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权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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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权衡理论(Static Tradeoff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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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权衡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的提出，从根本上是源于MM定理。1958年，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共同发表了他们的不朽之作《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得出了MM定理，开创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MM 定理的核心思想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企业的价值与其所采取的融资方式，即资本结构无关。然而，由于MM 定理的假设条件与现实相差太远，使得其结论无法解释现实中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行为。针对MM 理论的假设所存在的问题，许多研究力图通过改变假设以修正MM 理论。杰斯富(Joseph，1969)，罗伯特和詹姆斯(Robert & James，1971)，莫克(Merk，1973)等人先后在《财务数量分析学刊》、《美国经济评论》和《理财学刊》上撰文，他们将MM理论的“无风险债务假设”改为“风险债务假设”，然而，这一修正并不能改变MM理论的结论。李和巴克(Lee & Barker，1977)，瓦勒(Warner，1977)等先后讨论“破产费用” 与MM理论的关系；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 Meckling，1976)提出“代理费用”的问题。当破产费用、代理费用和风险债务三者同时被引入MM理论，其结论发生变化，破产仅发生于负债的企业。债务越大，固定的利息费用越多，盈利下降的可能性越大，破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企业一旦破产，各种各样的费用将发生，如低价出售资产的损失、破产处理时间所带来的损失、律师和诉讼费用、破产前的销售下降所带来的损失，等等。总之，企业在考虑负债带来节税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负债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为使企业的价值达到最大，企业的最优负债融资额决定于负债的边际避税收益和负债的边际破产成本的净现值相等的点。这种最优的负债融资额决定理论就是资本结构理论中的静态权衡理论。[1]
静态权衡理论与资本结构[2]
(1)税收与资本结构。1963年，Modigliani和Miller在《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项修正》一文中，将公司所得税引入了MM的无公司所得税模型中，并推理得出了与MM的无公司税模型相反的结论：由于负债利息免税利益的存在，企业价值会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应为100%负债。1976年，Miller发表的《债务与税收》阐述了个人所得税对企业负债和股票价值的综合影响，提出了考虑个人所得税的米勒模型。米勒模型认为最佳资本结构受[[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变动的影响：当企业所得税提高，资金会从股票转移到债券以获得节税效益，此时企业的负债率提高；如果个人所得税提高，并且股利收入的税率低于债券利息收入的税率，资金会从债券转移到股票，此时企业的负债率降低。DeAngelo flMasulis(1980)、Bradley(1984)：等人将税收利益从原来的负债税收利益引申到非负债税收利益方面，实际上扩大了成本和利益所包含的内容，把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看成是在税收利益与各类负债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冯根福、吴林江、刘世彦(2000)的研究结果认为，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与账面短期负债比率及市值资产负债率正相关。
(2)破产成本与资本结构。Baxtr(1967)最早指出企业的融资成本曲线是先增后减，负债过多会增加企业的加权融资成本，由此债务税收屏蔽效应的好处，会被破产成本的增加所抵消。Stigliz(1974)也认为高成本的破产清算使企业更愿意选择重组来解决财务困境。Stonel(1977)：进一步指出缺少对破产预期成本的估计，会低估其对资本结构的影响。DeAngelo~IMasulis(1980)认为无负债公司同样存在税收屏蔽，如折旧和投资课税扣除足以推翻米勒的财务杠杆与资本结构无关论，并最先在其模型中考虑了企业的违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