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雪球：沃倫·巴菲特和他的財富人生》 排卵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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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巴菲特的財富來進行衡量，那麼巴菲特基金所能支配的金錢數量是相當有限的，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其實巴菲特也早已選定了兩個主要的慈善事業方向 — 人口過剩問題和核擴散問題，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解決起來非常困難，甚至超出了你的想象。也許金錢並不能解決核擴散問題，但是巴菲特已經在近自己最大的可能的避免核工業戰爭的爆發。在這個問題上，巴菲特提出了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理據十足的觀點。
“核戰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類最終都要面臨這個問題。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它在一年內發生的幾率是10%，那麼在未來50內它發生的幾率將高達99.5%，幾乎接近100%！但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調低，也就是說一年內出現核戰爭的幾率將到3%，那麼在未來50年，高達99.5%的比例將下降到40%！從數字角度上來說，這是一件值得去嘗試的事情，毫不誇張的說它可能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完全不同！”
在巴菲特眼中，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人口過剩！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給地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人們生活的這個星球已經嚴重超載！由於核問題解乏術，巴菲特基金的主要流向就是人口控制，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這也就成了巴菲特基金會的主要議題。在分析人口問題時，巴菲特也給出了足夠說明事態的數字：在1950年，世界人口大約是25億，短短20年後，世界人口已經接近37億！當時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理論剛提出不久。埃利希在文章中大膽預言20世紀70、80年代將出現全球性的大規模饑荒！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將由於缺乏食品而死！截止到1990年，世界人口突破50億大關！但是埃利希描述的饑荒並沒有出現，所以他的這種觀點也開始被人們、特別是人口專家所忽略了。不過世界人口仍然在繼續巨幅增長卻是不爭的事實。現在專家們更多的是關註這樣幾個焦點問題：技術增長的速度能否超過人口增長、物種滅絕以及全球變暖。不過巴菲特依然對人口問題很關註，他從“安全邊際”的角度出發來分析人口增長和資源減少的問題。
“地球的承載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當然這已經超出了托馬斯· 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想象。但另一方面，這固定的承載能力會讓你找到打破這種平衡的臨界點，沒有人願意為失誤買單。比方說你有一架探月運載火箭，飛行器的容量很大，可以容納200人，但是你不知道路程有多長。所以這種情況下，你最多會選擇安排150人登上進入火箭。宇宙飛船有多種，並且我們不知道準備多少食物合適。而且，如果我們只從幸福指數和生存環境來說的話，很難說究竟是生活在容納20億人口的地球更好，還是生活在只有6個月的月球更好。這裡存在一個限度，如果你不清楚這個限制是什麼，那麼你最好停留在安全地帶。對於地球也是一樣，如果想要我們生存的這個空間繼續下去的話，那必須要在我們的安全邊際裡面！”
自從19世紀70年代，為解決失控的人口增長問題，巴菲特開始將註意力集中在為婦女爭取避孕和墮胎的權利上，這與蘇珊的觀點很貼切。這也是當時很多人權機構普遍接受的觀點。由於芒格和托爾斯的介入，巴菲特也卷入了加利福尼亞州加州貝勒斯案件中（Belous Case），該案在加州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該案的裁決對於爭取墮胎合法性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芒格在法庭上的據理力爭，他的激情感染了現場的很多人。他接受這個案例是出於對年輕婦女如何在墮胎中死亡的擔心。隨後，巴菲特和芒格贊助了一家名為“基督教聯合”的“教堂”，這裡主要用於幫助年輕婦女進行墮胎。
在閱讀了加勒特·哈丁《平民的悲劇》一文後，巴菲特被其闡述的思想深深打動。在這篇發表在1987年的文章里，哈丁認為對於那些共有的東西，例如空氣、海洋，現代人的行為就是在過度使用或者進行毀壞。作為“人口控制”運動的倡議人，哈丁的很多想法都對巴菲特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他並沒有接受哈丁倡導的解決方案，後者擁護專制思想並採取優生學家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他曾寫過人類不僅應該繼承謙恭溫順的性格，更應該繼承地球，這種思想在他看來是“遺傳的自殺 ”：“看看你的周圍，你的鄰居裡有幾個是英雄？你的同事里有幾個？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些英雄在哪裡？斯巴達現在在哪裡？”
巴菲特認為將斯巴達帶回來的想法不是沒有被嘗試過，這個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斯巴達人是沒有缺點的，軟弱和缺陷都是被他們的基因完全拋棄的。現代優生學奠基人弗朗西斯·加爾滕（Francis Galton）借鑒了他的表兄達爾文的理論，並得出“選擇性的人類育種可以提高人口質量”的結論。這種觀點在二十世紀早期受到極其廣泛的支持，納粹分子更是用實驗的手段對此加以驗證。儘管他的設想可以非常合理地對人類分工以幫助其進入競爭群體，但是沒有一條絕對安全的線路可以說明哈丁想法的正確性。對此，巴菲特曾經給予否定，他贊成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方法可以解決地球與人口之間的問題。
於是在1994年的時候，巴菲特思想的天平從“人口控制 ”傾向了人類繁衍的權利，這種改變也符合世界範圍內關於人口控制運動的發展思想，婦女不再被視為通向人口控制“終點”的便利途徑。他認為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都是不可以的，“即便是人口過剩，我也不會剝奪女性生產的權利，即便這個星球只有兩個人，我也不會剝奪其選擇的權利。我認為這個世界首先應該限制新生兒的數量，世界人口總數和新生兒數量沒有必然聯繫。即使我有七個孩子，我不會按照哈丁說的做，不會把孩子的數量和人口過剩的問題扯在一起！” 這樣，巴菲特基金會的觀點已經顯而易見，他們支持人類繁衍的權利。
繁衍權利、公民權利還有人口控制在對墮胎的爭議中迷失了方向，錯綜複雜的關係越來越多，最終巴菲特把生育的過程定義為“排卵彩票”，他向一個叫做“責任財富”的組織分享了自己的這種想法，對於巴菲特來說，“排卵彩票”給他帶來了很大的變化。
“ 我覺得我簡直是太棒了！我是1930年出生，當時我能出生在美國的幾率是只有2%，我在母親子宮裡孕育的那一刻開始就是中了彩票，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美國而是其它國家，我的生命將完全不同！試想一下，母親的子宮裡有兩個完全一樣的受精卵，一樣的聰明和精力旺盛，但是基因精靈卻告訴他們，‘你們其中的一個將會出生在美國，而另外一個會出生在孟加拉’。如果你在孟加拉國出生，你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是你想成為美國人的願望有多強烈？你會用收入的百分之多少來成為那個出生在美國的孩子？這就說明社會會對你的命運有一定的影響而不僅僅是影響你與生俱來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相比，人們更希望在美國出生！這就是排卵彩票。”
排卵彩票成了指導巴菲特在政治、慈善事業觀點的嚮導。他的理想是，在一個世界里勝者自由地去奮鬥，但是要幫助失敗者填補缺口。在巴菲特的一生中，他出生在公民權利受到打壓的年代中，他見到過極端的不平等，也聽到過法院騷亂、當局被絞索勒著推到斷頭臺，總會有人覺得自己比別人更優秀。但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自由，很多年前，巴菲特放棄了父親的自由派傾向，但是現在他開始從精神上回歸到內布拉斯加州的民主理想上了，這不得不說是一個迴圈。
巴菲特，一個無論在思想還是現實生活中都有開闊眼界的商人，可以讓任何事物發生改變，當然前提是他足夠堅定的話。在他和蘇珊從愛爾蘭的股東大會回來後，他們做出了“17天穿越中國”的決定。
巴菲特這次環游世界旅游的起因是因為蓋茨。而且為了能使巴菲特的中國之行愉快，蓋茨夫婦為他解決了相當多的麻煩，他們給巴菲特和其他客人送去了一份問卷調查，調查他們喜歡吃什麼。巴菲特可不想重覆日式料理的經歷，“我不吃中國食物，”他回答說“如果可能，給我提供米飯我在盤子里自己做飯糰，事後我可以回房間吃花生。對了，我還要一份《華爾街日報》，如果那天看不到我的《華爾街日報》，我會覺得很難熬得！”
於是就這樣，巴菲特開始了自己的首次中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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