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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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新生代思想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其作品《倦怠社會》 中用我們熟悉的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故事作比，以此來構建本書的重要概念——“功績主體”與“倦怠社會”。

　　普羅米修斯神話可以被解讀為刻畫現代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心理機制的隱喻，即對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發動戰爭。功績主體幻想自己身處自由之中，實際上卻如同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一隻鷲鷹每日啄食他的肝臟，肝臟又不斷重新生長，這隻惡鷹即是他的另一個自我，不斷同自身作戰。如此看來，普羅米修斯同鷲鷹的關係是一種自我指涉關係，一種對自我的剝削。肝臟自身並無痛覺，而由此導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Müdigkeit）。普羅米修斯作為自我剝削式主體被一種永無止境的倦怠感攫住。他是倦怠社會（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原初喻象。

　　在分析倦怠社會的成因時，韓炳哲採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他哲學批判的首要分析工具。

　　他首先從免疫學的觀點入手，介紹了免疫學的基本特征：免疫學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個體並試圖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夠反過來否定侵略者，它將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滅亡。通過這種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學上自我持存（Selbstbehauptung desEigenen）。自我抵禦了否定性的他者，從而確立自身。

　　但這種由他者引發的入侵產生的防禦機制，並不符合我們當前所面對的現狀。我們需要處理的過度生產、超負荷勞作和過量信息導致的疲乏、睏倦和窒息感也並非免疫反應。

　　反而是過量的肯定化產生的新的暴力形式，它所導致的是心理上的自我攻擊——神經暴力。它不來自一個系統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統內部。

　　理解了個體內部所發生的暴力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來觀察社會整體轉向肯定性的趨勢。

　　福柯的規訓社會（Disziplinargesellschaft）已經不再適用於描述當今的社會。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社會形態——其中的成員也不再是“馴化的主體”，而是功績主體。他們成為自身的雇主。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而功績社會確主張擺脫否定性。從情態動詞的變化——從“不允許”（Nicht-Dürfen）到“能夠”（Können）——我們也能夠一窺功績社會的積極屬性。功績社會將推著社會向前的“禁令、戒律”等被動形態轉化為自發行動和內在動機。

　　在功績社會中，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剝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統治者。因此他無須屈從於任何人，或者說只屈從於自身。儘管擺脫了統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自由和約束幾乎在同一時刻降臨。功績主體投身於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

　　而績效的過度化日益嚴重，最終會發展成為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

　　這種自我指涉性產生了一種悖論式自由，由於其內部固有的強制結構而轉化為暴力。功績社會的精神疾病，便是這種悖論式自由在病理學上的顯現。

　　發生這種自我剝削的時候，自我的期望永遠是更高的績效，而找不到終點。

　　這種情況會導致某項任務的完成不再對個體產生大功告成的感受。針對特定的個體，自戀者並非不渴望終結，而是無法抵達終點。績效迫使他無限地提升效能，而永遠無法達到獲得獎賞的休止點。

　　自戀的主體永遠生活在負罪感和匱乏感之中。由於同他自身競爭，不斷試圖超越自己，直到最終崩潰毀滅。他苦於精神癱瘓——過勞症——的折磨，功績主體努力實現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在這裡合而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