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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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二代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户口在农村，但工作在城镇的一代人。他们与父辈不同，虽同样作为农民，却没有了土地。一部分是因为进城，另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流转。随着农村土地实现规模流转以来，他们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 这一部分人口正当盛年，在这样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有着极大的悬殊，他们这一代人再也不安于守着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苦苦度日，他们为着利益的最大化而奔波，寻找机会和出路。但由于自身成长的特殊原因而集体迷失，即已疏远父辈出身的农村文化，也没有融入城市文化。

　　第一类“农二代”是学习成绩优异的莘莘学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脱离农村，由农二代变身为城市的一员，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大江南北。

　　第二类“农二代”是学习不那么优异的学生，虽经过高考，但学历层次较低，在就业难的形势下，毕业就往往失业，去向不明朗，也可能和农民工没两样，但唯一不屑的可能就是务农了。

　　第三类“农二代”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进城打工，是正宗的农民工，是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军，闲得无聊时可能会考虑务农。

　　第四类“农二代：是家境丰实的农民子弟，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可能会打工，但多数还是从事父业或其他技术行业，90%不愿从事农业生产。

　　第五类“农二代”是家境较为贫穷的农民子弟，可能会打工兼顾种田，因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但这部分农二代将很少。

　　农民工这个词还存在，但农民工的孩子们已经快长大了，这些农二代逐渐长大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他们的父辈可不一样，农二代赚钱后的目的不是回老家盖房子，而是为了能在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资源上，农二代看过天上飞的，自然不愿意在地上爬，于是城市的内在矛盾就会产生。

　　在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奇迹30年后，中国农民理性的扩张释放出的强大力量，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挑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认为，农民理性的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率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但这种理性也需要一种转型，而转型期显现出的一些农民理性的天生缺陷，也让包括新一代的农民后代无人再愿意种田，成为中国最需要担忧的问题之一。

　　“农二代”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自小的生活条件就比上一代优越，因而长大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冲动很强烈，而轻视“泥腿子”的旧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看来，真正的种田人将会少之又少，推论下去，农村的土地抛荒现象将逐渐逐严重。另外，大量的“农二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容纳量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吃、住、就业、盗窃、暴力犯罪等）。

　　“农二代”思想在改变

　　中国模式的农民理性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变化，最鲜明的就是，“农二代”即农民的后代的思想在改变。“比如说第一代进城务工农民，只要能挣到钱，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但是现在去招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有很多条件，是会挑剔的，比如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可能就不会有兴趣去。”徐勇认为，和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农民后代，勤劳和节俭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暴富的心理。

　　而由于土地不断减少，需要的农村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劳动力只1亿，而现在的农民和以往的农民也不同，劳动时间在减少，土地在减少，因此，如果过多的劳动力堆积在土地上，社会必然矛盾重重。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中，没有农民，没人愿意种田。

　　“农二代”由于不重视种田，因此以后，真正懂得科学种田技术的人将成为稀缺资源。因为现有的“农二代”的父辈们将逐渐老去，而很多“农二代”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接班人。

　　与国外比较，可见其土地相对集中，往往以农场或农庄的形式而存在，而经营和生产主要在少数的农场主手中，国家对其给以大量的补贴，供给大型农机，极为重视其发展生产。现在国家虽说也向农民补贴，也允许土地流转，但当土地集中到部分种田能手的手中时，其成本已经很高了，那么种田能手的收益将变少，而由于自然灾害等影响收入的风险在加大，所以现在的政策并不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种田能手也缺少一种利益的冲动，这样进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将变得不可能。

　　国家应有意识培育懂技术、懂管理的“农二代” “农三代”的种田能手或种粮大户，让他们劳有所得，给他们提供保障，让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等阶层的收入相当，激发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不然若干年后恶性循环，就将危及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