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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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政治关联一般可以认为是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非正式、特殊的政企关系，表现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董事长、CEO、董事)及大股东拥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或者通过公益事业及人际关系网络建立的与政府的关系等。但是，政治关联不同于政治贿赂，它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

　　企业的政治关联主要表现为：

　　第一，聘请曾任政府官员出任企业高管；

　　第二，曾任政府官员下海创办企业而形成的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

　　第三，企业家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一)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

　　正式制度包括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等，规范和习俗则为非正式制度。大部分社会和经济生活都受非正式制度的规范，任何正式制度的作用都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辅助，同样，非正式制度有效地发挥作用也依赖于正式制度的支撑。林毅夫认为：在一些情况下，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显得更为重要，这源于正式制度的缺陷至少可以部分地通过非正式制度的运行得到弥补。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交织在一起，共同支撑着资本市场和社会经济的运行。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并且行为往往适应环境规则，从而企业的很多行为应该是内生于所在的制度环境 。正式制度架构了企业存在的制度环境，而企业的政治关联则可看成是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制度环境越不完善，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就越强。

　　(二)资源市场化程度

　　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控制着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组织所需要的资源包括人员、资金、社会合法性、顾客以及技术和物资投人等，获取和保持资源的能力是组织生存必不可少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市场机制发挥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及国家政策等差异，我国各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樊纲等，2007)。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不均衡，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非市场机制来获取资源。资源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建立政治关联越强烈。

　　(三)所有权性质差异

　　一般来说，由于过去长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建国以来就得到大力支持和发展的两种所有制企业形式，而且往往在目前的行政规制中，享有与主管部门实质相当的身份和级别，可以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Faccio(2007)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属性及在实现政府目标方面的独特地位，导致政府可能在产业政策、行业规制、资源配置、政府订单等方面给予国有企业以扶持和倾斜，还可以得到政府保护。由于民营企业缺乏像国企一样的来自行政系列的身份，往往在工商、税务、环境等一系列行政规制中，不能享有和这些主管部门实质相当的身份和级别，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四)文化传统

　　我国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孕育和造就了独特的人文社会环境，粱漱溟(1990)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正是从中国文化而来；成良斌(2006)认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主张“性善论”，强调每个人内心的修为和自觉性，而忽略外部因素的制约，这直接导致了人治、专制和正式制度的变通；王利平认为：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以儒家信条为主形成的，是肩负光宗耀祖、造福子孙使命，遵循“以义取利”等一系列家族秩序规范基础上的行为规范，看重血缘亲情，重视人际关系，善于审时度势，协调人际关系，冷静理智行事，积极追求家族(组织)兴旺发达和个人道德行为(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取向。正是重生重情、情理交融的自然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儒家训命塑造了中国的关系文化。因此，政治关联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可能是我国企业政治关联区别他国企业政治关联的根本标志之一。

　　综上所述，企业政治关联普遍存在于转轨经济体中，在我国也很普遍，究其原因，除了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资源的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性质等主要原因外，我国鲜明的文化传统更是政治关联的根源所在。当然，企业政治关联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历史等。政治关联是企业适应当前环境的选择，但是就可持续发展而言，可能加强正式制度的建设、强化市场规则是更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