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計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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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經濟計量學是指研究運用數學方法和電腦網路編製國民經濟計劃的一門科學。蘇聯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JI·B·坎托羅維奇是計劃經濟計量學的主要奠基人。

　　“計劃經濟計量”模型事實上並沒有將哈耶克在知識分散特征方面的貢獻納入到模型當中，因此，在為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這個問題上，它們是毫無用處的。很多“計劃經濟計量學”專家認為問題已經在理論上得到解決，認為信息的分散特征已經考慮到了，現在只需要等待電腦能力方面的必要進展，以使相應的模型能夠得到實際的應用。相反，“計劃經濟計量”模型並沒有考慮真實世界的某些本質特征（奧地利經濟學家已經對它們做了描述），這些特征將使這些模型完全喪失其功能，無論電腦能力（在硬體和軟體兩個方面）的未來發展如何。

　　第一，一般意義上的“計劃經濟計量”模型和作為其特殊形式的赫維茨理論，是以一種笨拙的（awkward）和摻假的（adulterated）方式來把信息分散特征這條原則併入到他們的模型中去。這是因為，本質上與信息的主觀性與絕對的私人性是不可分的。假如信息不僅是分散的，而且也是私人的和主觀的，那麼它傳達給每一個經濟主體的含義是極不相同的，因此，不可能只用唯一的一種含義，把信息傳遞給任何中央計劃者。換句話說，同樣的價格、同樣的外部物質目標、同樣的數量、同樣的經驗，它們的含義或對它們他所做的解釋，在一個人與另外一個人之間是極不相同的。對於在實施某個項目、實現某個目標或生產某些產品或提供某些服務時可能出現的不同選擇來說，這一觀點同樣可以適用。並且，一種產品的剩餘或短缺表達的是非常不同的含義，取決於觀察它的行為者以及所處的環境，因而，它所喚起的行為是大不相同的（如試圖降低需求、創造替代品、尋求新的視角，或這些行為任何的組合等等）。因此，信息的主觀特征使赫維茨的整個模型失效——該模型是以信息的持續對 話或交流為基礎的，而他卻錯誤地認為這種信息是客觀的；這種信息交流發生在市場主體（被假定為擁有分散的、但是卻是客觀的知識）和中央計劃機關之間。

　　第二，對人的行為至關重要的知識多數是隱含的，或是不可言說的。假如人們在使用的多數知識是不能正式地用語言表達出來的，那麼它就幾乎不可能客觀地傳遞給任何一個人。這不僅是因為經濟主體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解釋同樣的價格或交易的歷史條件；而且還因為這些價格把信息傳達給了某些行為者，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行為者對於被用以交換並導致了那些價格的商品和服務的特征，以及他們主觀地認為與他們的行動相關的其他無數的環境，都共同地擁有一定數量的實踐的、不可言說的知識。

　　第三，從更為動態的角度看，一個價格或一組價格向一個行為者傳達某種含義只是因為他發現他本人投入到了某個項目或行動當中；也就是說，他承擔起了完成某個目標或實現某個理想——只有他才會真正地去想象和探索的它們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責任。在主觀的預期和感覺——基本上是不可言說的，因此也是不能傳遞給任何的中央計劃者的——的基礎上，一個行為者信賴某個項目，想象它並熱烈地追求它。“計劃經濟計量學”理論家在他們的模型中忽視了或明確地消除了這一創造性張力，這些模型打算在整個經濟系統中實現某種事先的協調，它們完全排除了行為者對失調所提供的激勵進行創造性回應的可能性。

　　第四，“計劃經濟計量”價格調整模型要求，一旦信息被傳遞給了中央計劃當局，所有的交易或生產活動必須暫時停止——當這個機構解決相應的最優問題，並把有關均衡價格的新信息傳遞給經濟主體時。一些經濟學家，如本傑明·沃德（Benjamin Ward）甚至得出愚蠢的結論，認為這種制度比真實的市場經濟中的制度更加有效，在真實的市場經濟中，交換是在一個與均衡的價格水平不相符的價格水平上不斷地發生的，因此可以認為這種交換是“錯誤的”。 在真實的市場價格上面貼上“錯誤的”的標簽——就因為它們與一些不可知的、假想的價格（這種價格只存在於均衡理論家糊塗的頭腦中）不相符，世上最讓人驚嘆之事莫過於此了。另外，市場過程相對於“計劃經濟計量”調整模型的巨大優勢正是於把假想的“錯誤”交換真實地付諸實施的可能性。實際上，在“計劃經濟計量”模型中，儘管所有的行為與交換都是靜止的，信息被傳遞給了中央計劃當局，並且它解決了相應的方程組，但是不計其數的經濟主體，他們發現和創造新的信息受到阻礙，很多人的行為受到阻撓，所有這些都將損害社會的調整、協調和發展過程。相反，在企業家才能驅動的真實的市場過程中，即便均衡絕不可能實現，新的信息也是不斷地產生出來，在企業家警覺之力的作用下，所有的失調或偏差往往都會被揭露出來，並得到適當的協調和調整。

　　第五，所有“計劃經濟計量”模型一個潛在的主要弱點是，它們將複雜的現代經濟中發生的持續不斷的市場變化所提出的問題視為無足輕重的鴻毛。在真實的世界中，一個現代社會是不可能允許自己奢侈去等待一個規劃問題（它所有成員的活動和生活都涵蓋在內）的“解決方案”的。另外，這個方案在理論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因為在不可能傳遞和產生必要的信息的情況下，不專橫地現實予以“凍結”或施加以強力，那麼連問題是什麼都不可能想到。為了說明這一點，麥卡爾·埃爾曼（Michael Ellman）說，六十年代前蘇聯金屬行業的計劃部門收集必要的信息建立一個線形規劃問題就要花費六年，問題的確定要使用超過1000，000個未知數和30000個限制條件。

　　第六，“計劃經濟計量學”理論不僅對真實市場過程的運行一知半解，而且他們對電腦系統理論的基本要素也缺乏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