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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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

　　概括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s），亦译“概念化他人”、“概化他人”。社会成员（尤其是儿童）所处社区或社会集团的行为标准和价值的总和。G.H.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中首先提出，并具体讨论。他指出，个体通过团体生活而将之内化，是自我发展中最后阶段的关键性因素。儿童通过角色扮演和角色游戏认识它，并利用它代表的社会规范限制自己的行为。故它也是社会控制的桥梁。这里所谓的“他人”，并非指特定的个人或一群人，而是指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

　　乔治·米德作为美国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在符号理论和自我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米德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通过姿态和态度的表达形成了具有普遍表意特征的符号，符号内化为人类思维和心灵的存在状态，同时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显现符号意义的表达。人的自我就是在社会交往关系中通过符号互动形成的，根本上，自我就是社会系统中一个具有弹性的符号表意结构。^[2]

　　米德以其符号互动论闻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间接沟通方式，以此方式进行的互动即为符号互动论（Theory of Symbolic Interaction）。与华生的机械的条件反射式的行为主义不同，在米德看来，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富有意义的。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含了生物有机体间的互动，而且还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间的互动。在人的“刺激 - 反应”过程中，人对自己的姿势可能引起的反应有明确的意识。当一种姿势对其发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它就成了“有意义的姿势”，即符号。人类互动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只能通过无意义的姿势，即记号进行互动，而人类既能通过记号又能通过符号进行互动，正是符号互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米德自称是社会行为主义者，认为象征符号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通过语言、文字、手势、表情等象征符号进行交往，达到共同理解。社会意义建立在对别人行为的反应基础上。他重视日常生活情境中人们如何交往，如何理解社会关系。

　　米德指出，社会化的产物之一是使我们有能力预料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并据此形成自己的行为，也就是具备了角色扮演的能力。人们将“概括化他人”的期待内化，也就是将整个社会的态度和观点内化，这种能力为自我评价和自我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米德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两面，主我和客我。主我是本能的、自私自利的、任性的和未经社会化的自我。而客我则是了解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和社会期望的社会化了的自我，体现了他人的态度。

　　概括化他人是指个人不仅能与不计其数的社会阶层中的不特定他人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在社会冲突的情境中，我们更需要超越特定的社会团体，不断地与越来越抽象的沟通社群进行对话和讨论。在此，一旦语言的意义普遍性被我们理解，那么我们言说的普遍可沟通性势必使我们假定我们能进入一个理想化的沟通社群中，以进行解决认知或实践问题的讨论。对于这种“讨论的论域”，米德指出：“就这些由人类个体组成的抽象的社会阶层或次级团体而言，涵盖面最大、范围最广的社会阶层或者次级团体，也就是由讨论的论域（或者普遍的表意符号系）所界定的社会阶层或者次级团体，而这种讨论的论域，则是由诸个体的参与状况和沟通性互动状况决定的”人有规律的态度与个体行动者不可预测的自发性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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