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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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在其作品《倦怠社会》 中用我们熟悉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作比，以此来构建本书的重要概念——“功绩主体”与“倦怠社会”。

　　普罗米修斯神话可以被解读为刻画现代功绩主体（Leistungssubjekt）心理机制的隐喻，即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发动战争。功绩主体幻想自己身处自由之中，实际上却如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只鹫鹰每日啄食他的肝脏，肝脏又不断重新生长，这只恶鹰即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不断同自身作战。如此看来，普罗米修斯同鹫鹰的关系是一种自我指涉关系，一种对自我的剥削。肝脏自身并无痛觉，而由此导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Müdigkeit）。普罗米修斯作为自我剥削式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倦怠感攫住。他是倦怠社会（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原初喻象。

　　在分析倦怠社会的成因时，韩炳哲采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他哲学批判的首要分析工具。

　　他首先从免疫学的观点入手，介绍了免疫学的基本特征：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够反过来否定侵略者，它将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灭亡。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学上自我持存（Selbstbehauptung desEigenen）。自我抵御了否定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

　　但这种由他者引发的入侵产生的防御机制，并不符合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现状。我们需要处理的过度生产、超负荷劳作和过量信息导致的疲乏、困倦和窒息感也并非免疫反应。

　　反而是过量的肯定化产生的新的暴力形式，它所导致的是心理上的自我攻击——神经暴力。它不来自一个系统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统内部。

　　理解了个体内部所发生的暴力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地来观察社会整体转向肯定性的趋势。

　　福柯的规训社会（Disziplinargesellschaft）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当今的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社会形态——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身的雇主。

　　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的社会，而功绩社会确主张摆脱否定性。从情态动词的变化——从“不允许”（Nicht-Dürfen）到“能够”（Können）——我们也能够一窥功绩社会的积极属性。功绩社会将推着社会向前的“禁令、戒律”等被动形态转化为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

　　在功绩社会中，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没有外力强迫他工作或剥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因此他无须屈从于任何人，或者说只屈从于自身。尽管摆脱了统治机构，却没有导向自由。自由和约束几乎在同一时刻降临。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

　　而绩效的过度化日益严重，最终会发展成为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这种自我指涉性产生了一种悖论式自由，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强制结构而转化为暴力。功绩社会的精神疾病，便是这种悖论式自由在病理学上的显现。

　　发生这种自我剥削的时候，自我的期望永远是更高的绩效，而找不到终点。

　　这种情况会导致某项任务的完成不再对个体产生大功告成的感受。针对特定的个体，自恋者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绩效迫使他无限地提升效能，而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

　　自恋的主体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同他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他苦于精神瘫痪——过劳症——的折磨，功绩主体努力实现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在这里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