命题得不出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是有利的生产关系的结论。总之，生产力趋于发展的最终原因不在于社会结构，而在于那些与人性有关的非社会的事实，即人是有理性的，有革新精神的，以及人受着生活资料匮乏的折磨。

　　第二，生产力趋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要通过提高生产力来解决生活资料匮乏问题。科亨指出，不能否认，某些生产者采用先进的生产力有时是为了减轻他们自己的劳动负担，但这只能构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具体原因，而不能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可以是为了减轻劳动负担，也可以是别的。例如，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采用了更先进的犁，可以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减轻他的劳动负担；一个资本家采用了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可以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或增加他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减轻任何人的劳动负担。然而，生产力趋于发展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这种进步减少了人类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匮乏，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原因起作用的情况下，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也仍然起作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在一定时期的流行说到底是因为它对于征服生活资料匮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这一结果与改进生产力的资本家的动机之间相距有多远。第三，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普遍的，它贯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中。科亨承认，因为不利的环境，某一社会即使在匮乏的情况下，也可能仍缺少一种对生产力进步而言的内在发展(即不是通过与其他社会交往而导致的发展)趋势。然而，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中，只要环境不是总不利的，生产力的进步总会在某些地方发生，而且其成果将会被保留。由此可以认为，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中存在着生产力普遍的进步趋势。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都是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即使当它发生在某地时没有对别的地方产生影响。生产力进步的社会很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形式建立起对落后者的霸权，当这导致后者融合到前者中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的进步。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规律的，那就应当承认，在每一社会中都存在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这或是由于它的内在原因，或者是当不存在这样的原因时它被其他生产力先进的社会拖入发展的航道。

　　如果说科亨是致力于运用分析哲学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辩护，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创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学院的J”罗默则热衷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博弈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和阶级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的修正，提出了不少新见解，其中颇具影响的是他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罗默认为，虽然马克思用来作为其资本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本身就存在问题，但他所讲的资本主义剥削还是存在的，问题是要为这种剥削以及在其他社会存在的剥削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罗默提出了他的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什么是剥削?罗默认为，经济学中的剥削指的是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的收入(工资，利润及其他个人收入)所能购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少于他在生产活动中所付出的劳动，他就受了剥削，反之，他就剥削了别人。罗默对剥削概念的定义是以市场经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性和理性人的最优化选择的存在为前提的。这里所说的市场经济，指的是存在商品交换的经济；这里所说的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性，指的是在生产相同数量的某种产品时，人们既可选择较少资本与较多劳动组合而成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也可选择较多资本和较少劳动组合而成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这里所说的理性人的最优化选择，指的是人具有理性，他们可以选择使自己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作法。罗默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资本稀缺和资本分配的不平等，一部分成员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另一部分成员的劳动时间则会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他们之间就会存在前者被后者剥削的关系。

　　从其定义的剥削概念出发，罗默解释了资本主义剥削发生的机制。罗默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当事人追求的是他们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如何实现他们的经济效益，则受他们拥有的财产制约。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是因为他们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雇佣工人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工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是因为他们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是他们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由于工人所得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少于他在生产活动中付出的劳动，因而他们受了资本家的剥削。由于资本家所得利润或利息所能购买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多于他们在生产活动中付出的劳动，因而他们剥削了工人。罗默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剥削必然会产生，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最初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

　　罗默提出的剥削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剥削源自财产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劳动市场，并进而表明绕开劳动价值论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的剥削。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罗默假设了只存在劳动市场和只存在信贷市场的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型。

　　(l)只存在劳动市场的经济。假定在这一经济中存在300个生产和消费谷物的成员，他们每人每月要消费2单位谷物；这个社会存在两种生产谷物的技术，一种是资本密集型技术(l单位谷物加上5天劳动可以生产出2单位谷物，即纯收入1单位谷物)，另一种是劳动密集型技术(10天劳动可以生产出1单位谷物，但不需要任何谷物的投入)；在这300个当事人中，有10人每人拥有30单位作为资本的谷物，其他290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存在劳动市场，均衡工资率是每10天1单位谷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5天。

　　在这一经济中，10个拥有30单位谷物的有产者每人可以雇用15个无产者从事10天劳动。在此期间，每个无产者利用有产者提供的2单位谷种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出4单位谷物。这4单位谷物中的2单位谷物用来补偿谷种的投人，l单位谷物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剩下的1单位谷物是有产者的利润。这样，每个有产者投资30单位谷物，得到15单位谷物的利润，利润率为每月50%。150个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在获得1单位谷物的工资后，还必须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再从事10天劳动生产另1单位的谷物，以满足他每月2单位谷物的生计需求。这样，他们每月共从事20天的劳动。另外140个无产者则完全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独立的生产，他们虽不受雇于那10个有产者，但他们也要劳动20天以生产出他们每月所需的2单位谷物。罗默指出，剥削在这一劳动市场经济中的存在是十分明显的。290个无产者，不论他们是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都受到剥削，因为他们每月劳动20天，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5天。10个有产者显然是剥削者，因为他们每人都不从事任何劳动，但却获得15单位谷物的利润。

　　(2)只存在信贷市场的经济。现在假设在上述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用信贷市场替代劳动市场。在这一经济中，10个有产者借出谷物而不是雇用劳动者，290个无产者既可以采用无需谷种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也可以利用从有产者那里借来的谷物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但要向有产者支付利息)。10个有产者每人借给15个无产者30单位谷物，借贷谷物的均衡利息率为每月50%。150个无产者每人利用借入的2单位谷物从事10天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劳动，生产出4单位谷物。这4单位谷物中2单位谷物用来偿还他所贷的本金，l单位谷物用来支付利息，剩下的1单位谷物供他消费。这样，每个有产者贷出30单位谷物，获得15单位谷物的利息，获利率为每月50%。那150个无产者在获得1单位谷物后，还必须再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劳动10天以获得每月所需的另1单位谷物。另外140个无产者则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劳动20天，生产出其所需的2单位谷物。剥削在这一信贷市场经济中的存在也是十分明显的。10个有产者显然是剥削者，因为他们每人都不从事任何劳动，但却获得15单位谷物的利息。290个无产者，不论他们是否向有产者借贷，都受到剥削，因为他们每月劳动20天，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5天。

　　罗默认为，以上两个模型表明，信用市场经济和劳动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类质性，这表明即使不存在劳动市场，也可以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因而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只与生产资料的最初的不平等分配相关，与劳动市场存在与否没有必然联系。这就表明，无须劳动价值论也可以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E.O.赖特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研究重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将趋于两极化。一极是人数越来越多的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另一极是人数越来越少的剥削人的资产阶级。然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既非纯粹的无产阶级也非纯粹的资产阶级的中间群体，如众多的经理和高科技人员。这种情况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提出了挑战。对此赖特讲了这样一段话：”过去一百年来的历史使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确信，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两极分化存在深化趋势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工资收入者中，专业的和技术的职位的增长、大型公司及国家中经理阶层的发展至少已造成了对简单的两极分化结构的显著的侵蚀。”(赖特：”阶级”，第8”9页，伦敦，新左派书店，1985。)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做出新的说明，赖特提出了他的”中间阶级”理论。

　　在剥削与阶级的关系问题上，赖特吸取了罗默有关财产、剥削和阶级相互关系的观点，也认为财产的不平等是剥削的存在及阶级划分的基础。但他对什么是财产，以及由他所讲的财产所导致的剥削形式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赖特认为。财产不仅指生产资料财产，它还包括劳动力财产、组织财产和技能财产。他指出，在封建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劳动力，封建地主占有多于一单位的劳动力，而农奴占有少于一单位的劳动力，这导致了地主对农奴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大量生产资料，而工人一无所有，这导致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苏东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对生产活动的组织，经理或官僚组织生产活动，而非组织者则无权过问，这导致了经理或官僚对非组织者的剥削。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平等分配的主要财产是技能，专家拥有技能，一般人不拥有技能，这导致了专家对一般人的剥削。

　　在赖特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虽然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但同时也存在组织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和技能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与后两种财产的不平等分配相对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由这两种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而导致的剥削关系和阶级结构。他根据这三种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分配，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类12种人。第一大类是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者。它由三种人构成：一是拥有足够的资本雇用工人自己不劳动的资本家；二是拥有足够的资本雇用工人但自己必须参加劳动的小雇主；三是拥有足够的资本从事为销售而进行的生产但不雇用工人的小业主。第二大类是非生产资料财产的占有者。它由九种人构成：一是拥有较多技能财产和较多组织财产的专家经理；二是拥有较多技能财产和较少组织财产的专家管理者；三是拥有较多技能财产和不拥有组织财产的非管理专家；四是拥有较少技能财产和较多组织财产的中级技能经理；五是拥有较少技能财产和较少组织财产的中级技能管理者；六是拥有较少技能财产和不拥有组织财产的中级技能工人；七是不拥有技能财产但拥有较多组织财产的无技能经理；八是不拥有技能财产但拥有较少组织财产的无技能的管理者；九是既不拥有技能财产也不拥有组织财产的无产者。

　　赖特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分析显然是要表明它并不存在两极分化的趋势。他还进而提出，处于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10个”中间阶级”是理解全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关键，并对”中间阶级”做了这样的界定，即它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从某一方面看，它们剥削别人，从另一方面看，它们又被剥削。非管理专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由于他们不拥有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但他们拥有技术财产，他们又剥削别人。另一个典型是无技能经理，他们也不拥有资本，因而受资本家的剥削，但他们拥有组织财产，他们又剥削别人。”中间阶级”的这种既受剥削又剥削别人的情况使得它们处于剥削关系中的矛盾地位。赖特的”中间阶级”理论暗示，资产阶级的最可怕对手并不是只受剥削的无产者，而是既受他人剥削同时又剥削他人的拥有组织财产或技能财产的”中间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