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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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时亦称“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主张用解构主义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其思想领袖是德里达。德里达原为法国巴黎结构主义学派的文学批评家，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开始反叛结构主义，倡导反(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De constructisme)。德里达之所以用“解构”这个词，一是表明他反对结构主义，要与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结构主义分道扬镳；二是表明他自己的理论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立场。

　　一、萌芽时期

　　第一阶段从1967年到1975年。德里达提出解构理论，依次对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现象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展开批判。与此同时，德里达开始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一种外在的、谨慎的关系。

　　1967年，德里达出版了《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语音与现象》，确立了解构主义思想。在《论文字学》一书中，德里达批评了西方思想的局限性，并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形而上学。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德里达在谈到安托南·阿尔托时，认为“它在句法和词汇方面酷似青年马克思的语言”，并对比分析了马克思《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在这个时期，德里达参加过三次访谈，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1971年，在接受让·路易·乌德宾和居伊·斯卡培塔的采访时，德里达首先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并非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东西来，我对此坚信不疑。”

　　然而，德里达强调：我们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文本是必须被简单地“应用”到当前现实中的完备解释，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进而，德里达提醒我们不能按照那从文本表层之下寻求终极所指的诠释学方法来读解这些文本。“读解就是改变。”阿尔都塞的某些命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德里达明确指出，读解不是随心所欲，尽管他一直关注马克思主义， 可是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方式。此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范畴时，德里达表明了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我不相信存在一个‘事实’可以让我们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矛盾与辩证法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支配。”德里达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不可能将矛盾概念从它的思辨的、目的论的和末世学的视野中解放出来。由此可见，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性远大于亲和性。

　　在德里达马克思主义观的萌芽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大致的印象，尽管德里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但他并没有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个时期，德里达缺乏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存有一定的误解。在德里达看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有与众不同之处，马克思属于“古典作家” 的行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早期的德里达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打破了唯心主义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传统，但马克思主义依然被束缚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

　　二、形成时期

　　第二阶段从1976年到1993年。德里达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从解构走向同构，从怀疑走向肯定。按照美国学者R·罗蒂的研究，德里达此时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文本，极其重视马克思，“并颇带感情和感激地回忆他，就像回忆莎士比亚一样”。

　　1976年，德里达在哲学教学研究小组的会议上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1980年，在接受詹姆斯·科恩斯和肯·纽顿的采访时，他有条件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德里达已然与马克思相遇。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成为热点，德里达对现实的关怀日益显露。80年代后期，德里达专注于对宽恕、友爱、正义、遗产和弥赛亚性的研究，敏锐地观察着冷战的国际局势。199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思想与社会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主题为“在国际观点的全球危机中，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 德里达被邀请并做了两次专题发言，发言的题目是：“马克思的幽灵们— — 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Specters of Marx：The State of the Debt，the Word ofMourning，& the NCW Internationa1)，会后整理出版。在这之前，德里达基本没有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德里达之所以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发表意见，原因在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苏东剧变后，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浪甚嚣尘上的时候，德里达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幽灵》，从而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是发展的、异质的、批判的理论，是强大的精神支柱、科学的方法论和正确的指导思想。德里达还要求人们要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用中立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德里达讨论“好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了本体论、辩证法、唯物主义、劳动、生产方式、阶级、工人运动、国家等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概念。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德里达不仅反复阅读，而且是深入研究。德里达直接地进人马克思、思格斯的文本，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正面的交锋和对话， 《马克思的幽灵》标志着德里达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三、成熟时期

　　第三阶段从1994年到2004年。德里达自认为从来没有与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作战，却否定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生命中最后10年，德里达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加关注于现实问题，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日趋稳定。

　　1993年，《马克思的幽灵》一经问世，便引起轩然大波。1999年，当代负有盛名的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奈格里(Antonio Negri)、蒙塔格(Warren Momag)、曼彻瑞(Pierre Macherey)、伊格尔顿(Teny Eagleton)、刘易斯(TOITI kwis)和艾哈麦德(Aijaz Ahmad)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进行了阐释和批判，后由美国学者米切尔·斯普林格(Michael Sprinker)结集为《可怖的分界：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讨论》。作为迎战，德里达写就《马克思和儿子们》一文。德里达认为，这些所谓“马克思的儿子们” 偏离了马克思的本意，误解了《马克思的幽灵》的真谛。德里达坚持“阶级问题”并未过时，“一种对于阶级斗争概念的目标所指为何的研究兴趣，一种对于分析种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的兴趣，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德里达希望激活马克思主义中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东西，将马克思的幽灵“唤醒” 为对抗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力量。德里达甚至说： “在对马克思的‘存在论’的这种解构之后到来的，正是一种去政治化或政治效应之幻灭的反面。毋宁说，在我看来，对‘马克思’、莅临、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之前提的重新检验的关键在于理论的和政治的层面上为对种种灾难性、历史性的失败进行的考察提供(一个)开端，也在于实现对来自马克思的特殊遗产的一种不同种类的重新政治化。”当然，德里达一再表明：“冷静地、以范畴的方式来说，所有事情似乎都显示出：提出关于一种明确的政治学或一种关于政治事物的规定性的问题，表达对它们的关切，而又不马上被指责为一般的去政治化，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然，一种重新政治化总包含一种相关的去政治化，包含对一种古老观念的明确意识：政治事物在其本身已经被去政治化了，或正在进行去政治化。”

　　德里达看重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精神，他认为，在千疮百孔、理想匮乏的世界，我们不仅不能放弃解放的希望，而且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保持这一希望，立场坚定地坚持到底。按照陈晓明先生的说法，德里达在最后的岁月里以守灵人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可是自然法则没有给德里达留出更多的时问，他像尼采一样转身离去，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会与马克思相遇在伟大的道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德里达说出的“没有马克思， 就没有将来”必将成为一句至理名言而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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