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再生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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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再生产类型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三者不同的组合型式，因此，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化取决于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由这两者的变化所决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是构成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两个基本要素。

　　由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发展变化是受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因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种不同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

　　它是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采集、狩猎经济相适应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其特征是极高的死亡率与可补偿死亡率的高出生率以及极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平均寿命短，世代更替迅速。

　　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

　　它是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相适应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其特征是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相结合而形成的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平均寿命逐渐稍有延长。

　　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它是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相适应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其特征是低出生率与低死亡率相结合而形成的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世代更替缓慢。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依次更替，由低级向高级转变，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人口变动的特征不尽相同，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标志某种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转变的明确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及相应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值。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各有其特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在机器大生产时期便逐步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类型的转变。这基本上是一种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产生的自发性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理论就产生于这种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之中。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则表现为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死亡率首先开始大幅度下降，传统的高出生率却难以随死亡率的下降而相应下降，从而出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然后再逐步向现代类型转变。而在向现代类型的转变中、一般都要借助于对生育行为的诱导与干预。

　　为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联合国曾根据世界各国人口生育、死亡水平的情况，把人口转变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990年时又对生育率的转变提出了新的划分方法。如果大致归纳起来，可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概括为：

　　第一阶段

　　即转变前阶段，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在6.5以上，平均预期寿命在45岁以下，人口增长速度缓慢。这样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传统型。

　　第二阶段

　　即前期转变阶段，表现为出生率、死亡率开始下降，且后者先于前者，总和生育率在4.5～6.5之间，平均预期寿命在45～55岁之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这一阶段主要以死亡率的转变为标志，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过渡型。

　　第三阶段

　　即后期转变阶段，表现为出生率、死亡率加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介于2.5～4.5之间，平均预期寿命在55～65岁之间，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这一阶段主要以生育率的转变为标志，人口再生产类型亦属于过渡型。

　　第四阶段

　　即转变完成阶段，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在2.5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在65岁以上，人口低速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属于现代型。

　　自4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条件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在近50年内先后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其间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

　　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旧中国，战乱不断，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缓慢。解放前，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当时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转变前阶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人民的生活水乎得到普遍提高，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许多恶性传染病得到控制，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到1957年已降至10.8‰，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到57岁。同时，社会的安定也给生育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导致了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变，即由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的转变前阶段进入了新中国的高出生、较低死亡、人口快速增长的前期转变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横跨了建国以来人口增长的两次高峰期。在此期间，尽管出现过1958～1962年人口增长的特殊情况，但总的来说，人口死亡率在不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逐步提高，妇女生育水平一直居高不下，自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未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接近5.8，且没有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是自70年代以后至今，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生育率开始显著下降，死亡率继续稳步降低，人口再生产类型在历经后期转变阶段后迅速进入转变完成阶段，这是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历史上又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转变。这一阶段的人口死亡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平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目前的近70岁，人口出生率由60年代的35‰下降到90年代前7年的平均18.41‰，同期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左右的水平。可以说，70年代以来至今，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按照前述的划分标准，从总体上说已进入了现代型的转变完成阶段。

　　概述

　　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自建国以来人口再生产类型经历的两次重大转变，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条件下发生的，特别是第二次由过渡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更是由于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并非完全是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转变。当然，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促进人们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认识和改变传统生育观念，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自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这一转变的实现更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总的说，由于社会经济与政策背景的不同，中国的人口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认真分析和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指导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快、周期短

　　北欧、西欧各国是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最早从而人口转变也最早完成的国家。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从30‰～35‰的高水平降到10‰左右的较低水平，大约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出生率从30‰左右下降到20‰左右，长的如法国用了70多年，短的如英国也用了近30年。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经济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只用了8年时间，这一速度大大快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瑞典的死亡率从17‰下降到10‰经历了65年时间，英国用了53年。再从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看，新中国成立前的平均预期寿命仅有34岁，1957年根据对3000多万人口的调查，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57岁。1975年据对26个省、市近1亿人的调查计算，又上升到了68.18岁。不到30年的时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多岁。而根据一些发达国家及地区（丹麦、英国、法国、荷兰、挪威、瑞典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数据计算，其平均预期寿命由40岁左右提高到65岁左右至少用了100年的时间。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更为缓慢。如印度1951～1960年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40岁左右，到1970～1975年间，平均预期寿命仍在50岁以下；埃及1950～1955年人口平均

　　预期寿命在42岁左右，到1970～1975年只达到了52岁左右。可以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低水平向较高水平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的看，中国人口死亡率水平由高到低的转变时间之短、速度之快，为世界各国所罕见。

　　同样，新中国的出生率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从50和60年代的30‰以上降至目前的20‰以下，仅用了20年的时间。70年代前，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一直较高，1949～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进入70年代后，生育水平开始迅速下降，从1971年的5.44下降到1980年的2.24，再到90年代的平均2左右的水平，说明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也是很快的。与此相比，国外如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虽然一般认为下降得也不慢，但从5.11降到2.22，还用了31年时间。至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生育率下降的时间则更长。

　　中国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

　　中国人口转变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之间不平衡

　　根据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0%抽样数据，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总和生育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总和生育率在2和2以下的有8个省市，这8个省市人口共为2.809441亿人，占全国大陆总人口的24.78%；总和生育率在2.01至2.90的有18个省和自治区，人口共为7.932387亿人，占总人口的69.97%；总和生育率在3以上的有4个省区，人口共为5395.75万人，占总人口的4.76%。总和生育率最高的西藏比最低的上海要高出1.68倍。另外，不仅在省际之间，而且即使在一个省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2．城乡之间不平衡

　　我国城市的平均总和生育率目前已经下降到1.2～1.3的水平，而农村平均一直比城市高1倍多。这表明城乡之间总和生育率的差异是很大的。

　　3．不同文化程度育龄妇女之间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虽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种现象更为明显。我国文盲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比大学水平的要高出1.66倍（1986年），而高中水平的已达到目前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1.9）。

　　中国人口转变的可逆转性

　　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业已实现的人口转变从总体上看是不可逆转的。例如，尽管有的国家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措施，如法国等，但是仍然未能逆转其人口转变的总趋势。又如，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普遍有过短暂的“婴儿热”时期，出生率回升，但它也并不能真正改变其人口低增长的长期趋势。这些国家从6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又恢复到低速的格局，以至出现零增长，直至负增长。而现阶段在我国则不同，由于现阶段的生育政策同群众的生育意愿尚有差距，只要计划生育工作有所放松，出生率就会回升，人口形势是随时可以逆转的，在农村更是如此。这说明目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还具有不可忽视的反弹潜力，业已实现的人口转变也仍有某种可逆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