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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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權(welfare rights)

　　福利權是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和其他能夠保障不同時期人的生存和促進人的發展的所有權利，是基於最低道德需求之上的動態發展的、向上開放的權利體系，包括終極目標要實現的自由權，其最基本的底線是生存權和發展權。福利權是人權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生存權、發展權、工作權、健康權、教育權、社會保障權等《人權宣言》中所羅的其他權利。

　　福利權是一種與公共福利制度，主要為社會保障制度相關聯的權利，是一種接受福利利益或援助的權利。關於它的定義是寬泛而動態的，可以伴隨著一國公共福利制度的發展而不斷豐富或變更其內涵 ^[1]。

　　在人權與福利制度關聯發展的過程中，道德倫理、經濟發展、意識形態、政權鬥爭、國際力量等均是促動因素。主要促動因素影響下的關聯發展路徑可以概括為：同源於道德倫理，在經濟社會的變遷過程中，藉助政權鬥爭的手段，以法律制度形式出現，併為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福利需求、實現以每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為條件的全人類的全面發展的目標繼續向前發展^[2]。

　　(一)道德倫理

　　道德價值判斷在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的過程中對人權和福利制度有決定性的影響，如社會對不幸產生原因的認識。在基督教早期的教義中，不幸不是罪惡，遭遇不幸的人是需要幫助的，而每一個生活較好的人都應該伸出手去提供幫助。而到了濟貧法時代，不幸，尤其是貧困，則被認為是由個人的懶惰和無知造成的，所以在提供救濟的時候需要對其加以懲戒，使其“懂得”勞動。後來，隨著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的確立與發展，道德倫理的影響似乎日漸式微，但時至今日，救助弱勢、互助互惠的人道主義倫理道德不僅依然對福利制度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而且隨著社會思潮的更新換代，升級到了公平與正義的價值理念。尤其是作為一種道德倫理原則的人道主義，蘊發了人權思想和福利思想的源泉，孕育了福利權的產生和發展培基，併在不斷發展進化中實現了它的升華。

　　(二)經濟社會變遷

　　二戰後的後工業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趨於穩定，社會主義力量日顯強大，世界進入政治多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階段，包括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個體發展與國家發展、國家發展與全球發展等多種力量在相互較量中制衡，在錯綜複雜中達成平衡，又在平衡、失衡與反失衡中不斷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目的也引起人們沉思，以人為本的和諧發展再次凸顯其重要性，恩賜、救濟等詞已被送入歷史，生存、發展、權利和自由，以及公平、正義、平等和共用正在成為歷經滄桑歷史的人類理性思考後的選擇。

　　經濟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在打破原有均衡、建立新的利益和責任分配機制中起著重要作用。如工業革命、經濟危機、世界大戰等等，這些事件往往可以成為福利制度建立或改革的契機。例如，在歐洲，英國的工業革命催生了《濟貧法》，德國的勞資對立與國力薄弱催生了俾斯麥社會保險制度。在美洲，1929年全球經濟大危機爆發之前，美國的福利措施主要通過政教聯合來實施，教會和私人慈善機構是救貧濟困的主要負責主體，政府只負擔有限的救濟資金。1929年紐約股市大跌後，失業人數增多，相應地，領取救濟金的人數也增多。據統計，1932年，美國平均有20%的人需要依靠救濟金生活，而到了1935年，南部亞特蘭大市有2/3的人口領取救濟金，北部的維珍尼亞州竟然有81%的居民是靠救濟金過活的。但當時政府對待窮人的態度卻是寧願撥款去飼養饑餓的牛羊也不願意養成貧民依賴政府的“惡習”，社會安定在貧困與政府的對峙中受到威脅。為化解這一危機，羅斯福總統上臺後先是大量撥付救濟款，然後又促成了1935年的美國《社會保障法》。也有研究表明，20世紀60—7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慢增長、高失業和高通脹的滯漲階段後，一些像美國一樣崇尚自由和市場的國家紛紛對勞動市場進行積極干預，政府直接創造就業機會，併為社會能力及精神或身體有缺陷的低收入群體提供大量的轉移支付。

　　正是在經濟社會發展變遷中，利益與責任才得以在法制的規範下逐漸融為一體，並伴隨著社會風險的擴張而催生著福利權與福利制度的成長。

　　(三)政黨政治

　　人權和福利制度的選擇除依賴於一定的經濟基礎外，政府政黨的福利和權利理念對其也有重要影響。從人權和福利制度的實施角度來看，國家和政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立法和制度實施上。立法將應有人權轉換為法定人權，又通過為制度實施提供法律依據將法定人權轉換為實有人權。總之，在應有人權的實現方面，道德倫理和經濟社會變遷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從應有人權到實有人權的實現，則主要依賴於國家和政府的法律制度保障。對福利而言，國家和政府則是通過立法介入使福利措施制度化、規範化和權威化，併為福利制度的順利實施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從人權和福利制度發展的角度來看，在經濟發展的促發下，權利主張和福利要求往往是引起政權更迭的主要因素，而通過政權更迭，權利主張往往得以確認，福利要求得以滿足或部分滿足，併在此基礎上依次往複，在政權不斷成熟和政府職能不斷完善的同時，也不斷地催生應有人權，並通過福利制度的設置和實施不斷地實現人權。

　　主張和維護人權，在歷史上常常是政權鬥爭的思想和理論武器。三代人權的理論實際上反映的是不同時期的三種革命運動。資產階級為了推翻腐朽的教廷勢力和落後的封建統治，打出“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權口號，藉助上帝和自然賦予的力量喚醒民眾的權利意識，將封建勢力和王朝送入了歷史。無產階級正是通過揭露資產階級人權的虛偽性，提出自由、民主的實現首先需要建立在經濟發展的條件上，從而發動了社會主義革命運動。20世紀40—50年代的民族獨立運動則為爭取發展權、環境權等集體權利取得了國家的主權獨立，而主權的獨立又為人權的發展和福利制度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出台和實施福利制度，是政黨維護政權統治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常用手段，福利制度的調整和改革也遍佈著政黨政治的足跡。福利措施從隨意性的慈善行為制度化為政府的常規責任，也正是因為有了政府政權的介入。正如周弘所說，“和以往分散在各教區的福利設施相比較，世俗政權採取的福利措施更加統一、更加有效率、更加理性”。

　　福利制度的實施還往往與政黨有密切關係。一般而言，政黨通常代表一個階級或階層的群體利益，其所擁有的福利理念對福利制度的制定和實施都有重要影響，政黨政治運行過程中的許多變化也大都與福利議題有關。在德國，社民黨來源於工人運動，認為強大而重視社會福利的國家才能保護弱勢群體的權利，他們主張社會正義和經濟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確保公民享受更好的社會福利。為了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社民黨執政期間往往能出台一些改革議題，以使不同人群都能夠獲利，如新的富人稅政策等。

　　在政黨政治對人權和福利制度發展的影響中，還不應當忽略政治家個人的影響。如英國曆史上頒佈《濟貧法》的伊麗莎白女王和創建福利國家的艾德禮首相，創建社會保險制度的德皇威廉一世與俾斯麥首相，還有頒佈《社會保障法》的美國羅斯福總統，推動公積金制度的新加坡李光耀首相，推行養老金私有化改革的皮切特諾將軍，等等，都在人權與福利制度的互動發展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見，人權、福利制度和政權、政府互為實現工具。奪權者在人權鬥爭中取得政權，再通過福利的手段來強化政權。施政者為鞏固政權而實施福利，結果在實施福利的過程中將福利措施制度化為政府的社會職能，既為人權實現提供著福利保障，又為履行政府職能而穩定了社會，結果是通過穩定社會而把握了社會控制權。從這個角度看來，福利、權利和政黨政治其實是一體的，福利具有政治性的同時政治也具有福利性。在三者的互動發展過程中，福利由最初的恩濟措施制度化為政府的職能，由初期的統治工具發展為維護和實現人的權利的保障機制。當然，歷史也證明，作為消極意義上的國家統治手段的福利制度比作為積極意義上的社會發展目標的福利權在實踐中發展更快，而一旦某項福利權得以承認和確立，政府就有義務和責任去實現，併在實現權利的過程中鞏固自己的統治。

　　(四)意識形態

　　福利制度的實施和人權的實現都需要國家力量為其提供強有力的立法和制度性保障，而國家自身具有階級性和明顯的意識形態，不同階級思想觀念上的對立和衝突，往往反映在福利思想領域，使其成為充滿意識形態鬥爭的領域。

　　意識形態是人類群體在生存過程中，不斷形成的一套為群體所共用的象徵體系，此象徵體系密切關係著兩大基本內涵，一是能反映該群體社會生活的理想，二則是能抒發該群體現實生活的感受。這一套象徵體系，使一個社會群體能成之為社會群體，也是該群體成員有一定的認知方式和價值偏好，是任何人類社群的存在所不可欠缺的，是一套有組織的信仰或價值體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世界上最具支配性的兩種形態。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里，由於對國家干預的作用認識不同，又可以分為放任市場自由的保守資本主義和強調國家巨集觀干預的革新資本主義。而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里也可以根據現實社會主義理想目標的手段不同分為漸進式社會主義和急進式社會主義，或者改良式社會主義和改革式社會主義。在這兩種四類意識形態的影響下，人們的權利觀念和福利制度的設置都有所區別。

　　需要指出的是，意識形態雖然對福利制度的發展和人權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但歸根結底還是不能改變和否認作為社會成員的現代人追求更高層次福利的權利，也不能否認人權是與國家政體沒有必然關係的、超越意識形態的權利。不能充分滿足人的需求、不能充分實現人的權利的意識形態是應該被否定的，這個關係不能本末倒置。

　　(五)文化傳統

　　中國傳統的福利制度以家庭為本，輔之以鄰裡互助互愛、官方臨時救濟為特征。由於那時官方的福利作用與家庭和宗族比起來確實太小，所以，也可以把中國傳統的福利制度稱之為“家庭—宗族”保障制。家庭依血緣關係將家庭成員凝結聚合在一起，而宗族又以一定的規範和血緣關係將家庭結合在一起，併在根深蒂固的孝文化的影響下，在宗族內提供各種保障，如教育子女、養老撫幼、組織生產等等，有的還設立族產公田，用其收入贍濟貧困、孤寡以及遭災的同姓族人。在奉行這個保障模式的時代，作為子女和子民的民眾受到家庭和家族“父愛”的照顧和保護，承擔的是尊老的義務和撫幼的責任，同時，也相應地享有為尊、為幼、為家族成員的受照顧和受保護的道德權利。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是一個低分化、高整合的單位化社會。這一時期的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國家—單位”保障制模式，相互獨立、互不交叉但又結構嚴密的國家保障、企業(或單位)保障和農村集體保障三大板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政府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者和保證者，社會成員被分割在各個單位無償地享受著由政府和單位共同提供的各種福利待遇。在這種模式下，企業負責提供職工的生、老、病、死等一系列的保障需求，職工及其家庭成員的各種福利也均由所在企業承擔，當企業不堪承受重負時，由政府財政通過直接補貼的方式加以彌補。實際上，每一個城鎮居民家庭實際上都因為有家庭成員在國有企業或集體企業從業而獲得了相應的福利保障。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經濟改革步伐的加快，社會觀念和結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福利制度逐漸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在改革中還原福利制度應有的作用和地位，“社會福利社會化”成為改革方向。雖然政府仍然主導著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但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卻必須共同分擔社會保障責任，從而形成“國家—企業—社會”保障制。在整個改革過程中，政府統一了福利制度管理體系，加快了制度規範化建設，還全面推行社會化服務，企業的社會責任逐漸通過法制得以明確和規範，社區建設、慈善事業等也在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

　　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上千年的封建社會歷史使中央集權製成為中國曆史最大的特色。正是由於中央集權制和民本主義思想的存在，中國曆朝皇室和政府都對福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有貢獻，但在不同的時期，承擔的責任有所不同。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很強調倫理、關係、家庭和權威的國家。儒家的“人性善”文化把聖賢哲人看作理想人格，道德修養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倫理內修、希賢法聖，成為仁人君子。即使是政府，也希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通過自我改善，提高自律和修養，實現“以德治國”，而非西方以道德戒律為基礎的法治。中國社會是倫理化的社會，關係的強弱是親疏遠近的判斷標準，差序格局是付出信任的界線，法律制度在以關係為代表的倫理本位空間里的權威被弱化了。而家庭本位的保障價值觀念與西方人遇到難題求助於政府和社會的做法不同，中國個人“各尋自己的關係，想辦法。而由於其倫理組織，亦自有為其負責者。因此有待救恤之人恆能消納於無形”。正是這種不同於西方強調法律、社會、制度和民主的文化傳統，造成了中國福利制度和人權發展的特有路徑。

　　(六)非政府組織及其運動

　　在權利和福利領域，非政府組織運動也是促進權利保護和提升福利的有效途徑。20世紀60-70年代，美國展開了一次全境爭取權利的運動。那次運動主要由全國福利權組織領導，各種低收入群體參與，包括低收入家庭的母親、老年人、原住民等。他們通過遞交大量的福利申請、靜坐抗議、與政府對話以及向法院起訴等方式表達和爭取他們的權利主張——充足的收入、公正、尊嚴和民主。對於他們來說，“有保障的充足收入”是一項無條件的公民權利，是一個富裕國家是否實現平等的絕佳試金石。這場權利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正式在這種背景下，法學家和法官們開始從理論和實踐上推動福利權的確立和保護。

　　在歐洲，正是由於全球政府不響應國際一系列宣言，非政府組織的殘障人士運動也為殘障人士政策的發展提供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新生力量。1993年，一個“殘障人士議會”確定了歐洲第一個殘障人士日，併在大約500個參與者的要求下成立了殘障人士委員會，將殘障人士議題提上議程。他們要求改變決策制度並修改歐洲法律，還明確地提出對“由社會結構障礙所造成的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和不平等負擔”的控訴。這些訴求同當時的主流政策議題相比較，更加明確地指出了致殘的社會原因。1993年以後，殘障人士運動開始從法律的高度追求對殘障人士歧視現象的承認，並通過殘障人士論壇和西班牙國家殘障人士委員會以及其他組織的努力，促使歐盟委員會於1995年認同了反歧視條款也適用於殘障人士這一觀點。之後，殘障人士組織又不斷地借用法律工具維護自己的權利，並最終促成了《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第13條反歧視條約的通過，而此條約的發佈奠定了殘障人士組織通過合法的法律途徑爭取平等和全參與權利的里程碑，是歐盟殘障人士政策的轉折點。

　　米拉什也在研究中發現，“從歷史的角度看，勞工運動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都在維護和捍衛福利國家的鬥爭中扮演主角”，儘管其“力量和效率呈下降趨勢，但作為既有的壓力集團和一種抗議運動，它依然運轉，並被視為在當今許多國家阻止社會保障體系迅速衰竭的中堅力量”。在美國，老齡集團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忠誠捍衛者，並且開始與其他牽涉社會福利保障的集團結成同盟。一些針對西歐國家老齡組織的研究也表明，儘管老齡公民組織的倡議活動“仍然無法與典型的美國老齡集團的有效游說和參選水平相媲美”，但是，“老齡人出於自我保護的反映式政治活動仍在繼續”。

　　綜上，其實可以發現，非政府組織及其運動對福利權的形成，產生的是積極的推動作用，它們的運動甚至對具體的福利制度安排產生直接影響，從而構成了現代社會公共治理的日益重要的組成部分。

　　(七)全球化與國際組織

　　儘管人權在西方國家被認為是超越主權國家範疇的概念，但在中國等許多發展中國家卻認為主權要高於人權。無論在對待人權的看法有何種差異，對福利制度屬於主權國家事務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使是歐盟在推行經濟一體化等進程中有所例外，但歐盟要整合各成員國的福利制度卻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人權雖然具有普適性，但人權的實現最終還要取決於主權國家的發展狀況、制度安排與歷史傳統。離開了主權國家或實體政權，普遍性的人的權利便不可能完全實現。福利權作為與福利制度緊密相關的人權構成部分，也必定要與主權國家緊密結合在一起。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一國的福利制度或者一國公民的福利權不受國際社會的影響。事實上，即使是掀開歷史的一頁，也能夠發現當年殖民主義者的福利制度會影響到殖民地，而無論是髮端於英國的《濟貧法》，還是起源於德國的現代社會保險制度，或是創始於英國的福利國家，乃至於上世紀產生於新加坡、智利等小國的公積金制度與養老金私有化變革，都對整個世界的福利制度的形成與變革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來自國際的影響除了一個國家的主動學習精神與擇優仿效，還有許多具有國際法性質的行為規範，如聯合國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殘障人士權利國際公約》，國際勞工組織制定的《國際勞工標準》等，只要一國簽署了這樣的國際公約，便意味著要接受其約束，並需要視同為國內法或者內化為國內法。因此，全球化進程其實不僅是推進經濟的全球化，也在推進著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福利權的發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組織也日益活躍。除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這樣的政府間組織外，還有大量非政府組織在從事著與人權和福利相關的工作。例如致力於福利制度發展的國際社會保障協會和國際社會福利協會、致力於殘障人士康復與預防的殘障人士國際、致力於促進智力殘障人士權益的國際智力殘障人士聯盟等，都在各自領域中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與早期殖民擴張的強制性示範與前一百年間存在的盲目仿效現象相比，現階段各國在人權領域與福利制度方面接受全球化的影響顯然更多地具備了自主意識。尊重福利權的普適性與尊重本國國情成為理性選擇福利制度安排的出發點，這反映了時代的進步性。

　　(一)理想路徑：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

　　從各國福利權的實現路徑來看，違憲審查作為一種重要的權利救濟方式，在福利權的實現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南非法院通過三個著名的案例，即Soobramoney v. Minister of Health等案例對此種權利加以了憲法上的實現。而即使憲法規範中不存在違憲審查制度的美國，也通過平等保護條款與正當程式條款對福利權益加以了間接保障。儘管，美國法院對待福利的判決結果並非一致，但是在多數案件中，法院一直扮演著權利衛護者的角色。在我國，又應當採取何種方式呢?

　　根據上文對於憲法規範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目前的憲法條款中涉及到福利權的規範應當說是豐富而具體的，關鍵問題便在於如何將這些條款賦予執行力。勿庸置疑，違憲審查制度的建立是首先需要突破的瓶頸所在。但是，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則可能會使得本文偏離主題。因此，我們僅在此假設，一種行之有效的違憲審查建立之後，我國的法院可以做什麼?

　　我們首先將面臨的便是福利權是否可訴的問題。對於這一問題，我國國內學者已有了一些初步的論述。如有學者認為：“社會權利提供憲法救濟有難度，由於社會權利通常由國家社會政策的調整，屬於司法機關或專門機關的裁決事項，而且社會權利內容缺乏確定性，實現受到一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制約，因而一般都由普通法律先將其具體化。”這些論述已經註意到包涵福利權在內的這類權利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如不確定性、受國家經濟水平制約等。對於這些因素的考量也是多數國家法院在福利權審判時所持有的共同觀點。對於我國法院而言，也需要考慮這些因素。例如，財政水平的制約可能會使得即使我們通過法院承認了這項權利，但它也無法得以真正實現。因此，對於它的審查也應當是有所限制的審查，應根據不同的權利規範內容以及侵犯程度給予不同層次的保障。

　　其中，審查力度最高的權利規範應為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物質幫助權，我們傾向於將它認定為一項帶有具體權利性質的權利，由此公民可以直接提起某種權益被侵犯的憲法訴訟。例如，公民已通過相關立法獲得了一定的物質幫助，但由此獲得的福利援助受到某種不正當或不合法的剝奪，則應當允許公民通過憲法訴訟的形式獲得一定保障。再如，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以及國家工作人員依法獲得到退休金抑或依法獲得的醫療保險等，這些援助津貼如果被任意剝奪，公民則可以提及相關訴訟。

　　而考慮到立法機關在福利政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可以允許法院對立法機關的相關福利立法是否符合憲法規定加以審查，即當有關的福利立法已經形成，但卻對給付對象施加了某種不合法的限制或不平等待遇時，可允許法院對相關立法合憲與否進行審查；或者，可以通過對於政府義務的強調以促使立法機關執行或制定相關法律，進而促使立法機關遵循一定的程式要求。這兩種情況下，基於代議制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特殊性質，較為可行的方式是藉助附帶性的違憲審查來實現，即在社會立法不充分時，公民為瞭解決法律上的權利義務爭議提出訴訟時，對相關立法進行違憲性審查。

　　同時，也可以通過個案中對福利權的平等保障等加以宣示，這實際上在我國現有的判決中也有所涉及。例如，在2004年武漢市的一則案例中，法院便明確表示，原告所稱“被告系農民工，無義務為之辦理社會保險”的說法是對農民工的歧視，並將“對其歧視行為予以譴責”的話語寫入了判決文書。這類似於美國法院藉助平等保護條款以及正當程式條款所進行的間接保障。

　　(二)現實路徑：行政訴訟與福利行政過程中福利權的實現

　　正如我們所知的奧托.麥耶的名言“憲法消逝，行政法長存”一般，作為動態憲法的行政法，是憲法發展到行政國階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對於尚無違憲審查制度的我國而言，行政訴訟制度應當能夠成為實現福利權的突破口。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六)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根據第六款的規定目前可以針對撫恤金的發放提出相關的行政訴訟。 而從目前的考察來看，選擇訴訟方式作為解決此類糾紛的比率並不高且較為單一的集中於勞動領域以及撫恤金髮放領域。而從具體的行政訴訟環節來看，法院在福利案件中更多針對原告與被告資格、法律適用中的合法性問題予以審查，而很少可以針對是否合理的問題展開審查，這就使得福利案件中涉及較多的合理性問題難以得到審查。再加之福利案件往往涉及到高度政策性、技術因素的爭議，諸如如何認定工傷等問題，這就使得法院在對某些實體性問題進行判斷時，存在相當的難度。因此，如果要實現對於福利權的有效保障，則需要在行政訴訟審查中引入合理性審查的內容。

　　此外，從行政訴訟的主要案由來看，由於涉及到福利權實現的給付行政是一種要求國家積極作為併為公民提供生存照顧的行為，因此它往往涉及到的是行政機關的不作為，這就使得行政不作為應當是審查的主要案之一。同時，還可能涉及到對程式違法的審查。例如，在“劉某訴威海路街道辦事處案”中便涉及到這種情形。一般情況下，這類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據為《行政訴訟法》第54條第2款的規定，即對於違反法定程式的具體行政行為，可以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並可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由此，對福利案件的審查，需對程式是否合法作出判斷，主要考慮是否逾越時限，是否履行了充分的告知義務，是否說明理由等因素。例如，審查行政機關是否在社會保障金申請的法定期限內作出行政決定；在拒發或少發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時是否充分說明瞭相關理由等。

　　除作為最後救濟方式的行政訴訟之外，在福利行政過程之中，關涉到行政決定的做出及相關行政程式中對於福利權的保障也是必需的。在這種層面上，福利權的實現往往表現為具體給付請求權的實現。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領域為例，在“申請——調查——決定——發放”這樣四個環節中，如果相對人能夠獲得最終的給付，則需要在每個環節的確保，如申請前的告知、調查中對於居民收入的統計等等，任何一個環節如果出現了行政權的濫用都可能影響到福利權益的實際享有。這在某種意義上，將關涉到整個部門行政法體系的建構，因此更為詳細的論證將另行他文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