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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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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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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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简介

  乾隆帝清高宗(1711.09.25-1799.02.07),清朝第六位皇帝,清军入关后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满族,爱新觉罗氏。清雍正帝胤禛第四子。初封和硕宝亲王。

  即位初,屡次用兵湘、黔,推行"改土归流",限制土司势力。乾隆十二年(1747)至十四年春,平大小金川内乱。乾隆二十年平定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内讧,剪除达瓦齐割据势力。二十二年,平定卫拉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二十三年,平大、小和卓叛乱。乾隆二十四年事平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两路军政事务,加强对西北边疆的统治。乾隆二十九年,遣副都统扎拉丰阿率兵拆毁沙俄先前于准噶尔地所筑的全部设施,消除其威胁。规定每年派兵至格尔必齐(今属俄罗斯)及额尔古讷河(在今黑龙江省与俄罗斯交界处)一带边界巡逻。乾隆三十二年,派军入缅,乾隆三十四年,遣大学士傅恒督师1.3万余人再入缅甸,交战数月,迫缅王猛驳请和。三十六年,命伊犁将军伊勒图接待安置自俄罗斯额济勒河(伏尔加河)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春事平后,遂命废两金川土司制,设厅委官管辖。五十一年,派兵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五十三年,应安南(今越南北部)国王黎维祁之请,入安南平定内讧。同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军进攻中国西藏,命理藩院侍郎巴忠等率军援藏。五十六年,廓尔喀军再次进攻西藏,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统兵1.3万余抗击,次年将廓尔喀军逐出藏境,乘胜追入廓境,迫廓尔喀言和。乾隆帝与前代一样,重视农业发展。他鼓励开荒,扩大种植面积,而且通过人口迁移,开发了边疆地区。乾隆帝重视发展商业并给予宽松政策。他也采取了一些恤商政策。金融机构(经营汇兑和存款信贷的票号)在乾隆朝也开始出现。此时高产经济作物大量流入,人口数量暴涨。“康乾盛世”步入顶峰。乾隆时期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出口货物的种类也多有限制。在西方工业革命进行的时候,使帝国的科技水平越来越落后;在西方国家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落后于西方。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危机,中国正处于近代的前夜。卒年89岁。

乾隆帝的生平经历

继位为帝

  乾隆帝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乾隆帝弘历自幼聪明,五岁就学,过目成诵。康熙六十年,康熙帝在雍亲王府就是后来的雍和宫第一次见到了孙子弘历,当时弘历十岁,一下子就为其祖父康熙帝所喜爱,令养育宫中,亲授书课。

  康熙末年,雍正帝忙于争夺储位的斗争,无力顾及对弘历的教育。因而,弘历接受启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为晚,直至九岁才入学读书。雍正帝即位并决定弘历为储君之后,才加强了对他的教育。除原来教师福敏之外,还选派了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蔡世远等著名文臣辅导弘历学习文化知识和儒家经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禄、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马骑射。同时,还让他代行祭天、祭祖以提高他在全国臣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雍正帝的精心培养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弘历便兼通满、汉文,遍习文武。为了进一步培养从政能力,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封他为宝亲王,让他参与处理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重要政治军事事务。弘历在雍正时期受到了全面而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出色,深得信任。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突然去世,依照程序,宣读雍正帝建储密旨和有关手续,弘历便以当然继承人的资格,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年号“乾隆”。

乾隆初政

  乾隆帝即位之初,集中力量纠正前两朝特别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这一过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皇室内部关系失调,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早在康熙末年,围绕着争夺储位这一中心问题,皇室内部便各立门户,自树党羽,明争暗斗,矛盾非常尖锐。雍正帝即位后,对政敌又大肆镇压,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更为甚者,他对自己的主要政敌允禩、允禟等人,强行将其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并残害致死,又祸及他们的子孙,给予削除宗籍。一时之间,皇室内部斗争变得空前激烈。尤其严重的是,此案涉及八旗贵族和功臣后裔甚多,既不能把他们尽行诛杀,又无法禁止其私下议论。尽管雍正帝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皇室内部结怨过多,在舆论上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乾隆帝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胤礽、胤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不久,又将胤禩、胤禟的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给以疏远皇族的待遇。乾隆帝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年、隆两人都是雍正帝的佐命大臣,对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后被雍正帝视为隐患,立为专案,严厉惩办,对其友朋也从重处罚。冤案层出,株连过多,使许多官员和士子人人自危,怨声载道。乾隆帝即位后,便即恢复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文武官员的职务,其后,对于此案牵连所及的各起文字狱的人员也分别放回原籍。乾隆帝敢于纠正前朝的乱政,不仅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支持,无疑稳定了政局,有利于统治。

  除此之外,乾隆帝还对雍正朝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缙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地方缙绅是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包揽词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抗缴赋税,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时,先后决定革除所谓儒户、宦户等名目,并推行了士民一起当差的政策,对其中的违法者予以严厉的打击。这些措施的推行,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却使政府和其政权的支柱地方绅衿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长此下去,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放宽了雍正朝为惩治不法绅衿而制定的各项限制措施,对生员欠粮、包讼等不法事的处分分别改宽改缓。不久,又把举贡生员的杂色差徭一并豁免。这些措施,比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应是一个倒退,但在当时却收到了扩大统治基础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和政务。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从大的方面来说,雍正帝在施政过程中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例如,他推行耗羡归公政策,地方官员便迎合他的谕旨,多征多交耗羡,结果却加重了人民负担,地方官员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讲求地方官员的治绩,鼓励垦荒,地方官员则隐匿水旱、奏开垦,谎报政绩,而将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为劝农而实施奖给老农八品顶带的办法,实际上多为乡曲无赖所垄断。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曾在京师附近试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却盗卖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则变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问题,乾隆帝一即位就连颁谕旨,分别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同年十一、十二月间,又连下诏书,命令江南、四川、陕西等地减少耗羡成数。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实行老农顶带之例。同年十一月,废八旗井田为屯田。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全盛之象

  在乾隆帝通过纠正前朝的一些弊政而使统治得到初步巩固的同时,他还采取种种措施,强化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虽多是创自前朝,但经乾隆帝发展之后却进一步制度化,并在各方面都收到了较大的效果。因此,他在位期间,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清的统治进入了入关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他在位期间,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五次普免全国漕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当然,这往往由于各级官吏的预征而流于形式,但与明朝末年对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除了上述各项措施之外,乾隆帝还汲取历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内监干政和宗室擅权等方面也颇为注意。他即位之初,就对太监中的不法分子进行惩治,而后又对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宗室的不法行为严加处罚。乾隆帝将此两项政策贯彻始终。在乾隆六十年中,内监活动相当收敛,宗室地位也相对较低,都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些措施,对于他皇权的极度扩张,也都起过重要的保证作用。

晚年奢靡

  乾隆帝即位之初,为了光大祖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发展国家的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家政权也出现了入关以来的空前巩固和强盛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乾隆帝在自己的统治巩固之时,其腐朽本性也充分暴露出来。这在他的生活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骄奢淫佚,挥霍无度,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奢糜之风日长,吏治也日趋败坏,贪污公行。兼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达到全盛的顶点,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在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刚刚举行内禅之后不久,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的统治也自此而迅速转向衰落。

  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据统计,从乾隆六年到嘉庆三年,乾隆帝先后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东巡盛京四次。而且每次巡幸,大摆排场,兴师动众,随从众多,给所过地区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巡幸江南为例,凡每次南巡,犹如迁都一样,不仅从行的后妃、王公和文武百官不可胜数,单警卫扈从的士兵就动辄数千人。为迎接乾隆帝南巡,运河两岸的地方官员更是大事铺张。在京师和热河,乾隆帝大兴土木,先后将圆明园原有的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将热河避暑山庄原来三十六景扩建为七十二景,并在圆明园之外另建长春园、绮春园等风景名胜,在避暑山庄之外另建大型寺庙多处。这些浩大的工程,耗去巨额资财,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除此之外,每逢皇太后和乾隆帝本人的“万寿节”,以及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之日,也是大事铺张,任意挥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是乾隆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的六十寿辰。事先,在他的授意下,“中外臣僚纷集京师”。届期,乾隆帝将其母亲从西郊接回大内举行庆典。为了使其赏心悦目,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十几里长的街道上,各省分段布置了豪华的街景和文娱节目。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逢乾隆帝本人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费用已远远超过以前各次庆典活动。不仅如此,乾隆五十年,他还踵乃祖康熙帝故事,征召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人,赐宴乾清宫,称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地主阶级、破坏封建生产关系的结果,是清初以来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也应看到,清朝建立后几代统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断加强君主集权而出现的长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在这一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乾隆帝的政治管理思想

  一、宽严相济的执政理念

  (一)宽严相济政治管理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

  乾隆帝继位一个多月,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明确提出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此后,乾隆帝不断论述宽严相济的施政道理,乾隆帝的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内涵在于:

  (1)因时制宜,纠正前朝末年留下的弊端。

  康熙末年,与民休息,出现宽纵之弊,所以雍正帝即位不得不实行严猛方针,进行整饬,于是又产生严峻之弊,形势要求予以改正,乾隆帝当政,只好用宽仁方针取代烦苛之政。雍正朝的整肃与乾隆朝的宽容均为形势使然,不是当政者随意采取的,不是出自当政者个人的好恶。所以乾隆帝屡次说,他实行宽容政策,如果造成政务废弛,他就会被迫采取严峻方针,希望臣下同他配合,不让废弛局面出现。由此可知,所谓宽严相济,当“宽政”出现弊端,就用“严政”来补救,而“严政”出了毛病,再以“宽政”纠偏,如果又发生问题,只好复行“严政”,这是因时制宜的政治思想。“严峻”并非好事,是不得已而行之,最终要走到“宽容”的政治轨道上。

  (2)执两用中,强调中庸协调

  “治天下之道,贵在其‘中’”,这一类的话,乾隆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继位第17天,给雍正帝拟定谥号,赋予乃父“建中”桂冠。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说“:朕遵奉皇考圣训,以中平之道治天下。”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乾隆帝之所以不厌其烦,屡申此意,无非是要实行中庸之道、执中政治,讲究宽严相济,不让因宽而出现废弛的现象,因严而产生烦苛弊病。事情的关键是找到用“中”的法则,令宽严相济而不相悖,施政艺术也正在这里。所以在他讲述这些执中道理的同时,屡屡告诫臣工,现在实行宽政,就有放纵的苗头,不能不加以警惕。乾隆元年三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严治民间开始冒头的盗贼、赌博、打架、娼妓四恶,因为雍正期间“四恶”已经敛迹,如今“无识诸臣误谓朕一切宽容,不事稽查,以致大小官吏,日就纵弛,民间讹言,诸禁已开”,故而严饬官吏,厉行禁止。

  (二)乾隆帝宽严相济政治思想的产生

  它的产生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以客观形势来讲,乾隆帝认识到雍正年间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强力控制之中有不安定的成分,他认为需要改变。乾隆帝讲了康熙帝、雍正帝各行其政的客观条件和原因,雍正帝的严猛政治,令许多官僚不安不满,将他的清查抄家,用打牌中“抄家和”来讽刺,讥笑他是“爱银皇帝”;对他的打击允禩党人,就有官员谏议他“亲骨肉”。乾隆帝将这些现象看在眼里,所以继位就对官员和宗室成员施恩。乾隆帝的赋性、政治理念之中,存在着温和的仁善成分。雍正帝遗诏中有乾隆帝“秉性仁慈,居心孝友”的话,应当是知子莫若父的。乾隆帝自谓皇考屡次教训他,说他“赋性宽缓”。

  乾隆帝宽仁思想的产生,受康熙帝的影响。他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天起被康熙帝抚养于宫中,深受宠爱,真是受宠若惊。他知道康熙帝有100多个孙子,唯独将他养育在身边“:被恩宠迥异他人”,他是善于自律的皇孙,虽然年少,每以受康熙帝教诲严格要求自己,他接受了康熙帝宽容的政治观念,所以在讲到康雍两朝政治的时候,对乃父总是用整风饬纪来概括,而对乃祖则是推崇他的宽仁。

  (三) 从初政看乾隆帝政治及其调适能力

  乾隆帝不愧是明君康熙帝、雍正帝培养出来的帝王,他能总结两朝的政治得失,初政即提出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政治方针,尤其可贵的是能随时观察政治动向,比较及时地纠正露出端倪的偏差。在他初政期间,屡屡告诫臣工,不要因为他施行宽平之政,而不理民务,听任自遂,出现废弛的迹象。由此可见,乾隆帝随时调整政策,注意克服弊端,使宽严相济的方针得以完整贯彻。宽严相济,政策适中,反映了乾隆帝政治的活力。

  初政中乾隆帝不时讲他实行宽容政策,臣下也这样体会。但是我们发现乾隆帝与康熙帝不同,并不以慈爱面目出现于世,他的严毅一面也很明显,从囚禁王士俊可知,严厉打击可能出现的反对派,也是杀鸡儆猴。他是宽中有严,柔中有刚。从其一生来看,严饬雍正帝遗诏命入太庙配享的大臣鄂尔泰、张廷玉,杀戮大臣讷钦、张广泗,实际上废黜皇后乌喇那拉氏,大兴文字狱亦是一端,甚至因立储的事,要诸皇子安分,不要兄弟相戕。

  二、加强严密控制的思想与实践

  奏折制度是乾隆帝在位期间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乾隆帝即位后,对前朝拥有奏折权的官员予以承认,至乾隆十三年(1748),还正式下令停止使用奏本。这样,奏折最终取代了奏本,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一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乾隆帝同雍正帝一样,严禁各地官员对上奏内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如乾隆八年规定:“嗣后凡密奏事件,未经发出之先,即上司属员,概不得互相计议参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经发觉,按其情事轻重,分别治罪。”这些新规定,不但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而且也使皇帝对各地情况的了解经常化,对于皇权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

  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将军机处作为前朝弊政之一而实行行政组织改革,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十一月将此机构重新恢复,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了权力。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中枢领导决策系统。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行政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乾隆帝不但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旧有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与奏折制度一样,军机处的重建及其机构、制度的健全,都进一步强化了乾隆帝的君主集权。

  三、打击朋党、改善官吏队伍

  乾隆帝即位之初,鄂尔泰在满洲贵族中也有较多的追随者。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在这个问题上,明末党争是个深刻的教训。他反复告诫臣属不得依附逢迎,还利用机会对之加以限制,甚至对其为首者进行打击。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之戒。

  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改变旧有官吏队伍的组成成份。这一工作不仅对原有官吏的升转乾纲独断,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乾隆初年,他接连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等,其用意即在于此。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乾隆帝的理学思想

  乾隆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在乾隆二十年前,从总体上来讲,表现为独尊程朱理学。其在皇子时即曾先后受康熙帝躬亲之教养,稍后又得福敏、朱轼、蔡世远等理学名臣的教导。因此,对其祖康熙帝推尊的程朱理学有相当兴趣,对康熙帝推尊程朱理学的措施亦持首肯的态度。弘历继位以后,一改其父崇信佛道、坚持“三教并重”的做法。在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上,高宗继续提倡“崇儒重道”国策;打击敢于立异程朱的理学官僚,坚决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提倡君臣上下研读宋儒经典,阐发微旨,用之施政。表现在:

  第一,提倡“崇儒重道”国策。乾隆帝初政,一遵其父祖旧规,提倡“崇儒重道”国策。乾隆三年正月,三年服丧期满,他即颁谕礼部,说:“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弘谟。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我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时御讲筵,精研至道,圣德光被,比隆唐虞。朕夙承庭训,典学维殷,御极以来,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诸臣,缮进经史,格言正论,无日不陈于前。特以谅阴之中,经筵未御。”并要求礼部“诹日具仪以闻”。二月二十四日,首举经筵大典。

  第二,打击敢于立异程朱的理学官僚,坚决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乾隆帝对谢济世的处理可为典型。乾隆元年,御史谢济世向乾隆帝上呈自注的《学庸注疏》,以取代朱子所注书,乾隆帝命将此事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最终,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定:“谢济世进自著《学庸注疏》,于经义未窥毫末。其称明初尊朱之令,以同乡同姓之故,名为表章圣贤,实则推尊本朝。尤属荒谬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请严饬发还其书。”

  第三,提倡君臣上下研读宋儒经典。乾隆五年十月,高宗鉴于理学不振的情形,颁发长篇谕旨,提倡研读宋儒经典,阐发微旨。翌年七月,高宗在训饬臣工的谕旨中称:“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乾隆八年二月,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高斌、周学健会奏“朱子所辑《小学》一书,始自蒙养为立教之本,继以明伦为行道之实,终以敬身为自修之要。于世教民心,甚有裨益”,明令各省学政,以朱子《小学》命题,考试士子。九年十月,翰林院重葺竣工,高宗亲临赐宴,颁谕曰:“翰林之职,虽在文章,要贵因文见道。尔诸臣当明体此意。”宴毕,高宗向翰林赠书,诸如自著《乐善堂全集》、康熙《性理精义》。

乾隆帝的军事管理思想

  乾隆帝的军事管理思想主要是:① 重视战争的积极作用。认为战争对于国家是十分必要的,"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詟伏惩创,不敢抗干"。强调战争要合于王道,对内戡乱伐暴,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对边远地区和外国,"怵之以威",即以武力威慑或必要时的出兵征讨,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他一再声明,其"十全武功"并非穷兵黩武之举,非此不能确保父祖开创的江山社稷,巩固大一统的局面。

  ②重视武备建设。针对当时武备渐致废弛,官兵习于晏安的现实,强调指出,武备乃国家紧要之事,太平之时尤不可徒言偃武修文。因此,在新疆等地屯驻重兵,设置将军;极力整顿营务,加强八旗、绿营官兵的训练,要求平时要在接近实战条件下训练,务求实效,不虚务外观。认为官兵的精神风貌,"实于国势之隆替,甚有关系",要求八旗官兵培养耐受劳苦、不尚浮华、敦崇淳朴、勇往直前等优良的精神品格,以奋发人们的志气。注重兵种建设,在八旗兵中设置健锐营,专习云梯、鸟枪,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③用兵作战,主张积极进攻,反对消极防御;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分兵;主张速战,反对持久。认为从来军旅之事,为时愈久,防御愈难,稍未周密,即有疏虞。所以,用兵以深悉敌情,迅速进取为要。乾隆四十九年(1784)石峰堡之役后,专作《迟速论》阐发其兵事宜速的思想。

乾隆帝弘历的军事思想对固疆安邦,维护国家的统一,有积极的作用。但其所谓的"十全武功"并非都是正义的,且连年用兵,糜费巨大,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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