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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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经济计量学是指研究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网络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门科学。苏联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I·B·坎托罗维奇是计划经济计量学的主要奠基人。

　　“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事实上并没有将哈耶克在知识分散特征方面的贡献纳入到模型当中，因此，在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上，它们是毫无用处的。很多“计划经济计量学”专家认为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得到解决，认为信息的分散特征已经考虑到了，现在只需要等待计算机能力方面的必要进展，以使相应的模型能够得到实际的应用。相反，“计划经济计量”模型并没有考虑真实世界的某些本质特征（奥地利经济学家已经对它们做了描述），这些特征将使这些模型完全丧失其功能，无论计算机能力（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未来发展如何。

　　第一，一般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计量”模型和作为其特殊形式的赫维茨理论，是以一种笨拙的（awkward）和掺假的（adulterated）方式来把信息分散特征这条原则并入到他们的模型中去。这是因为，本质上与信息的主观性与绝对的私人性是不可分的。假如信息不仅是分散的，而且也是私人的和主观的，那么它传达给每一个经济主体的含义是极不相同的，因此，不可能只用唯一的一种含义，把信息传递给任何中央计划者。换句话说，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外部物质目标、同样的数量、同样的经验，它们的含义或对它们他所做的解释，在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是极不相同的。对于在实施某个项目、实现某个目标或生产某些产品或提供某些服务时可能出现的不同选择来说，这一观点同样可以适用。并且，一种产品的剩余或短缺表达的是非常不同的含义，取决于观察它的行为者以及所处的环境，因而，它所唤起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如试图降低需求、创造替代品、寻求新的视角，或这些行为任何的组合等等）。因此，信息的主观特征使赫维茨的整个模型失效——该模型是以信息的持续对 话或交流为基础的，而他却错误地认为这种信息是客观的；这种信息交流发生在市场主体（被假定为拥有分散的、但是却是客观的知识）和中央计划机关之间。

　　第二，对人的行为至关重要的知识多数是隐含的，或是不可言说的。假如人们在使用的多数知识是不能正式地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那么它就几乎不可能客观地传递给任何一个人。这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体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解释同样的价格或交易的历史条件；而且还因为这些价格把信息传达给了某些行为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为者对于被用以交换并导致了那些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特征，以及他们主观地认为与他们的行动相关的其他无数的环境，都共同地拥有一定数量的实践的、不可言说的知识。

　　第三，从更为动态的角度看，一个价格或一组价格向一个行为者传达某种含义只是因为他发现他本人投入到了某个项目或行动当中；也就是说，他承担起了完成某个目标或实现某个理想——只有他才会真正地去想象和探索的它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责任。在主观的预期和感觉——基本上是不可言说的，因此也是不能传递给任何的中央计划者的——的基础上，一个行为者信赖某个项目，想象它并热烈地追求它。“计划经济计量学”理论家在他们的模型中忽视了或明确地消除了这一创造性张力，这些模型打算在整个经济系统中实现某种事先的协调，它们完全排除了行为者对失调所提供的激励进行创造性回应的可能性。

　　第四，“计划经济计量”价格调整模型要求，一旦信息被传递给了中央计划当局，所有的交易或生产活动必须暂时停止——当这个机构解决相应的最优问题，并把有关均衡价格的新信息传递给经济主体时。一些经济学家，如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甚至得出愚蠢的结论，认为这种制度比真实的市场经济中的制度更加有效，在真实的市场经济中，交换是在一个与均衡的价格水平不相符的价格水平上不断地发生的，因此可以认为这种交换是“错误的”。 在真实的市场价格上面贴上“错误的”的标签——就因为它们与一些不可知的、假想的价格（这种价格只存在于均衡理论家糊涂的头脑中）不相符，世上最让人惊叹之事莫过于此了。另外，市场过程相对于“计划经济计量”调整模型的巨大优势正是于把假想的“错误”交换真实地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实际上，在“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中，尽管所有的行为与交换都是静止的，信息被传递给了中央计划当局，并且它解决了相应的方程组，但是不计其数的经济主体，他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信息受到阻碍，很多人的行为受到阻挠，所有这些都将损害社会的调整、协调和发展过程。相反，在企业家才能驱动的真实的市场过程中，即便均衡绝不可能实现，新的信息也是不断地产生出来，在企业家警觉之力的作用下，所有的失调或偏差往往都会被揭露出来，并得到适当的协调和调整。

　　第五，所有“计划经济计量”模型一个潜在的主要弱点是，它们将复杂的现代经济中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市场变化所提出的问题视为无足轻重的鸿毛。在真实的世界中，一个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允许自己奢侈去等待一个规划问题（它所有成员的活动和生活都涵盖在内）的“解决方案”的。另外，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不可能传递和产生必要的信息的情况下，不专横地现实予以“冻结”或施加以强力，那么连问题是什么都不可能想到。为了说明这一点，麦卡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说，六十年代前苏联金属行业的计划部门收集必要的信息建立一个线形规划问题就要花费六年，问题的确定要使用超过1000，000个未知数和30000个限制条件。

　　第六，“计划经济计量学”理论不仅对真实市场过程的运行一知半解，而且他们对计算机系统理论的基本要素也缺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