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解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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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解释理论(Temporal Construal Theory, 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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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人们的日常决策与判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目前的决策经常是与决策的结果在时间上分离，人们经常为未来进行评价、预测、决策，在现实喜好与长远利益间权衡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经历原本喜欢的事物，在得到时变得不那么喜欢，甚至为过去的决策后悔；人们在计划未来时，往往为未来安排过多的事务，即犯所谓计划谬误（planning fallacy）的错误；人们往往设定过于理想化的目标，而实际无法实现……这些广泛存在的现象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原因？是否是人类共同的某种关于时间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时间解释理论即源于寻找上述问题答案的冲动[1]。
时间解释理论认为，相比干较近时间，人们倾向于用高水平(使用更多抽象的中心的特征)建构关于未来的事物，并且受近期事件和远期事件的不同影响下，被试的解释水平不同。证明了时间距离是影响解释水平的因素之一。在 1998 年的研究中，以对事物的渴望性代表高解释水平，以可行性代表低解释水平。被试被要求對近期和远期行为进行决策，结果显示，在对远期行为决策时被试偏好渴望度高但可行性较低的方案，而在近期行为决策中，被试偏好可行性高渴望度较低的方案。在自我概念研究中，远期选择更能反映核心价值观，近期选择反应次要价值观。大量实验结果说明，时间距离在决策中，对时间距离的感知往往使人们赋予事物与高水平解释和低水平解释相关的价值以不同的决策权重。人们赋予与低水平解释相关价值的权重将会随时间下降，而高水平解释相关价值的权重将会随时间增加[2]。
时间解释理论的相关研究[1]
基于过去对时间折扣（time discounting）、过度自信（over confidence）和计划谬误等（planning fallacy）领域的研究发现，Liberman与Trope（1998）认为，人们决策与判断的时间效应背后存在着一般的机制，即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取决于对未来环境的心理表征。人们倾向于更抽象地、更多地使用反映事件内涵的一般的、核心的、去背景化的（decontextualized）特征来表征远期事件（distant future event），时间解释理论把这一类型的心理表征定义为高水平解释（high level construal）；相反，人们更具体地、更多使用偶然的、外围的、背景化的（contextualized）特征来表征近期事件（near future event），时间解释理论把这一类型的心理表征定义为低水平解释（low level construal）。
时间解释理论认为，时间距离是影响解释水平的因素之一，会系统地影响人们对未来事件的解释方式。人们倾向于更抽象地、更多地使用反映事件内涵的一般的、核心的、去背景化特征来解释远期事件，而更具体地、更多地使用偶然的、外围的、背景化特征来解释近期事件。
Liberman与Trope（1998研究一）要求32名纽约大学的本科生填写一个开放式问卷，问卷要求学生们假想并描述他们将在近期或一年后经历一些诸如阅读一本科幻小说、搬到新的公寓、与家人共度周末等日常活动。对问卷填答结果的内容分析表明，高水平的描述在远期事件中更为普遍，而低水平的描述在近期事件中更为普遍。在这个研究中，学生们进一步阅读了描述为发生在明天或明年的19个日常活动，学生从活动的“为什么（why aspects）”方面（高水平解释）和“怎么做（how aspects）”方面（低水平解释）的描述中选择其一（如补牙被描述为保护健康和去看牙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人们对远期活动一般强调活动的目标，而对近期活动一般强调达到目标的手段。Liberman等（2002）把解释水平的客体超越行为，把解释水平超越行为的目标与手段两个维度，进一步用一系列实验直接验证了解释水平是时间距离的函数。例如，在一个实验中，Liberman等把高水平解释与低水平解释分别操作化为对物品的抽象分类（abstract categories）与具体分类（specific categories），他们的研究发现，当假想较为远期的（如一年后）未来活动（如外出野营）时，相比假想活动将发生在近期（如明天），被试把与活动相关的38个物品划分为更少的类别，这意味着时间距离增加了被试对物品分类的抽象程度。当把解释水平操作化为行为的支持性理由（pros）与拒绝性理由（cons）时，Eyal等人（2004）发现，在公共政策与人际行为等广泛的情境下，当预期结果将发生在遥远的将来时，人们更多地考虑支持性理由，更少地考虑拒绝性理由。Sagristano等人（2002实验二）也发现，在选择远期赌局时，被试更多地依据收益的绝对值来选择，而当选择当下的赌局时，被试则更多地考虑赢取的概率。Frster等人（2004）把解释水平上升到思维方式的高度，验证了时间距离促进抽象思维而抑制具象思维。上述证据都是基于未来时间观点，而有研究发现，在人们回忆或重构过去的经验时，解释水平的时间效应也同样存在（Day & Bartels,2006; Pennington & Roese,2003）。
时间解释理论认为时间距离会系统性的影响人们对未来事件的解释方式，从而影响人们的偏好与选择。Liberman与Trope（1998研究二）在实验中要求被试进行三个关于近期或远期行为的决策。在每一个决策情景中，被试面临不同的有关行为结果的可行性（feasibility）和渴望性（desirability）。该实验发现当某一备选方案的吸引力来自于它的渴望性方面时，该选项的吸引力将随时间距离而增加；而当选项的吸引力来自于可行性的方面时，随时间距离增加，它的吸引力将减弱。在对远期未来的行为做决策时，人们更偏好那些可能不可行但高度渴望的备选方案，而对于近期行为的决策，人们更偏好那些不那么渴望，但可行性高的备选方案。这一时间距离对于决策者偏好的影响也在一个关于学生作业选择的现场实验中得到支持（Liberman & Trope,1998研究四），在学生选择作业时，时间距离降低了作业难度对选择的影响而增强了作业有趣程度的影响。在选择近期的作业时，学生愿意为了容易而牺牲题目的有趣性，而选择几个月后才需要交的作业时，学生愿意为了兴趣而牺牲容易性。Trope与Liberman（2000）使用不同的情境（生活事件、工作选择、产品选择、实验任务选择、电影评价）、不同的实验设计，对解释水平进行不同操作化的五个实验都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评价与偏好的时间效应。Sagristano（2002）发现，人们的赌局决策存在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现象，当为较远的未来选择赌局时，人们更偏好收益的绝对数额较大的赌局，即使获胜概率较低；而为当下选择赌局时，人们更喜欢选择那些获胜概率较高的赌局，即使收益较小。同样的时间效应也在自我概念研究中得到证实，如Eyal等人（2006）发现，在存在价值观冲突的两难选择中，远期选择更能反映人们的核心价值观，而近期选择往往反映了人们的次要价值观；Rogers与Bazerman（2008）把未来选择更多反映了人们的理想自我的现象称作“未来锁定（future lock-in）”，几项研究也发现人们的远期选择更符合理想自我概念，而近期选择更多地反映了现实自我（Freitas et al.,2008; Kivetz & Tyler,2007）或欲望自我（Rogers & Bazerman,2008; Rogers,Milkman,& Bazerman,2007）；在自我控制（self control）领域，Fujita与合作者（Fujita,Trope,Liberman,& Levin-Sagi,2006）发现高水平解释的激活将比低水平解释的激活导致更强的自我控制，高水平解释导致对即时结果的偏好降低、更高的躯体忍耐力、更高的自我控制意愿、更低的对破坏自我控制的诱惑的评价。
综上所述，大量不同背景的证据表明，时间解释对于人类判断与决策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一方面，人们为未来事物构建更为抽象、高水平的表征，对近期事物构建出更为具体、低水平的表征；另一方面，在决策中，对时间距离的感知往往使人们赋予事物与高水平解释和低水平解释相关的价值以不同的决策权重。人们赋予与低水平解释相关价值（value related to low level construal）的权重将会随时间下降，而高水平解释相关价值（value related to high level construal）的权重将会随时间增加。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人们的偏好与选择，也表现在人们对未来的预测和计划中。
人们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往往建立在对行为的抽象化、图示化表征基础上，而忽视情境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在预测远期行为时表现更为强烈。对他人已经发生的行为的归因是预测他人未来行为的重要基础，个性或态度归因构成高解释水平，而情境或心理状态归因构成低水平解释。Nussbaum与同事（2003研究一）让110名特拉维夫大学的本科生阅读一个支持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短文。研究者告知一组学生该短文的作者是被别人要求写支持撤军的文章，另一组学生被告知短文的作者是自由表达他对撤军的意见。阅读完文章后，研究者要求学生推断文章作者的态度，并预测作者在近期（明天）或远期（明年）会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有关支持撤军的活动。实验结果证实了人们低估情景约束对行为影响的倾向，并且这一倾向在这一行为用于预测远期行为时更为强烈。Nussbaum与同事（2003研究2-4）还发现，人们倾向于预测他人不同情境下的远期行为比近期行为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更多的受性格特质影响；人们在预测他人远期行为时，也往往更多的搜寻他人性格特质方面的信息。
上述研究发现揭示了一个反常现象，即人们对未来有过度自信的倾向。经典的经济学和决策理论告诉我们，未来存在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在未来应该是更多样化、更少一致性。但现实中，人们的预测正好相反，这不仅表现在对他人行为的预测，也表现在人们对与己无关的事物的预测以及自身行为及结果的预测中。Nussbaum等（2006）发现，在预测将于较远未来进行的实验的结果时，相比将要立即进行的实验，学生被试更多的基于一般理论进行预测，也对预测更加自信；他们还发现，学生们预测未来考试成绩时，往往忽视考试题目的具体形式（如多项选择、开放式回答等）和难度，而依赖于感知的知识和能力，当考试在较远未来进行时，学生们对预测更为自信。
人们对未来的计划往往以对未来的预测为基础。而人们对较远未来的预测往往过度自信，其后果就是计划谬误会在远期计划中表现得更为强烈。时间解释理论预测并验证了这一现象。Liberman与Trope（1998）发现人们对远期计划存在过度承诺，倾向于为较远的将来计划更多的任务并低估任务完成时间；倾向于对近期的任务考虑时间约束，对远期任务较少考虑时间约束。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是解释水平的时间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