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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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悖论（Paradox of thrift）、也称为“节俭悖论”、“节约反论”、“节约的矛盾”、“反节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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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悖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早提出的一种理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一句话概括，即节约悖论是社会增加储蓄的企图，可能导致其实际储蓄数量减少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消费的扩大是提高总需求水平的途径，储蓄的增加则会导致需求不足。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一味追求节俭只能导致经济更加衰退。凯恩斯认为，只有两种节俭才是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一种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节俭能够紧缩需求；另一种是在萧条时期，如果节俭支出用于投资，可以扩大需求。[1]
节约的悖论是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推导出来的结论，它在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是存在的，是短期的。但在长期中或当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节约悖论是不存在的。
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约悖论，他引用了一则古老的寓言：有一窝蜜蜂原本十分繁荣兴隆，每只蜜蜂都整天大吃大喝。后来一个哲人教导它们说，不能如此挥霍浪费，应该厉行节约。蜜蜂们听了哲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迅速贯彻落实，个个争当节约模范。但结果出乎预料，整个蜂群从此迅速衰败下去，一蹶不振了。
凯恩斯认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节约意味着减少支出，迫使厂商削减产量，解雇工人，从而减少了收入，最终减少了储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发展和产量、就业增加。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景象就是节约悖论的一个生动而可叹的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德宾(E.F.M.Durbin)甚至将“储蓄”说成“一个特别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凯恩斯则鞭挞了节俭的储蓄者，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中断言，节俭将促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他还告诉大家，如果“你们储蓄五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由于人们对未来预期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大家都尽量多储蓄。但是，他们不愿意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又导致其收入继续下降。
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分析，是在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短期、静态分析。另外，还要注意到凯恩斯的分析是一种总量分析，没有具体分析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
国民收入均衡的条件是I=S，即投资=储蓄。
其中 S=Y-C，即储蓄=国民收入 - 消费
而消费则被假定为一线性函数：C=C。+cY，其中C。为不受收入影响的自发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消费占增加的收入的比重。由于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不变，c同时也为平均消费倾向，即消费占收入的比重。
于是有：S＝－C。＋（1－c）Y
又假定投资固定不变，即：I＝I。
于是得两部门经济国民收入决定方程：
I。＝－C。＋（1－c）Y
解之得：
均衡的国民收入Y*＝（C。+I。）/（1-c）
在这一式子中，c作为边际消费倾向，是一个小于1的数，当c变大时， 1/（1-c）的值变大，国民收入Y*增加；当c变小时，1/（1-c） 值变小，国民收入Y*变小。
这意味着，当国民增加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时，将会导致更多的国民收入，使整个经济呈现繁荣局面；而当国民降低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时，则会引起国民收入下降，使整个经济陷入衰退。简而言之，就是：挥霍导致繁荣，节约导致萧条。
应该指出，这是因为在收入不成问题的基本理论前提下的现代社会，是消费制约生产，而不是生产限制消费。如果不消费或者降低消费就会使资本的运动停滞，随后又会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停滞，最终导致生产的停滞。
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出口受到一定影响，而我国经济发展更要仰仗内需和投资拉动。如果我们花钱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大，因为额外的需求将拉动生产和就业。
比较起“储蓄是恶习”的说法，勤俭节约一直作为我国的传统美德被颂扬。然而现在，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群独特的“都市新贫族”，他们薪水丰厚，却几乎没有存款，一发薪就立即花到服饰、化妆品、餐馆酒吧、旅游等方面，一旦花完就开始过着数日子等发薪的贫穷生活，他们年轻、浪漫，有着体面的工作，秉着 “钱就是用来花的”心态，周期性经历着从有钱到赤贫的过程。这样盲目地消费、支出而不留储蓄，一旦碰上需要用钱的时候，马上就会断粮而陷入困境，因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可能把他们的问题全包下来。中国现在大多数家庭还没有真正迈入小康，一部分人还在贫困边缘挣扎，如果没有平时一分一厘的节省，又怎能拿出钱来支付孩子高额的上学费用，又怎能在有病时买得起昂贵的药品？
事实上，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迫切需要积累资金(资本)，应该提倡节俭，鼓励储蓄，通过降低利率而增加厂商对资金的需求，总支出不一定会下降。要解决“节俭悖论”，关键在于不要让储蓄的资金闲置起来，而是要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扩大和提高生产能力。因此重要的是银行应增加有效贷款，把钱用到刀刃上。
节约悖论的现实运用及评价[1]
从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出发，倡导节俭或鼓励消费都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而满足人类的需要。倡导节俭或者鼓励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对节俭的不同态度可表现为单个家庭的节俭、国家财政的平衡预算与单个家庭的扩大消费、国家的赤字财政两个完全相悖的增长方式上。然而，通过考察西方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经济实践中这两个完全相悖的模式却同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古典主义崇尚节俭的自由放任时期，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快速走过产业革命的初期到达成熟期，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据W.W.罗斯托的研究，1705-1785年世界工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5%，而1780-1830年达到2.6%，1830-1840年为2.9%，1840-1860年达到3.5%，1860-1870年为2.9%。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提出节俭反论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时期，实施反节俭的赤字财政政策将陷入深度危机的资本主义解救了出来。1945-1960年，美国的CDP增长22.98%，1960-1968年增长42.05%。
同时，经济实践中这两个完全相悖的模式也同样会造成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古典主义的节俭论.虽然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产业革命，但其后却引发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此起彼伏。这种危机在1922-1933年达到顶点，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极度萧条。1932年较1929年，美、英、德、法工业总产值分别下降了78.8、16.6、45.4和42.9个百分点。失业率急剧上升，其中美国高达25%。
凯恩斯的反节俭的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脱离了生产过剩危机的泥潭，但其后却带来了经济“滞胀’的危机。这种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将西方国家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美国1977-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6.5%7.5%.11.5%和13.5%；失业率分别达到了7.5%、6.1%、5.8%和7.1%。这严重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领域的统治地位。
因此，关于节俭悖论，我们应抱着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判，而不能简单、片面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无论是古典主义的节俭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反节俭论，以及各自的实践效果，都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状态相联系的。只有适度的、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特点相适应的消费和储蓄政策才是合理而有效的，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否则，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唯此，才能正确而理性地认识和把握其理论内涵及其适用性与局限性，并在经济实践中扬长避短、相机抉择。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