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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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二代是八十年代後期出生的，戶口在農村，但工作在城鎮的一代人。他們與父輩不同，雖同樣作為農民，卻沒有了土地。一部分是因為進城，另一部分是因為土地流轉。隨著農村土地實現規模流轉以來，他們這一特殊的群體便不斷壯大。 這一部分人口正當盛年，在這樣社會轉型期，貧富差距有著極大的懸殊，他們這一代人再也不安於守著幾畝薄田、面朝黃土背朝天苦苦度日，他們為著利益的最大化而奔波，尋找機會和出路。但由於自身成長的特殊原因而集體迷失，即已疏遠父輩出身的農村文化，也沒有融入城市文化。

　　第一類“農二代”是學習成績優異的莘莘學子，通過高考，改變命運，脫離農村，由農二代變身為城市的一員，廣泛分佈於各行各業，大江南北。

　　第二類“農二代”是學習不那麼優異的學生，雖經過高考，但學歷層次較低，在就業難的形勢下，畢業就往往失業，去向不明朗，也可能和農民工沒兩樣，但唯一不屑的可能就是務農了。

　　第三類“農二代”是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之後，進城打工，是正宗的農民工，是進入城市的勞動力大軍，閑得無聊時可能會考慮務農。

　　第四類“農二代：是家境豐實的農民子弟，由於可以坐享其成，可能會打工，但多數還是從事父業或其他技術行業，90%不願從事農業生產。

　　第五類“農二代”是家境較為貧窮的農民子弟，可能會打工兼顧種田，因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但這部分農二代將很少。

　　農民工這個詞還存在，但農民工的孩子們已經快長大了，這些農二代逐漸長大後，他們對城市生活的期待和他們的父輩可不一樣，農二代賺錢後的目的不是回老家蓋房子，而是為了能在城市裡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城市的階層化競爭必然形成對農二代的排斥，無論從文化上還是社會資源上，農二代看過天上飛的，自然不願意在地上爬，於是城市的內在矛盾就會產生。

　　在推動中國模式的經濟增長奇跡30年後，中國農民理性的擴張釋放出的強大力量，面臨著新的社會轉型時期的挑戰。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認為，農民理性的擴張是中國經濟發展包括率先從經濟危機中複蘇的重要推動力，但這種理性也需要一種轉型，而轉型期顯現出的一些農民理性的天生缺陷，也讓包括新一代的農民後代無人再願意種田，成為中國最需要擔憂的問題之一。

　　“農二代”由於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是家裡的獨生子女，自小的生活條件就比上一代優越，因而長大後走出農村、走向城市的發展衝動很強烈，而輕視“泥腿子”的舊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這樣看來，真正的種田人將會少之又少，推論下去，農村的土地拋荒現象將逐漸逐嚴重。另外，大量的“農二代”涌入城市，對城市的容納量也構成巨大的挑戰，將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諸如吃、住、就業、盜竊、暴力犯罪等）。

　　“農二代”思想在改變

　　中國模式的農民理性在不同環境下會發生變化，最鮮明的就是，“農二代”即農民的後代的思想在改變。“比如說第一代進城務工農民，只要能掙到錢，他們什麼苦都願意吃，但是現在去招工，年輕一代的農民就不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他們有很多條件，是會挑剔的，比如工廠在比較偏遠的鄉鎮，可能就不會有興趣去。”徐勇認為，和傳統的中國農民相比，新的農民後代，勤勞和節儉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費欲望迅速擴張，並且滋生出一種暴富的心理。

　　而由於土地不斷減少，需要的農村勞動力也在不斷減少，中國目前有9億農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勞動力只1億，而現在的農民和以往的農民也不同，勞動時間在減少，土地在減少，因此，如果過多的勞動力堆積在土地上，社會必然矛盾重重。中國最需要擔憂的一個問題是，80年代以後的年輕一代中，沒有農民，沒人願意種田。

　　“農二代”由於不重視種田，因此以後，真正懂得科學種田技術的人將成為稀缺資源。因為現有的“農二代”的父輩們將逐漸老去，而很多“農二代”並不能成為理想的接班人。

　　與國外比較，可見其土地相對集中，往往以農場或農莊的形式而存在，而經營和生產主要在少數的農場主手中，國家對其給以大量的補貼，供給大型農機，極為重視其發展生產。現在國家雖說也向農民補貼，也允許土地流轉，但當土地集中到部分種田能手的手中時，其成本已經很高了，那麼種田能手的收益將變少，而由於自然災害等影響收入的風險在加大，所以現在的政策並不利於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種田能手也缺少一種利益的衝動，這樣進行集約化的農業生產將變得不可能。

　　國家應有意識培育懂技術、懂管理的“農二代” “農三代”的種田能手或種糧大戶，讓他們勞有所得，給他們提供保障，讓他們的收入與城市中等階層的收入相當，激發他們的種糧積極性，不然若幹年後惡性迴圈，就將危及到中國的糧食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