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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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新聞是指包括新聞工作者在內的政治傳播者通過一定的媒介就新近發生的政治事實向公眾進行報道和評述的活動。“政治新聞”表現出鮮明的行為主義特征，即政治新聞是政治人物或參與者等人類的行為(如政治意見、行為等)造就的一種信息形式。

　　在分析“政治新聞產生”的問題時，臺灣省學者祝基瀅有一段論述值得註意，他說： “政治人物是政冶新聞的來源，新聞記者成為政治人物的新聞頻道，同樣地，社會大眾在表達政治意見時，也成為政治新聞的來源，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大眾也扮演政治人物之角色。”

　　這種說法無疑正確地說明瞭“政治新聞的來源”。然後，“政冶新聞的來源” 和“政冶新聞的產生”是否一回事?這不僅是需要弄清的概念，而且關係到能否準確地反映“政冶新聞產生”的客觀實際的問題。日本專門研究美國新聞史的專家本田一二曾經舉過一個實例，很能說明“政冶新聞源”和“政冶新聞產生”兩者的區別：美國的路易斯安娜面積82．8萬平方公裡，自17世紀起到19世紀初原為法國屬地。1803年10月20日，拿破侖願意把這塊土地賣給美國。出價1500萬美元。當時美國總統傑弗遜考慮到購進路易斯安娜能使美國領土擴大一倍，且可打通向西部發展的通道，有意購買。為慎重起見．傑弗遜要求國會秘密撥款，組織探險隊前往勘察。探險隊經過兩年的踏勘，掌握了大量河源、動植物、交通等資料，於1806年秋凱旋而歸。很顯然，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美國媒體不僅在事件發生之初沒有報道，就是在探險隊歸來之後的三個多月里，也沒報道。直到1806年12月，美國國會根據傑弗遜總統的特別報告，表彰探險隊時，報界才註意到這件事。

　　分析美國新聞史上的這一事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為“政冶新聞源”的該事件在秘密進行狀態即已存在。換句話說，它自1803年拿破侖提出出讓路易斯安娜至1806年探險隊凱旋而歸及之後的三個多月，是以“消息體”或“信息體” 的方式存在的。在這期間它並未能自然“形成”或“產生”被公眾理解的政冶新聞。只是在1806年12月以後，報界關註了這件事，它才“形成”或“產生” 出被公眾理解的政治新聞。那麼，政冶新聞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在這個問題上學界有兩種說法：

　　(1)“記者發現”說。持這種觀點的是著名學者李普曼為代表的多數新聞學專家。李普曼在其很有影響的<輿論學)一書中指出： “一些事件什麼時候才算達到了可以報道的狀態這問題自然會有很不同的意見。一個好的新聞記者比一個生手更能發現新聞。” 李普曼的這段話清楚地告訴人們：且不論外人不能發現新聞，即使記者。如果是生手也不能很好地發現新聞。既然不能發現新聞，也就談不上產生新聞。根據李普曼的看法可以察知，他是主張把新聞(信息)源與被報道而成的“新聞”分開談的。

　　(2)“共同創造”說。以臺灣祝基瀅先生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 “政治新聞是政冶人物和新聞記者，以及社會大眾和新聞記者的共同創造物。”顯然，這裡“共同創造”的概念。就是“產生”的概念。可以看出，祝基瀅是把政治新聞(信息)源與由此報道形成的“政治新聞”混在一起談了。

　　細分析李普曼和祝基瀅的觀點，不難發現：祝基瀅是從政治新聞的源和流進行全程考察的，雖然統攝全面，但是有失嚴謹。因為政治新聞源是政治信息和政治新聞的共生源，並不僅僅是“政治新聞” 獨生源。因此，政治新聞(信息)源，只有經過大眾傳播機構專業人員(記者等)的採訪、報道等工作，將政治新聞(信息)從一般信息中分離出來，才能成為“政治新聞”。李普曼止是站在“分駕”這一角度分析“新聞產生”問題的，他說：“事態的發展必須表現一種確鑿肯定的狀況，直至某些方面已成為既成事實，新聞才從大量可能的事實中分離出來” 從新聞學的角度看李普曼的觀點，雖然有點偏狹，但表述嚴謹、科學。

　　政治和政治新聞的關係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治新聞既然是新聞，就必須講求客觀性。政治事實在與政治新聞的關係中是第一位的；作為反映政治、政治事實的政治新聞，則是第二位的。兩者之間首先是事實與反映的關係。

　　2．由於上述關係也可以說政治、政治事實是“源”，政治新聞是“流”，沒有作為“源” 的政治事實，也就沒有作為“流” 的政治新聞。從這個角度說，政治、政治事實和政治新聞又具有源流關係。

　　3．政治新聞報道在篩選政治領域中發生的事實(信息)時．遵循新聞價值原則和政治價值的統一。由於這種重合標準，政治新聞在一定的時空中會表現為與政治行為的同一關係，即政治新聞自身變成了某種政治行為。

　　4．中國臺灣和西方學者還特別註意到政治人物主動、積極向媒體提供新聞的現象，由此展開的研究揭示了當代政治對政治新聞的“追求”關係。丹尼爾·肖爾在GED雜誌發表的<電視因素)中，曾描述1980年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預選會議現場的情況，他說： “那裡主持電視新聞節目的廣播員比政治家還多，也更引入註目和受歡迎。他們的工作室環立會場四周，參議員、州長們在那裡轉來轉去，希望能被他們採訪。”國這種情景生動地顯示了當代政治並不只是被動地等待媒介傳播。在很多情況下政冶也具有主動“追求”媒介，渴望媒介把自己變成政治新聞向公眾傳播，以此塑造政治形象，擴大政治影響的特性。

　　西方新聞傳播學界的長期研究表明，政治和政治新聞之間的上述種種關係，是伴隨大眾媒介的進步加強的。大眾媒介的每一次變革不僅帶來了傳播的變革，而且加大了政治對傳播的依賴和支配。這種依賴和支配的表現之一，就是政治和政治新聞之間種種關係確立的基礎。所以有識者言，沒有政治、政治事實就沒有政冶新聞；同樣，若沒有政治新聞的傳播，也不會有當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