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实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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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

　　反事实思维是指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可能比事实更好也可能更坏，反事实思维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假设的前提和假设的结论。

　　反事实思维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在 1982 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模拟式启发（The simulation heuristic）”的论文时首次提出的。它是基于人类是非理性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反事实思维是对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之后进行判断和决策后的一种心理模拟（mentalsimulation）。心理模拟过程可被视为有意识的再激活储存在记忆中实施过的行为。个体产生心理模拟，是为了建立与周围环境的联系，重新回忆过去的经历，从中提取愉快或有价值的信息。反事实思维通常是在头脑中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进行否定，然后表征原本可能发生但现实并未发生的心理活动。它在头脑中一般是以反事实条件句的形式出现。反事实条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也叫“虚拟蕴涵命题”，它具有“如果……，那么……”的形式。例如：“如果刚才没买那件衣服，现在就可以买这件了。”一个反事实思维包括两个部分：虚假的前提（“如果刚才没买那件衣服”）和虚假的结论（“现在就可以买这件了”）^[1]。

　　根据发生的方向可将反事实思维分为上行反事实思维（upward counter factual）和下行反事实思维（downward counter factual）。前者是指想象的状况比现实状况好，后者则是想象的情况比现实情况更糟糕。

　　上行反事实思维，也称为“上行假设”。它是对于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件，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就有可能出现比真实结果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比赛前能到比赛场地进行过适应性训练的话，那么今天这场球就不会输”。下行反事实思维，也称为“下行假设”。它是指可替代的结果比真实的结果更糟糕，如“幸好比赛前到比赛场地进行了适应性训练，要不然今天这场球肯定会输”。奥运会银牌得主如果想象自己可能在比赛过程中跌倒，这种下行反事实念头就会让获得银牌的快感提高。而上行反事实思考-想象自己拿到金牌，则会让成就感荡然无存。因此，下行反事实思维不仅能增加我们的满足感，而且会让我们庆幸情况并没有变得更糟糕。但是研究人员发现，下行反事实思维很少产生，除非有人特意要求他们这么想。

　　个体在进行反事实思维时，会对已发生事件的前提进行增添、删减或替代。因此依据心理模拟内容的性质，可将反事实思维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加法式（additive）。在前提中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例如，在假设中“要是当时好好复习，这次考试就可以通过了”，“好好复习”是事实没有发生的，在事后添加上去的。其二是减法式（subtractive）。与加法式相反，减法式是从真实事件中删除某些因素，然后再重新进行建构。例如，“如果没有带这么多东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跑得快点了”。其三是替代式（substitutional）,这是不常见的类型，指的是假设如果是替代性的前提，则可有另外的结果。例如，“如果平时好好学习而不是打游戏的话，这次的奖学金就是我的啦”。

　　学者们通过对反事实思维发生机制的研究，提出了两大理论，它们是范例说和目标－指向说。

　　Kahneman和Miller在1986年提出“范例说（Norm Theory Perspective）”，它是反事实思维的早期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反事实思维的激发是自动化过程。他们认为经验意识流中的每个刺激物，都是在对特定结果的直接反应过程中，寻找它们自己的范例（norm），即参照系或比较标准。范例是由过去经验所形成的对某类事件的一般性知识和预期。这种预期并不一定发生在意识层面，也难以被清楚的提取。

　　早期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因素决定了反事实思维的产生——反事实思维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可得性指的是人们倾向于根据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记忆中的熟悉性程度来评估其相对概率。影响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因素包括：正常性、结果的效价、与替代结果的接近性、前提的突变性和前提的突出性以及一些动机性因素。

　　虽然范例说认为反事实思维的激发过程是自动化过程，但是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同样受归因、态度等认知因素的影响，目标－指向说（Goal-Directed Perspective）是这些观点的统称。这一学说总的观点是：反事实思维不是一种自动化过程，它是由于个体在特定环境、特定情绪等的情景下对以往经历过的一些特定事件进行思考。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有意识的控制和运用反事实思维，可以将其当作一种认知策略的工具。

　　Roese通过研究认为反事实思维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就是激发阶段和内容产生阶段 ，时间划分是其主要划分因素，激发是内容产生的必要前提条件，而在两个阶段中对反事实思维又是分别有不同的影响因素。

　　1、 激发阶段

　　在激发阶段中，由事件引起的情绪是影响假设过程的主要因素。负性情绪比正性情绪具有更强的激发强度，它是将个体的思维引导到怎样避免这种负性情绪上面来，由此想象出一种比现实更好的一种假设情绪。Davis对丧失亲人的被试的追踪研究以及Sanna和Turley对反事实思维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其结果都是负面结果比正面结果更能激发起反事实思维。结果的接近性也是影响激发阶段的一个因素。结果的接近性也就是说个体在事后知觉到的实现某一目标的难易程度。不仅是时间上的接近，空间上的接近，甚至数字上的接近(如彩票中奖号码)都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而对于下行反事实思维来讲，接近性的作用更为关键，因为下行假设很少能自发出现，而如果个体意识到自己差点就碰到某些不好的事情时，下行假设就很容易出现。

　　2、内容产生阶段

　　个体受到激发并且将精力都投入到关注原本应该出现的结果时，反事实思维就进入到内容产生阶段了，简单点讲，拿一个学生考试为例，考虑是否会取得好的成绩那就进入到激发阶段了，而当他真正开始思考怎样能取得好的成绩时，假设命题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何一种事件的结果，都可以设想出无数的假设前提条件进行否定，从而产生大量内容不同的反事实思维。

　　在事件中个体是否有着积极的行动也影响着反事实的内容，采取行动通常比未采取行动能够引发更多的反事实思维。而人们在事件成功后往往采取的行为是对已经做过的行为进行假设，而失败之后却是恰恰相反的，他们更倾向于未采取的行动。并且，在短时间内，反事实思维更倾向于采取过的行动，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转而对未采取的行动更加注意。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前提条件的可控性，可以被个体控制的前提比不可控制的前提更容易引起个体的假设。通常情况下个体采取的行动一般被认为是可控的，而没有采取的行为则是不可控的。

　　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曾设计过一个实验：

　　A和B分别乘出租车去机场，他们都要赶6点的航班。但因为堵车，都是6：30才赶到。

　　A的航班早已按时起飞，但B的航班却延误到6：25才起飞，B先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航班离港。

　　（请忽略办理登机牌和飞机起飞的关系。）

　　请问，他们两个人，谁更生气？

　　大多数人认为，B更生气，因为他只差一点点就能赶上飞机了。

　　但是，明明是两人都误了飞机，根本没啥差别啊？

　　丹尼尔·卡尼曼由此提出了一个概念：

　　反事实思维。

　　事实上，让B更恼怒的并不是晚到机场这个事实，而是反事实：

　　B差一点儿就飞成了，而且失去了飞机延误给予的弥补机会，所以很恼怒；

　　A差得比较多，并且也没有飞机延误给予的机会，所以没那么恼怒。

　　人用“反事实”而非“事实”来决定心情，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例如，研究者发现，奥运会上得了银牌的运动员，比得了铜牌的运动员更难过。因为：

　　得了银牌的“反事实”是“差一点儿得了金牌”；

　　得了铜牌的“反事实”是“差一点儿什么奖都得不到”。

　　前者是“上行反事实思维”，后者是“下行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是一种人的高级思维，深深影响我们的判断、决定和情感，对人类做决策至关重要。

　　面向未来的反事实，通常是：如果......会怎么样？这类积极思维帮助我们进行因果推理，进而改变未来。

　　面向过去的反事实，通常是：要是......就好了。这类消极思维，经常让我们陷入懊恼，而忽略了朝前看的乐观和机遇。

　　研究反事实思维的心理学家进一步发现，大部分人都不会自发地产生这种思维过程。我们不会一早坐下来，啜一口咖啡，然后就问自己，如果我生在南非而不是美国的话，生活会变成怎样，如果地球的轨道离太阳的距离缩短几干米，世界又会变成怎样。

　　反事实思维常常是被某些让人不快的情形激发出来的，或者一些可能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的事物。也就是说，反事实的念头往往是为了回应生活中遇到的糟糕经历，比如考试成绩差、恋情出现裂痕或是深爱的人伤病或离世。而一旦出现反事实思维，就会带来更多负面情绪，比如后悔，后悔又反过来激发更强的反事实思维，带来更多的负面情绪，如此循环。尽管大部分人都会在深陷这种恶性循环之前就压制自己的反事实思维，但还是有一些人，尤其是患上抑郁症的人，可能深陷这个漩涡无法自拔。

　　研究者在调查反事实思维的具体内容时发现，人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可控的部分。研究者要求一些人想象一场在能见度很低的雨天超速行驶而发生的交通意外，结果发现，参与者更倾向于责怪司机，而不是想，如果没有下雨就不会发生这起意外。

　　当然，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情况都包含了可控和不可控的部分。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学生不好好学习并且考试成绩很差，他就应该为自己的懒惰负责。但是换一方面说，考试也许应该更简单一点，或者应该把范围集中在学生学得比较好的内容上。事实上，反事实思维总是强调事实可控的一面，从而增加了人们后悔的概率。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睡意与反事实思维呈正相关，这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感到困倦，TA就会产生越多的反事实思维。相比一般人，瞌睡者更有可能会去幻想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结果比现在如何如何地好，而且还认为别人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有趣的是，他们却不大可能去设想自己的行为的结果本应该更好。

　　这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发挥作用的表现，即通常所说的“酸葡萄”“甜柠檬”现象。对于别人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待它的时候往往更加苛刻，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而对于自己行为的结果则没那么挑剔，于是自我评价系统在工作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把它美化为“柠檬也是很甜”的啦。

　　如此看来，反事实思维是具有一定的自我心理调节功能的。之前的心理学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经常有反事实思维的人，可能会更具有积极性，更善于分析事物。然而，来自美国小石城阿肯色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at Little Rock）的心理学副教授大卫•马斯汀（David Mastin）发现，强烈的睡意使得反事实思维的消极影响增强了，它对情绪也有同样的消极影响，在人们做出有关道德的判断时，会削弱情绪和认知的整合与协调。

　　实验是这样的……

　　马斯汀和他的一些同事合作完成了这项调查研究，他们收集了来自108名大学生的调查数据，这些大学生平均年龄24岁，75%都是女生。

　　被试完成了包括Epworth睡眠评分量表，消极事件的反事实思维问卷以及替代性攻击问卷在内的一系列自我报告问卷。其中Epworth睡眠评分量表是测量白天嗜睡的程度的；反事实思维问卷则是测试面对消极事件，被试的反事实思维的强烈程度；替代性攻击概念来自大家比较熟悉的弗洛伊德，指的是当人的愤怒与攻击欲望得不到直接满足时，常找一个“替罪羊”来倾泻自己的攻击本能。替代性攻击问卷包括三个内容：愤怒反刍（在脑海里对已发生的事反反复复地想，这种行为可能会使愤怒升级为攻击行为）、行为的替代性攻击、报复的计划。

　　在这个研究中，那些作为被试的大学生越是困倦，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替代性攻击。

　　马斯汀说：“困倦的人似乎老是沉浸于一些自己更加不满意的、更自私的反事实思维。这可能是因为你越是昏昏欲睡，就越容易生气——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创业失败能否激发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与反事实思维的产生机制密切相关。反事实思维的早期理论为“范例说”（norm theory perspective），该理论认为反事实思维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该理论视角致力于寻找诱发反事实思维的因素（Kahneman和Miller，1986）。范例是个体根据过去经验形成的对某类事件或客体的一般性知识和预期。如果已经发生的刺激物与个体中的范例不一致或不相符，容易激发个体的反事实思维。一般来说，相对于正常的结果，非正常（如意料外）的结果更容易激发个体反事实思维。由于非正常的结果偏离范例导致不正常，人们倾向于恢复规范以保持一致性，而反事实思维就是为达到恢复规范而采取的方法（Kahneman和Tversky，1982）。一般来说负向结果都是意料外的结果，比正向结果能引发更多的反事实思维（Landman，1987），尤其是个体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负向结果（Kahneman和Tversky，1982）。

　　与范例说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反事实思维并不会自动产生，往往由于个体处于某些特定环境、特定情绪状态下产生，如外部刺激、个体的情绪、态度和动机等因素诱发反事实思维（Sanna等，1999）。该流派下的研究认为悲伤程度越高产生反事实思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Zeelenberg等，2002），如Roese（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90%以上的反事实思维都是消极情绪诱发的。创业失败是一种负向、非正常的结果，且会带来一系列成本从而导致创业者产生极大的悲痛情绪。因此，根据反事实思维产生机制，不论自动产生还是情境化的产物，失败后创业者都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在此思路下，本文关注在创业失败情境下，创业者和创业失败事件不同特征如何导致反事实思维的差异性。

　　（一）创业者与反事实思维

　　已有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动机、归因风格以及构建水平等因素影响反事实思维（如Sanna等，1999；Trope和Liberman，2010；Rim和Summerville，2014），结合创业领域反事实思维研究成果并根据创业失败情境，本部分重点选择创业者的调节定向、构建水平和归因风格三方面考察其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

　　（1）调节定向与反事实思维

　　调节定向是指个体为实现特定目标在自我调节过程中呈现出的稳定方式和倾向，可以区分为促进定向（promotion focus）和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Higgins，1998）。其中促进定向满足个体成长、发展等提升需求，更加关注事物的积极方面信息，对收益相关的信息更敏感；而促进定向满足个体被保护、免受伤害等安全需求，更加关注事物的消极方面信息，对损失相关的信息更敏感（Higgins和Tykocinski，1992；Shah和Higgins，2001）。创业失败后，创业者的调节定向引导其选择、注意与其调节定向一致的相关信息，并对信息进行不同方式的加工转换，由此引发不同的反事实思维方式。促进定向的个体对失败等负面事件进行反事实思维时，更倾向于从积极方面设想没有错过机会的话事情如何更好发展，而预防定向的个体更可能强调想象没有犯某个错误时事情可能会怎样，从如何避免消极结果方面进行反事实思维。

　　首先，从信息的获取方式来看，创业失败后具有促进定向的创业者信息获取的范围更广，会积极搜集更加多样化的信息为未来改善行为做准备。相比于预防定向的创业者，促进定向的创业者以促进和收益为目标导向，收集信息的着眼点为提升自身能力和未来发展，不仅关注失败带来的损失相关的信息，而且也会选择搜集事件的其他方面有用信息，会通过对比不同可能“行为—结果”方案，通过对失败事件设想满足什么条件或者如何修正行为以实现比目前情况更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更多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而预防定向的创业者更加关注自身安全需求，以规避和避免损失为导向，往往聚焦于失败后的消极信息，容易产生内疚、自责、后悔、悲伤等负面情绪，而悲痛情绪又会让创业者注意力仅聚焦于失败那一时刻，而忽略了对失败前的有价值的反馈信息（Shepherd，2003），关注当下情绪状态的创业者更容易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进行心理恢复。

　　其次，从信息转换方式来看，创业失败后具有促进定向的创业者往往对相关信息更加开放、灵活，能够创造性地考虑不同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说促进定向的创业者更容易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不断在心理模拟和替换各种“行为—结果”的逻辑联系，明确目的和手段关系，通过关注“未来可以怎么做”的思考构建出更好的行动方案进而改善行为结果和绩效。而预防导向的创业者更多关注“未来不能够怎么做”以避免更糟糕的结果，也就是说更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

　　（2）建构水平与反事实思维

　　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认为个体会在不同的建构水平上表征环境中的事件和客体，其主要分为低水平和高水平建构。对事件或客体的低水平建构，主要关注局部的、具体化的特征和背景化表征；高水平建构关注整体的、抽象化特征，对其提取要点、去背景化、图式化表征。个体对事件和客体的建构水平主要取决于心理距离，对心理距离远的事件和客体表征会采取高水平建构，心理距离近的则会采取低水平建构（Liberman和Trope，2008；Trope和Liberman，2010）。如心理距离远时个体更加关注行为目的、原因推断，着重于价值判断，而心理距离近时更聚焦于行为手段、结果推断，着眼于可行性判断（Trope和Liberman，2010；Rim和Summerville，2014）。基于建构水平理论，Rim和Summerville（2014）通过实验设计发现随着心理距离的延伸，个体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更容易在高水平建构，抽象化表征，这样高水平建构诱发个体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而心理距离较近时，个体更容易低水平建构过去事件，导致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

　　在创业失败情境下，创业者采取高水平建构，关注引发创业失败事件的原因，并从长期角度考虑如何为改善未来行为做准备，聚焦于失败事件可能对自己未来发展的价值，将失败视为对未来的投资，对创业失败事件进行高水平的表征，容易诱发创业者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对比不同的行为—结果方案，设想改善现状的不同可能性。如果创业者采取低水平建构，聚焦于创业失败事件的具体的、局部的细节和特征，关注寻找避免更糟糕结果的手段，从短期视角考虑如何获得即时性的情绪改善，通过心理设想比真实结果更糟糕的状况降低失败后的负向情绪，导致自我强化。因此对创业失败事件进行低水平建构，容易导致创业者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

　　（3）失败归因与反事实思维

　　归因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原因做出解释和推测的过程。归因影响创业者对失败情景关注焦点的不同，归因是对事件和行为原因的认知，是一种主观解读，虽然个体归因得出的原因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但主观解读往往比真实、客观的原因更能影响个体行为（Jenkins等，2014）。失败后创业者的归因会影响创业者的注意力分配，进而影响反思内容的不同，如失败后有的创业者会反思内部“人”的因素，而有的创业者可能会反思外部“环境”因素。相对于失败后外部归因，当创业者进行内部归因时，相信失败原因为自身可控且相对稳定，比如个人行为方式、能力和努力等，那么他们失败后会积极地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对比各种方案与可能的结果，更可能通过心理模拟清晰地了解各种复杂因素以及自身行为与各种可能结果之间的关系，把一些有可能改变现状的举措与各种可能结果联系起来，形成一些有效的因果推断。

　　失败后外部归因时，创业者认为造成先前失败的原因是不确定或者不稳定，难以控制且随机变化，并不能为自身所改变，事件失败的原因或事物发展规律不被清晰认知或掌握（Weiner，1979）。当创业者进行外部归因时，将失败归结为不稳定的外部环境或者他人行为时而不是个人自身的问题，这样归因偏差或者归因自我服务倾向有利于保护创业者的自尊，不会对创业者的自我能力、积极的自我形象构成威胁，这为创业者向下比较提供了依据和基础，增加了创业者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的可能性。

　　（二）创业失败与反事实思维

　　创业失败是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目标的不一致，也就是意味着创业者先前行动的无效，那么这种意外经验促使创业者重新思考和修正因果关系，已有文献研究表明，与创业失败事件相关的信息影响反事实思维的强度和方向，如失败成本、失败时间长短和失败信息再现的可能性。

　　（1）失败成本与反事实思维

　　失败的严重程度显著影响反事实思维的强度，Morris和Moore（2000）通过对比分析发现经历严重事故后飞行员产生的反事实思维的强度显著高于经历轻微事故的飞行员。创业失败成本是衡量失败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创业失败成本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目标偏离增大，这种较大程度的认知失调刺激和激励创业者反思、学习和解决问题，促进创业者积极地通过反复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对失败事件进行分析，对创业活动难度和失败原因有更加客观地评估、判断，对事件结果的预期更加基于客观事实依据，不断修正行为改变认知模式，以达成自己的创业目标。也有学者将失败比作“清除信号”（Sitkin，1992），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失败成本能够刺激创业者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完成一系列“行为—结果”的逻辑推理和检验，帮助创业者清理无效的行为模式、错误的假设和直观推断，形成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认知。

　　创业失败成本具有“双元”特性，一定程度的失败成本能够刺激创业者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进行心理模拟，分析各种改变现状的行动方案，然而另一方面过高的失败成本又抑制上行反事实思维。这是因为当创业失败成本很高时，如经济损失严重、创业者周围的社会关系破裂以及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焦虑、悲痛、愤怒、内疚、生气等负向情绪，这些会干扰创业者对失败信息的加工、处理和存储等认知过程（Shepherd，2003；Cope，2011）。这时候创业者已经没有更多认知资源和情绪资本去获取和处理与失败相关的信息，这个时候需要调整策略，如采用下行反事实思维缓解悲痛情绪。

　　（2）失败时间与反事实思维

　　根据建构水平理论，有学者研究发现对于很早之前发生的事件（时间距离较远），个体能接受负向反馈，且激发个体的自我提升动机（self-improvement），使其选择上行社会比较；而对于近期发生的事件（时间距离较近），个体更偏好接受正向反馈，激发了个体的自我强化动机（self-enhancement），易导致其采取下行社会比较（Freitas等，2001）。Rim等（2013）也发现对于近期发生的事件个体更容易产生低水平建构，而对于很早之前的事件更容易高水平建构，从事件原因上进行推断。随后Rim和Summerville（2014）发现随着事件发生时间的延长，个体由想象事件本来可能会有多糟糕转变为设想如何使事件变得更好。他们的实验还发现近期事件更能激发个体的自我强化动机，有助于使个体感觉更好，而远期事件容易导致其产生自我改善动机，从经验中学习。而自我强化动机更有可能导致下行反事实思维，自我改善动机更有可能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White和Lehman，2005）。

　　创业失败带给创业者一系列成本甚至有些失败改变创业者人生发展，而随着时间流逝，创业者往往会对创业失败经历不断反思、质疑和追问，会不断的设想各种“如果……那么”的场景和可能性，通过不同方式的反事实思维对失败经验进行新的解读。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时间对于创业者的反思失败事件并从中学习也具有重要价值。根据建构水平理论以及心理学中时间距离与反事实思维方向的研究成果推断，当创业失败事件刚发生时，也就是时间距离较短时，创业者更有可能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这也与先前研究一致，Cope（2011）通过对8位有失败经历的创业者考察发现，失败后给创业者一段时间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最初的搁置（initial hiatus）能帮助创业者更好治愈失败的心理创伤。随着时间流逝，创业者更可能高水平建构失败事件，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分析失败原因，比较各种可能的行为方案的可行性，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不断得到深化，并逐步建构起新的认知，为未来行为做准备。也就是说创业失败后相对较短时间内易诱发下行反事实思维，随着时间延伸，越容易诱发上行反事实思维。

　　（3）情境再现性与反事实思维

　　Markman等（1993）认为结果再现性的可能性影响反事实思维方向，如果个体预期事件会再次出现，那么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将显著高于下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这与个体自我改善动机相关。个体如果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可能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为将来做准备。对于只会发生一次的事件，或者说个体认为无法收集为未来做准备信息，那么个体倾向于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获取即时性的愉悦感，个体更关注当下的状态。可重复事件能够激发上行反事实思维，帮助其考虑如何使事件结果变得更好。也就是说个体认为事件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越大，个体改善这种行为结果的动机越大，越有可能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通过对因果关系分析，在将来避免相似的错误，以便未来行为绩效更好。

　　Sanna（1996）在随后的研究中细分出悲观者和乐观者在应对成功和失败事件时，当事件是否再次出现对不同方向反事实思维的影响。他通过实验设计发现在应对一次性的失败事件时，乐观的个体产生更多下行反事实思维，如果被试相信他们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更倾向于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为随后做准备。而悲观者在应对一次性事件时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应对可能会重复出现的失败事件时会产生更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根据以上分析发现，在应对负面事件时，不论悲观者还是乐观者，当预计失败事件在未来可能会重复发生时，个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将显著高于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在创业失败情境下，如果创业者选择再次创业，且判断本次创业失败相关信息在未来活动中有可能重复出现，那么创业者就有自我改善的动机，越有可能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