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儲備幣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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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是指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以及各幣種在外匯儲備總額中所占的比例。由於這些幣種之間匯率的變動，導致不同幣種的債務發生變化。因此，我們要研究的外債幣種結構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匯率不定的情況下保持合理的幣種結構，從而避免因不，同幣種匯率的變化所導致的損失。

　　適當安排外債幣種結構的實質就是要保持外債幣種的適度平衡，避免匯率變動帶來的損失，而當人們還無法預料未來哪種貨幣匯率會上漲或下跌時，一個穩妥的辦法就是保持不同幣種外債的適當比例。在這種適當平衡中，當到期償還外債時，就可以變動幣種結構，兌換不同貨幣償債，以達到匯率上漲的外債和匯率下跌的外債損失和收益互相抵消的目的。

　　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管理要把握兩條原則。

　　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第一個原則：

　　要保持整體外債的軟硬貨幣搭配，適當控制趨於堅挺的貨幣在外債中所占的比例，實現幣種結構多元化。

　　借款和發行債券都有貨幣選擇問題，即在借款或發行債券時是利用匯率呈下降趨勢的軟貨幣，還是採用匯率呈上升趨勢的硬貨幣。如果單從匯率考慮，當然是使用軟貨幣借款或發行債券對借款者有利，因為使用軟貨幣借款或發行債券到期還本時由於貨幣貶值，本金的價值減少，實際上等於少還一部分本金。但由於利率因素影響，軟貨幣借款和債券的利率一般比硬貨幣借款或債券的利率高，有時軟貨幣借款和債券由於高利率因素使本金加利息扣除貶值因素還可能比硬貨幣借款和債券的代價高。軟硬貨幣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發生相互轉化，當時是軟貨幣，將來可能是硬貨幣，而且“軟”，“硬”也是相對的，一種貨幣比起這種貨幣可能是硬的，但比起另一種貨幣來又可能是軟的。所以外債幣種結構的選擇不能以當時的“軟”、“硬”貨幣為標準，而應以外債幣種分散於諸種貨幣並有適當比例為標準。當前，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美元和日元仍是兩大對抗貨幣，其中任何一方升值或貶值都會直接影響對方，導致其他貨幣的匯率變化，對債務國的還本付息產生直接的影響，所以要保持美元債務和日元債務的適當平衡。此外，德國馬克、港幣、瑞士法郎、英鎊等貨幣也存在相對的軟硬時期，保持這些貨幣的合理搭配也是外債幣種結構管理的重要內容。世界上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因外債幣種結構的不合理承擔了匯率變動的損失，後來它們總結了經驗，不少發展中國家將其幣種結構轉向多元化。在80年代初，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開始上升，美元利率又居高不下，當時發展中國家就降低美元借款的比重，增加其他貨幣的借款。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從1980年開始，印度尼西亞將其債務由集中美元轉向其他貨幣，以日元為主。到1985年，其外債總額中只有31％是美元，日元占32％。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在1981—1984年間，印度尼西亞從借款貨幣由美元轉向其他貨幣中獲得的好處有27億美元。但單在1985年一年，由於美元回落，日元上升，印度尼西亞在賬面上損失達26億美元。從印度尼西亞這一得一失中可以看出，外債幣種分散化確實有好處，但在確定幣種結構時，不能僅考慮貨幣當時的匯率，還要考慮利率和預測未來匯率的變化。

　　外債幣種結構管理的第二個原則

　　力求使借人時的貨幣、使用時的貨幣和收益時的貨幣保持一致，這樣可以避免匯率變動的損失。借款的貨幣在運轉過程中有三次選擇過程：借人時的貨幣、使用時的貨幣和收益時的貨幣。借款人為了自身還款的安全，應儘可能使這三者保持一致，這樣可以避免匯率變動的風險。如一家工廠，向外借人美元資金，到聯邦德國用馬克購買機器，而其產品則運到日本收取日元的貨價，顯然這要冒很大的匯率風險。如果這家工廠一定要到聯邦德國購買機器，那麼它就應儘可能借人西德馬克，而將產品銷往聯邦德國以收取同一貨幣的貨價；如果產品只能銷往日本，那它就應儘力借人日元而到日本購買機器；同樣，如果只能借到美元的話，那就應到美國購買機器和以美元銷售產品。作為國家整體外債的貨幣構成來說，對外借款的幣種結構與本國出口收匯的幣種結構保持一致是一條重要原則，此外還要考慮國家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應按一國的貿易格局確定其幣種構成。要按出口收入的貨幣種類借款，按進口計價所用貨幣掌握儲備。這樣，若一個出口市場的貨幣升值，借款人這種貨幣的債務會隨之增加，但同時借款人在這個市場的貿易額也會隨之提高，這就適當補償了償還額增加所帶來的損失。

　　國際貨幣儲備系統的演變經歷了三次明顯的變更。在金本位時代，黃金充當世界貨幣，加上英國的經濟實力，形成了黃金—英鎊的國際儲備系統。1994年佈雷頓森林系統建立，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系統，即美元—黃金國際儲備系統。1973年佈雷頓森林系統崩潰後，各國貨幣當局逐漸轉變貨幣品種單一的貨幣結構，儲備貨幣走向多元化，此時，美元仍然是多元化儲備貨幣系統的中心，只是其比重有所降落。相應地，其他諸如德國馬克、英鎊、日元等貨幣的地位有所上升。1999年歐元的出身，又對美元在國際儲備系統中的地位構成了新的要挾。如今，世界已形成以美元、日元和歐元為中心的國際儲備系統，我國也順應國際貨幣系統的發展請求，建立了多元化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

　　中國外匯儲備1993年僅有201. 38億美元， 自1994年外匯體制進行重大改革以來，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1996年11 月突破1000億美元， 2000年開端突飛猛進，至2006年， 成為世界頭號儲備國，外匯儲備占GDP的比重也比1999年的15%翻了一番多。我國在1997年時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為美元占59%，日元占12%，馬克與歐洲貨幣單位分辨占16%與12%。隨著1999年歐元的啟動，我國將德國馬克、法國法郎轉換為歐元，形成了美元占55%，日元占27%，歐洲貨幣占6%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2001年8月底，我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1900億美元，其中70%以上為美元儲備。高額的外匯儲備和浮動匯率制下動蕩的國際金融市場必定使我國對過去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做出了調劑，構建出新的適應國際局面發展和我國國情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

　　傳統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選擇理論重要有：資產組合理論、Heller—Knight模型和Dooley模型。

　　Heller，Knight（1978)在“Reserve-Currency Preferences of Central Banks”一文中認為，一國的匯率安排和貿易收支結構是決定儲備貨幣結構的重要因素。

　　[Dooley（1989)認為在決定儲備幣種分配時，交易成本的影響遠遠大於對外匯資產風險和收益率的考慮。Dooley通過計量經濟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一國外匯儲備的貨幣結構是由貿易對象、外匯結構和匯率安排等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

　　以Heller—Knight模型和Dooley模型為基礎，考慮到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必定特別強調安全性與流動性，同時聯合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外商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及儲備國的經濟實力等實際情況，我們最終將對外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儲備國的經濟實力、外債結構與規模及各儲備貨幣的投資收益作為推斷我國當前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