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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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主要是指能夠說潮汕方言或者深受潮汕傳統文化影響的商業人群。(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對其劃定的範圍是：“潮商是分佈於海內外的潮汕籍商人。狹義潮汕是指分治後的汕頭、潮州和揭陽三地；廣義潮汕還包括汕尾等韓江流域地區。^[1]

　　潮商一向是以冒險性個強烈、肯吃苦耐勞著稱；潮商也積極向外拓展版圖，離鄉背井遠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打天下。也因為這種開放心態，使得廣東商幫在改革開放之後得以迅速發展。而潮商卻伴隨著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於東南亞和香港、潮汕地區。這期間，潮商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度沉寂，但經過戰後若幹年的苦鬥，又終於在上一世紀60-70年代崛起於香港及東南亞。涌現出李嘉誠、陳弼臣等一批世界級鉅賈。

　　1、古代潮商

　　明朝正德年間海外貿易興起後,潮州逐步形成了具有影響力的崇尚工商習俗,沿海居民開始大量從事私人海上貿易活動。到了明代中後期,大批潮人涌向海外進行商業冒險,他們的活動已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以至形成了“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局面。作為商業文化符號的“紅頭船”也成了潮州商人的文化象徵。

　　2、近、現代潮商

　　到了近代,隨著國外經濟勢力的侵入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緩慢發展，寄生於封建官僚政治體系的晉商與徽商因為固守封建傳統而日漸式微，潮商卻伴隨著近代移民高潮在海外強勁崛起。只是進入20世紀30～40年代，受制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上封鎖，潮商一度受挫，但經過戰後若幹年艱苦奮鬥，又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再一次勃興，迅速成為世界範圍內華人圈中最具財富影響力與創造力的族群。潮商的出現與發展壯大源於特殊的地理環境與經濟運行環境。潮汕地區地處中國大陸的東南隅,相接於滔滔大海,素有“省尾國角”之稱。歷史上因地狹人稠,加上戰亂頻仍,當地人紛紛“闖南洋”尋求出路,經過多年的向外發展與商場打拼,聰明勤勞、精打細算的潮汕人終於扎根世界各地並獲得“會做生意”的美名。可以說,是高山阻隔進入中原腹地的困難及面朝大海的靈活舒廣,孕育出潮商特別強悍和能冒險跨海的民性,是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培養了潮商的創造、開拓和冒險精神。同時,因為交通不便與重山阻隔,一方面使得潮商無法像晉商、徽商那樣與官府聯結,由此得不到王權官府的庇護。另一方面,投資基本在海外的特點又決定了受國內戰爭、動蕩和政權更替的政治影響相對較小,從而有利於財富的積累,從這一意義上說,是近代社會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與移民浪潮的長期存在以及遠離大陸動蕩的政治環境,為潮商的持續成長與潛力開發提供了基礎性的條件。

　　明清之際的潮商之所以能夠向外發展,終於富甲天下,在艱辛的打拼歷程中不斷地創造著商業奇跡,近代潮商之所以歷經曲折坎坷仍能保持“商幫”這個商業經濟圖騰的存在以及進一步提升,無不與承載著的特定歷史時期的信息與商業文化有關。如今潮商中的代表人物,從世界華人富有者階層的傑出代表李嘉誠,到內地名人榜上數一數二的富豪黃光裕,從享譽世界的銀行家陳弼臣,再到“福布斯”海外華人100強中的19位潮汕商人,他們緊追時代步伐在海內外謀求發展,通過“京文唱片”、“中凱文化”、“騰訊QQ”等每一個創業故事演繹著“潮汕人會做生意”的現代傳奇,為潮商文化的弘揚贏得了全球性的聲譽。正如美國曆史學家西格雷夫在《龍行天下》一書所敘述的那樣:“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獨特。他們操縱著地球上最有錢、最強大的地下網路,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國公司之一。”

　　作為民俗文化，潮汕文化是指定居在潮汕地區或祖籍是潮汕人現散居於國內外的潮籍居民、潮籍華僑和華裔所形成的文化，由於潮商的發達多在海外而非本土，“從這個意義上說，潮文化應該是一個族群文化，而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地域文化”。然而正是這種族群文化，促成了潮汕文化與海外貿易活動滋養出來的海洋文化的融合，它既海納百川，又情系根源，不僅事實上成為潮商文化得以存在的根脈所在，也深刻地影響著潮商在商貿活動中的經營方式、管理理念、宗族關係和創業發展的視野。

　　潮商的文化特質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精於經營”。潮商獲得“東方猶太人”之譽的根本就在於經營的精明上,幾百年來經商歷程的實踐和潮汕精細文化的滋養,使其精明品行深深地烙進潮商的靈魂和精神之中,成為族群文化的突出部分。潮商在生意場上普遍信奉現實主義哲學和“商者無域”之道,一方面在有利可圖時絕不錯過機會，幾乎每一個潮汕人身上，都蘊藏著一股濃郁的生意味。另一方面在經營活動中非常仔細認真，錙銖必較，對於利潤的一分一釐，都計算得極其清楚，這種精打細算的經營意識客觀上成就了潮汕人的商業天分，使他們中經商人群的比例遠遠地高於其他族群。然而，商業行為的過渡精明也對潮商產生過消極的影響,由於實利主義過於厚重,潮商具有重視個人資本積累輕視社會資本集中的人格特征,這種小家子氣的商業文化意識極易在家族企業發展的後期選擇“分家”路線,在經濟生活中形成一盤散沙和各自為政的局面,事實上對商域“超級航母”的做大做強形成了一定阻礙。

　　第二,“富有冒險精神”。“愛拼”性格是潮商的普遍特征。早期的潮商具有強烈的拼搏精神和創新意識,他們面對海外生存的惡劣環境,憑藉一股膽氣和毅力艱苦創業，不論是在荒山野地開墾拓植橡膠園，還是在森林處女地開港種植胡椒甘蜜，不論是進出口貿易，還是加工販運，歷史都在見證著潮商艱苦創業的非凡歷程。是海洋文化賦予他們頑強的生存能力及逃避風險的技巧沒，“富有冒險精神”成了尋求成功的有效途徑。然而，這種靠打拼搏擊，有時表現為鑽空子取勝的急功近利心理，也常常在社會外部監督機制不健全時，會使“抱著無臉輸死父信條的少數人利用自己國角省尾、瀕臨大海的?優越地理環境鋌而走險，具備傳統海洋文化特點的潮汕人原本?愛拼才會贏的冒險開拓精神,這時就變成了不遵守現代經濟規則的缺陷。”

　　第三，“講求誠信”。商業社會的道德基礎是信用，這是任何從事商品生產與交換活動的生產者與經營者都必須遵循的原則，潮商也如歷史上興起的商幫一樣，在其商業價值觀中，對信譽的追求始終占據著重要位置。在他們的心目中，做生意離不開信用，必須以誠實為本。如在《潮州會館碑記》中對潮商就有這樣的評價：“公平處事，則大小咸宜；忠信相孚,則物我各得。”歷史上潮商的英雄崇拜情結也與誠信追求有關,“潮商崇拜韓愈崇拜關公深刻,產生的心靈陶冶作用也深刻——它塑造了潮商的誠信觀念??在潮商眼中,盡忠盡義的關帝既是財神,更是誠實守信商業道德的化身；而促進潮汕文明開化的韓愈，扶貧濟困，務實敬業，為人公道。將這種精神運用於商海,就成了儒雅經商、文明經商的典範。”華人首富李嘉誠之所以有“塑膠花大王”的稱號,也正是靠他的信用人格來贏得的。潮商註重信譽也可從明清時期存在的“僑批”職業得以證實,在那危險叢生的時代,沒有人格信用作保證是不可能產生和發展“僑批”這個行當的。近代社會潮商曾創立具有鄉土情結基礎的“七兌票”制度,這是潮商在歷史上誠實守信的突出表現。上述表明,在傳統商業活動缺乏法律保護的時代,潮商拼力維護與堅守的恰恰是決定自己命運的商業信用體系,這也正是潮商長期發展而不衰的立業根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講求信義在一些潮汕商人眼裡只限於小範圍的生意來往,在大範圍內就可有可無了”他們以“謀財不害命,假貨不劣質”為自己的違法投機行為辯護,並一度在潮汕形成了扭曲的社會氛圍”。由於本土潮汕人的造假行為將歷史上海外潮商存在的信用人格所掩蔽,以至於人們不再理直氣壯地將潮商本具有的誠信人格作為商業文化傳統來對待。

　　第四,“重義抱團”。潮商素有註重“自己人”的情愫與抱團作戰的傳統。一般說來,尋求內部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認同感、歸屬感,是任何能稱之為商幫團體的共性特征,不過潮商對此顯得尤為突出。人們說,兩個潮汕人靠嗅覺就可以相互辨別,靠說同一種方言,就能將對方稱之為“自己人”。這種因具有濃厚地緣意識的“自己人”情結也正是潮商在外地容易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的團結舉世聞名。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會徽是兩手緊握形成的圓體,中心是地球經緯圖,上下一周是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的中英文字,這是象徵潮人的大團結。”然而,潮商的“義”更多的是基於同鄉的關係而建立,排他性極強,外人很難有插足的機會。這一方面形成了潮汕地區的開放只是對潮人開放的局面另一方面,對“義”的片面認識也使得潮商族群存在著輕視法律行為,他們在商業實踐中往往受“自己人”意識的支配,無法把持自己,最終做出許多觸犯法律的事來。

　　第五,“重親緣關係”。同歷史上的晉商、徽商相比,潮商具有強烈的“戀親”情結,是我國諸多商幫中最能認親的一個商業族群。它在其發展過程中幾乎沒有中斷或改變過宗親力量對經濟模式的干預與影響,“潮商的真正特點在於對企業強調家族化和血緣化,對行為強調宗族化與地緣化。由於宗族不過是家族的繁衍,地緣不過是血緣的投影(費孝通語),因而可以用宗族潮商對之進行概括。”這種親緣情愫對維繫潮人的凝聚力曾起過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歷史上潮商之所以能在海外發達的重要手段,潮商的發家路線基本上是以家族企業為基礎確立起來的。單個人闖天下的成功可以導致一個家族的搬遷,甚至是一個社區的轉型,這種思維觀念上的定勢事實上延續著潮商族群的血脈,並指向他們可以借鑒乃至依賴的發展方向。然而,潮商帶有排外性質的宗親文化所形成的處事原則與交往態度,對自身的發展也會產生消極的影響,它固然在聚集商業資本以形成創業利潤階段,特別是在缺乏法制化的市場環境下起過重要作用,但在市場投資與經營環境有序的環境下,又會成為企業擴張的絆腳石。

　　潮商在社會經濟領域的貢獻有目共睹，潮商文化在世界經濟尤其是亞太經濟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正是長期穩定的地域文化積澱，才使潮商文化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和蘊藏無限的創造力與生命力。因此，社會應當在追求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局面的同時，積極營造新經濟形勢下能夠確保我國新興商幫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所需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催生出能夠適應經濟發展要求的更多、更優秀的區域特色商幫，最終實現國家繁榮昌盛和全民富裕安康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