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莫尔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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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或称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有时简称cost disease)

　　鲍莫尔病（Baumol's disease）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所提出的一种现象，也叫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主要在说明一种部门的生产力相对落后于另一种部门的理由。

　　这一模型解释了上世纪各主要经济体产业变革的趋势和规律，对当下数字经济时代的诸多现象和问题亦足以鉴。

　　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于1967年构建了一个两部门非平衡增长模型，该模型成功解释了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产业结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趋势。鲍莫尔把宏观经济分为具有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进步部门和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部门，并在几个关键假设条件下得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步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维持不变（这里指劳动力成本），而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不断上升，因此，消费者对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如果不是完全无价格弹性的，那么停滞部门不断上升的单位产品成本将会促使消费者减少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结果会导致停滞部门不断萎缩并最终消失。而假设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那么虽然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不断上升，但仍然会有劳动力不断向该部门流入，从而该部门不但不会萎缩还会逐步吸纳大量的劳动力进来，正由于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因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变为零，这就是著名的鲍莫尔成本病与增长病，简称鲍莫尔病。鲍莫尔同时指出，进步部门主要是指制造业，而停滞部门是指服务业，包括教育、市政服务、表演艺术、餐饮、娱乐休闲等，鲍莫尔举例指出，在表演艺术市场上，300年前演奏莫扎特的四重奏需要四个人，而300年后演奏同样一首曲子仍然需要四个人，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停滞部门产品的需求不是完全无价格弹性的，那么不断上升的成本会促使消费者减少对该部门产品的需求，最终使得该产品部门萎缩甚至消失。反之，如果停滞部门的产品需求完全无价格弹性，那么劳动力将会不断从进步部门转移至停滞部门，从而拖累整个国家经济增速逐渐变为零。

　　“鲍莫尔病”要存在，就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进步部门”的生产率进步要高于“停滞部门”；二是“停滞部门”的工资会随着“进步部门”提升；三是“停滞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是不断增加的。

　　鲍莫尔病理论推理简洁明了，也能解释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成本高企的现象。但是鲍莫尔1967年的理论模型假设过于简单，比如只有两个部门、服务业仅作为最终产品、不考虑开放经济。

　　所谓的“鲍莫尔病”，是著名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n Baumol）提出的一个经济现象。1967年，鲍莫尔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城市危机剖析》（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鲍莫尔指出：一个经济中，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通常是不一致的。当存在这种差异化时，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会同时带动那些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停滞部门”的工资上升，而这种效应会导致“停滞部门”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形成更大的产出。久而久之，“停滞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而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则会因此而降低。在后来的经济学文献当中，鲍莫尔所描述的以上现象就被称为“鲍莫尔病”。

　　在后来的经济学文献当中，鲍莫尔所描述的以上现象就被称为“鲍莫尔病”。

　　由于在现实当中，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率要远高于服务业，因此在后续的文献中，通常把制造业视为“进步部门”，而把服务业视为“停滞部门”。在这种预设下，所谓的“鲍莫尔病”也经常被重新表述为因服务业比重提升而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2013年，鲍莫尔本人曾在《人民日报》的“国际论坛”版发表过一篇介绍“鲍莫尔病”的文章。在文章的一开始，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本科生每年需花费3500美元，到2008年，每名大学生每年需支付的费用已达20500美元，年增长率超过6%，远高于美国的通胀水平。按照这种趋势，至2035年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学生每年的费用将接近20万美元。虽然鲍莫尔的文章说的是美国的事情，但面临教育日益“内卷”的中国家长想必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受。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并不是唯一价格飞涨的行业。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服务业而言，劳动力服务和价格的迅速上涨都是一种常态。很显然，对于广大的消费者群体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作为一种“病”，“鲍莫尔病”会给经济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了每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首先，可能严重影响生产率的进步，让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国的服务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在上升，到1980年代末时其在经济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了60%以上，但与此同时，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出现了持续的下降。尽管索洛本人并没有将这个发现和“鲍莫尔病”联系起来，但很多人认为，这一现象其实就是“鲍莫尔病”的一个典型“症状”。

　　其次，会导致商品和服务成本的大幅上升，让消费者的福利受到很大损害。2013年，鲍莫尔本人曾在《人民日报》的“国际论坛”版发表过一篇介绍“鲍莫尔病”的文章。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本科生每年需花费3500美元，到2008年，每名大学生每年需支付的费用已达20500美元，年增长率超过6%，远高于美国的通胀水平。按照这种趋势，至2035年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学生每年的费用将接近20万美元。

　　再次，会导致公共服务的价格大幅上涨，给政府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在现实中，有些服务业多由政府支出提供支持。作为服务业的子行业，它们也会受到“鲍莫尔病”的影响，其成本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迅速上升。由于这些行业事关国计民生，因此作为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政府并不会像企业一样，直接根据成本的上升来对它们提价。以教育为例，近些年，私立教育的学费已经经历了数十倍的上涨，但公立教育的学费却保持了相对稳定。为了支持它们的存在，政府必须不断追加公共支出，而这就会给财政带来很大的负担。

　　（1）提升“进步部门”比例

　　第一种思路是，对产业的结构进行管控，调整“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这个思路的理论依据很简单：既然“停滞部门”在经济中比例的不断上升会导致整个经济平均生产率的停止或下降，由此引发很多负面的后果，那么只要我们能设法保证“进步部门”的比重不变或者上升，就可以让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实现上升。而只要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是始终上升的，那么即使“停滞部门”出现了成本上升的压力，我们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等方法来对此进行对冲，整个社会不会出现太大的压力。

　　至于如何保持“进步部门”的比重不变或者上升，又有两种不同的实行方案。

　　一种方案是限制“停滞部门”的发展。

　　另一种方案则是，加大对于“进步部门”的鼓励和支持，引导其迅速发展。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将会趋于多样化，很多原本“奢侈”的需求都将转变为必需的需求，从而产生很多新产业。这些新产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服务业的，而按照鲍莫尔的分类，它们则属于所谓的“停滞部门”。

　　举例来说，在过去，家政服务并不属于人们必需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种需求——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城市人口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类似的这些行业，一旦产生，就只可能继续壮大。因此，随着人们需求的不断多样化，服务业的不断壮大就成了一个必然。

　　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通常需要很多基础设施的支持，如果政府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支持，那么就有可能同时推动制造业的生产率增进并提升制造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而通过这些努力，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鲍莫尔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提高“停滞部门”的生产率

　　第二种思路是，设法提升“停滞部门”的生产率。虽然在理论模型当中，“停滞部门”的生产率被设定为是增长缓慢的，但这种设定更多是出于一种理论简化的目的。在现实当中，所谓的“停滞部门”其实也可以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增长。

　　比如，鲍莫尔在其1967年的论文当中就举了一个例子：一般来说，从事咨询行业的人的劳动生产率是很难提高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成果是严重依赖于劳动的，要实现效率上的突破非常困难。但是，喷气式飞机的发明和普及，大幅度缩短他们出差考察的交通成本，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于有效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就随之上升了。

　　除了类似直观的例子，很多经济学家也用更为严格的实证研究向我们证明了在现实当中，所谓的“停滞部门”是完全可以实现生产率的增进的。比如，特里普利特（Jack E. Triplett）和波茨沃斯（Barry P. Bosworth）就曾经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美国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状况进行过考察。结果发现，在这个时期内，一直被人们视为是“停滞部门”的服务业的年均生产率增幅为2.3%，要高于被视为“进步部门”的制造业（其年均增幅为1.8%）。根据这个发现，他们宣称“鲍莫尔病”已经在美国得到了“治愈”。而在论及“治愈”的原因时，他们认为，同时期ICT产业的发展和在服务业中的利用应当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原因。与此同时，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大类中比重的提升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某些必要的改造，让传统上作为“停滞部门”的服务业实现生产率的大幅增进是完全可能的。而从具体的操作上看，以下几个工作可能是值得重视的：

　　一是要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帮助“停滞部门”生产率的提升。数字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让“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实现提升：

　　一方面，它可以减少工作中很多不必要的内耗，让更多的劳动时间成为有效劳动时间。如前所述，在半个世纪前，鲍莫尔观察到喷气式飞机可以大幅压缩差旅时间，从而在保证总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而在今天，依靠视频会议，我们甚至能把很多差旅整个都取消。很显然，这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会远远大于喷气式飞机。

　　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产品和服务触达更多的用户。在讨论“鲍莫尔病”时，很多人都乐于引用他所举的那个乐队五重奏的例子。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例子在数字经济时代依然是成立的，因为即使有了各种数字技术的加持，我们也不能把五重奏的人数从五个减少到四个，把一首原本需要演奏两个半小时的乐曲压缩到两个小时演奏完。但是，依托于数字技术，我们却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场演奏。过去，这样的音乐表演至多也只能在几百人的音乐厅演奏。而假如把这场表演录下来放到网上，那么它的观众人数从理论上讲就可能是无限的。如果在录制和观看过程中应用了VR技术，那么观众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如身临其境一样地欣赏表演。这样一来，虽然演奏者还是那些演奏者，演奏的音乐还是那个音乐，但观众的人数却增加了无数倍，其可能产生的收入也将会大幅提升。如果依照这场音乐会产生的价值计算，演奏者们的生产率就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之下实现了巨大的提升。

　　二是要用好各种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商业模式，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更有效配置。依托于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传统经济条件下不存在的商业模式都被陆续发展出来。在现实中，它们都有助于帮助“停滞产业”实现生产率的提升。而在这些新的商业模式中，平台经济毫无疑问是最为重要的。过去，一些行业的生产率难以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生产与销售之间、销售者和用户之间很难实现有效的协调和匹配，这就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阻碍了生产率的提升。而平台作为一个中介，则可以很好地解决类似的协调和匹配问题。通过平台，买家和卖家之间、乘客与司机之间、需要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的不同人之间，都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实现匹配和协作。这样一来，这些活动所对应行业的生产率就会实现很大的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和平台经济毫无疑问是破解“鲍莫尔病”的一剂良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好它。

　　（3）控制某些额外的成本上升因素

　　尽管鲍莫尔一直声称，服务业等“停滞部门”的工资上涨是由制造业等“进步部门”的工资上涨拉动的，并且也有不少研究确实发现了两部门的工资之间有共同变动的趋势，但在我看来，造成服务业成本上升，生产率停滞的原因似乎并不完全来自上述机制。换言之，导致“鲍莫尔病”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

　　几年前，我曾经做过广东地区几个市的营商环境调查，中间问卷访谈过几千个不同性质的企业。从回收的问卷看，对广东而言，导致各行业（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最重要趋势其实是飞涨的房价。由于房价会同时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资，因此如果我们仅对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工资关系进行考察，就可能得到一个看似因果的关系，而对它们背后的共同推动因素却忽视了。在我看来，在考虑“鲍莫尔病”时，这些因素可能是要尤其注意的。尤其是像房价，造成其高企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什么实体因素，而是泡沫，因此为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它必须得到相应的控制。

　　Baumol's cost disease (also known as the Baumol Effect) is a phenomenon described by William J. Baumol and William G. Bowen in the 1960s. It involves a rise of salaries in jobs that have experienced no increase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response to rising salaries in other jobs which did experience such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This goes against the theory in classical economics that wages are always closely tied to labor productivity changes.

　　The rise of wages in jobs without productivity gains is caused by the necessity to compete for employees with jobs that did experience gains and hence can naturally pay higher salaries, just as classical economics predicts. For instance, if the music industry pays its musicians 19th century style salaries, the musicians may decide to quit and get a job at an automobile factory where salaries are commensurate to high labor productivity. Hence, musicians' salaries are increased not due to labor productivity increases in the music industry, but rather due to productivity and wage increases in other industries.

　　The orig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sector. Baumol and Bowen pointed out that the same number of musicians are needed to play a 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today as were needed in the 1800s; that is, the productivity of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has not increased. On the other hand, wages of musicians (as well as in all other professions) have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In a range of businesses, such as the car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he retail sector, workers are continually getting more productive du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o their tools and equipment. In contrast, in some labor-intensive sectors that rely heavily on human interaction or activities, such as nursing, education, or the performing arts there is little or no growth in productivity over time. As with the string quartet example, it takes nurses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to change a bandage, or college professors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to mark an essay, in 2006 as it did in 1966.

　　Baumol's cost disease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lack of growth in productivity in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hospitals and state colleges. Since man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tivities are heavily labor-intensive there is little growth in productivity over time. As a result growth in the GDP will generate little more resources to be spent in public sector. Thus public sector production is more dependent on taxation level than growth in the GDP.

　　Producers can react to wage inflation in a number of ways:

• Decrease quantity/supply
• Decrease quality
• Increase price
• Increase non-monetary compensation or employ volunteers
• Increa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case of education, the Baumol Effect has been used as at least parti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fact that, in recent decades, college tuition has risen faster than the general rate of inflation.

　　The reported productivity gain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late 1990s can be mostly attributed to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Providers decreased the cost of ancillary labor through outsourcing or technology. Examples include offshoring data entry and bookkeeping for health care providers, and replacing manually-marked essays i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with multiple choice tests that can be automatically marked (see Scantr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reatment is not available to the performing arts sector, because the consumable good is the labor itself. Instead,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increases in price of the performing arts has been offset by increases in standard of living and entertainment spending by consumer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other treatments have been employed is subj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