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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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爆炸是美国学者奥尔森在《诉讼爆炸》一书中提出的。顾名思义，所谓诉讼爆炸，不仅因为诉讼数量多能量大，已超过民事诉讼制度的负荷，还因为诉讼及其运作机制已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1.加强科技法庭建设，运用高科技手段，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公正、公开审判。高科技不仅是一个生产力的概念，运用高科技手段有助于人民法院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公正、公开审判。加大科技法庭的建设投入，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在促进审判工作中的作用，显现科技法庭的影像举证、网络数字存储、智能化监控等功能，努力实现远程立案、异地立案和在法庭也能向法院立案，方便了当事人诉讼。让高科技设施要真正做到司法为民，方便群众诉讼。

　　2.强化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适用，加大对伪证的打击处罚力度，大力遏制恶意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的种类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只要当事人、证人等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的，一律严格依法给予处罚，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遏制恶意诉讼的发生。

　　3.加强“诉调对接”工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缓解法院的压力。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邀请特邀调解员、建立巡回审判点、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整合人民调解组织、乡镇司法所、工会、妇联等社会力量，参与法院受理案件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由于“诉调对接”程序的便利性、非对抗性，可以协调情理法的冲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可动员老百姓动辄“法庭相见”，让当事人在“人情人面”的和谐的气氛中，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和纠纷，有效控制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以缓解法院的压力。

　　4.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倡导文明和谐新风。首先是加强法律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宣传，让公民知法守法，做到诚实有信；其次要采取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如以案说法等宣传方式，追求宣传工作的效果最大化；再次要抓住反面典型，在对恶意诉讼的当事人进行处罚的同时及时曝光，利用各种媒体予以广泛宣传，让恶意诉讼的当事人在经济上有所付出，品格和信誉度上受损失，从而达到引导当事人谨慎诉讼，减少或防止滥诉以及恶意诉讼的发生。

　　中国目前的所谓诉讼爆炸，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相对爆炸”。它的根源不是欧美国家权利意识背后的“好讼”思想，而是我国司法资源的稀缺与分配不合理。试想，即使我国的人均诉讼率达到日本的水平，但如果不改变现行法院的规模和资源分配方式，那么整个法院系统无疑将面临崩溃。其实，我们应该清楚，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司法资源为自己服务的，往往是掌握较多社会资源的强势群体，至少也不是弱势群体。这几年来讨论较多的“民工讨薪”就是典型，代表九亿农民进城的农民工们似乎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诉讼爆炸”中来。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意识没有觉醒吗？非也。归根结底，是因为相对于强势的用人单位，他们掌握着更少的司法资源。

　　按照日本学者大木雅夫的观点，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其权利意识并没有根本性区别，也无所谓觉醒不觉醒。“如果可能，任何人都会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积极利用法院，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为国民利用诉讼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在目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大谈所谓的“诉讼爆炸”，无疑是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媒体和一些学者轻率地提出所谓的“诉讼爆炸”，不但有可能导致司法改革的注意力转移，也可能使一些社会矛盾在“诉讼爆炸”的幻觉中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