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雪球：沃伦·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 排卵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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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巴菲特的财富来进行衡量，那么巴菲特基金所能支配的金钱数量是相当有限的，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其实巴菲特也早已选定了两个主要的慈善事业方向 — 人口过剩问题和核扩散问题，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解决起来非常困难，甚至超出了你的想象。也许金钱并不能解决核扩散问题，但是巴菲特已经在近自己最大的可能的避免核工业战争的爆发。在这个问题上，巴菲特提出了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理据十足的观点。
“核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最终都要面临这个问题。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它在一年内发生的几率是10%，那么在未来50内它发生的几率将高达99.5%，几乎接近100%！但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调低，也就是说一年内出现核战争的几率将到3%，那么在未来50年，高达99.5%的比例将下降到40%！从数字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去尝试的事情，毫不夸张的说它可能会使得这个世界变得完全不同！”
在巴菲特眼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过剩！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给地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人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已经严重超载！由于核问题解乏术，巴菲特基金的主要流向就是人口控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也就成了巴菲特基金会的主要议题。在分析人口问题时，巴菲特也给出了足够说明事态的数字：在1950年，世界人口大约是25亿，短短20年后，世界人口已经接近37亿！当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理论刚提出不久。埃利希在文章中大胆预言20世纪70、80年代将出现全球性的大规模饥荒！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将由于缺乏食品而死！截止到1990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大关！但是埃利希描述的饥荒并没有出现，所以他的这种观点也开始被人们、特别是人口专家所忽略了。不过世界人口仍然在继续巨幅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专家们更多的是关注这样几个焦点问题：技术增长的速度能否超过人口增长、物种灭绝以及全球变暖。不过巴菲特依然对人口问题很关注，他从“安全边际”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人口增长和资源减少的问题。
“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然这已经超出了托马斯·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想象。但另一方面，这固定的承载能力会让你找到打破这种平衡的临界点，没有人愿意为失误买单。比方说你有一架探月运载火箭，飞行器的容量很大，可以容纳200人，但是你不知道路程有多长。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最多会选择安排150人登上进入火箭。宇宙飞船有多种，并且我们不知道准备多少食物合适。而且，如果我们只从幸福指数和生存环境来说的话，很难说究竟是生活在容纳20亿人口的地球更好，还是生活在只有6个月的月球更好。这里存在一个限度，如果你不清楚这个限制是什么，那么你最好停留在安全地带。对于地球也是一样，如果想要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继续下去的话，那必须要在我们的安全边际里面！”
自从19世纪70年代，为解决失控的人口增长问题，巴菲特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为妇女争取避孕和堕胎的权利上，这与苏珊的观点很贴切。这也是当时很多人权机构普遍接受的观点。由于芒格和托尔斯的介入，巴菲特也卷入了加利福尼亚州加州贝勒斯案件中（Belous Case），该案在加州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案的裁决对于争取堕胎合法性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芒格在法庭上的据理力争，他的激情感染了现场的很多人。他接受这个案例是出于对年轻妇女如何在堕胎中死亡的担心。随后，巴菲特和芒格赞助了一家名为“基督教联合”的“教堂”，这里主要用于帮助年轻妇女进行堕胎。
在阅读了加勒特·哈丁《平民的悲剧》一文后，巴菲特被其阐述的思想深深打动。在这篇发表在1987年的文章里，哈丁认为对于那些共有的东西，例如空气、海洋，现代人的行为就是在过度使用或者进行毁坏。作为“人口控制”运动的倡议人，哈丁的很多想法都对巴菲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接受哈丁倡导的解决方案，后者拥护专制思想并采取优生学家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曾写过人类不仅应该继承谦恭温顺的性格，更应该继承地球，这种思想在他看来是“遗传的自杀 ”：“看看你的周围，你的邻居里有几个是英雄？你的同事里有几个？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英雄在哪里？斯巴达现在在哪里？”
巴菲特认为将斯巴达带回来的想法不是没有被尝试过，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斯巴达人是没有缺点的，软弱和缺陷都是被他们的基因完全抛弃的。现代优生学奠基人弗朗西斯·加尔滕（Francis Galton）借鉴了他的表兄达尔文的理论，并得出“选择性的人类育种可以提高人口质量”的结论。这种观点在二十世纪早期受到极其广泛的支持，纳粹分子更是用实验的手段对此加以验证。尽管他的设想可以非常合理地对人类分工以帮助其进入竞争群体，但是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线路可以说明哈丁想法的正确性。对此，巴菲特曾经给予否定，他赞成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可以解决地球与人口之间的问题。
于是在1994年的时候，巴菲特思想的天平从“人口控制 ”倾向了人类繁衍的权利，这种改变也符合世界范围内关于人口控制运动的发展思想，妇女不再被视为通向人口控制“终点”的便利途径。他认为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都是不可以的，“即便是人口过剩，我也不会剥夺女性生产的权利，即便这个星球只有两个人，我也不会剥夺其选择的权利。我认为这个世界首先应该限制新生儿的数量，世界人口总数和新生儿数量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我有七个孩子，我不会按照哈丁说的做，不会把孩子的数量和人口过剩的问题扯在一起！” 这样，巴菲特基金会的观点已经显而易见，他们支持人类繁衍的权利。
繁衍权利、公民权利还有人口控制在对堕胎的争议中迷失了方向，错综复杂的关系越来越多，最终巴菲特把生育的过程定义为“排卵彩票”，他向一个叫做“责任财富”的组织分享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对于巴菲特来说，“排卵彩票”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 我觉得我简直是太棒了！我是1930年出生，当时我能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是只有2%，我在母亲子宫里孕育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中了彩票，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其它国家，我的生命将完全不同！试想一下，母亲的子宫里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受精卵，一样的聪明和精力旺盛，但是基因精灵却告诉他们，‘你们其中的一个将会出生在美国，而另外一个会出生在孟加拉’。如果你在孟加拉国出生，你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你想成为美国人的愿望有多强烈？你会用收入的百分之多少来成为那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这就说明社会会对你的命运有一定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影响你与生俱来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相比，人们更希望在美国出生！这就是排卵彩票。”
排卵彩票成了指导巴菲特在政治、慈善事业观点的向导。他的理想是，在一个世界里胜者自由地去奋斗，但是要帮助失败者填补缺口。在巴菲特的一生中，他出生在公民权利受到打压的年代中，他见到过极端的不平等，也听到过法院骚乱、当局被绞索勒着推到断头台，总会有人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由，很多年前，巴菲特放弃了父亲的自由派倾向，但是现在他开始从精神上回归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理想上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循环。
巴菲特，一个无论在思想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有开阔眼界的商人，可以让任何事物发生改变，当然前提是他足够坚定的话。在他和苏珊从爱尔兰的股东大会回来后，他们做出了“17天穿越中国”的决定。
巴菲特这次环游世界旅游的起因是因为盖茨。而且为了能使巴菲特的中国之行愉快，盖茨夫妇为他解决了相当多的麻烦，他们给巴菲特和其他客人送去了一份问卷调查，调查他们喜欢吃什么。巴菲特可不想重复日式料理的经历，“我不吃中国食物，”他回答说“如果可能，给我提供米饭我在盘子里自己做饭团，事后我可以回房间吃花生。对了，我还要一份《华尔街日报》，如果那天看不到我的《华尔街日报》，我会觉得很难熬得！”
于是就这样，巴菲特开始了自己的首次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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