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財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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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財政學是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研究不同經濟條件下財政金融體制、政策和理論，探討不同國家財政分配關係約新興的財政學分支學科。
比較財政學的研究對象是不同經濟制度國家財政分配的關係，原則和規律性。主要研究財政科學的基本原理及經濟與資源的最窪分配原則，探索適合不同國家財政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道路與模式。
比較財政學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1)財政制度的比較。包括對不同國家的財政金融制度，機構和管理體制的比較等．其中既包括對不同經濟制度國家間財政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比較，也包括對實行同一經濟制度國家的財政領域中巨集觀調節與微觀調節的比較。(2)財政政策的比較。包括對各種租稅理論、貨幣政策以及政府部門的財政控制形式和社會福利的比較。(3)財政效果和貨幣增長的比較。財政效果的比較分財政效益和金融效果兩部分。前者指國家財政投入與產出效果的比較，主要適用於國家財政的巨集觀效果比較，後者屬於微觀的銀行或金融單位的效果比較。貨幣增長的比較包括財政與經濟成長及貨幣量增長與控制理論的比較。
比較財政學的產生可上溯到18世紀後半期。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喪人物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曾分別從羅馬帝國到十世紀末歐洲經濟發展過程的比較，論證過經濟政策和財效制度對國民財富增長的影響。本世紀末以來，比較財政學的!研究漸趨活躍，較早提出財政學溉念的是日本學者小林醜三郎，他在1912年發表的《比較財政學》里初步建立了比較財政學的研究體系。40年代我國學者李超英出版吟《比較財政制度》對比較財政學的創立也作出了貢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比較財政學在財政、金融領域中得到廣泛應用，這門學科取得重大進展。80年代以來，田外的比較財政學研究出現新的趨勢，地方財政比較，城市財政比較，財政地理比較，以及投資效果和金融體制比較，成為當代財政學比較的新內容。
確定研究對象之後，研究方法的選擇自然是新比較財政學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比較財政學自然應主要以實證方法為主，但也要註意與規範研究方法的結合。比較財政學強調比較分析研究方法的運用，通過比較，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不斷地向真理靠攏。無疑，這隻是研究方法的高度概括。具體說來，比較財政學的發展必須註意以下兩種研究方法：
第一，制度研究方法。比較財政學廣泛涉及財政制度問題，因此，強調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充分利用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深入研究財政制度的選擇問題。關於新制度經濟學，有兩種理解，一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將制度作為內生變數，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工具進行研究；二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它不僅僅是新古典的，還應包括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等等，需要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主張採取第一種定義的有諾斯、科斯、張五常等人，這種研究方法在中國已有廣泛影響；第二種定義雖然與現實更接近，但它同樣難以擺脫舊制度經濟學缺少統一分析的弊病。比較財政制度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研究方法的運用。
第二，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研究方法。制度分析強調了制度是內生變數，而正統方法主要是要用已有的大量新古典分析工具。過分強調製度分析，可能會以偏概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不去過多地強調“中國特色”，而是將各種各樣的現實置於同一框架下進行分析，尋找現象發生的機理，探究理論的真諦。
比較財政學不能僅僅是對歷史的比較研究，它需要新的研究空間。新時期的比較財政學何去何從?研究計劃型財政與市場型財政是否還有意義?是否需要有新比較財政學?新比較財政學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基於現實和理論發展的綜合考慮，新比較財政學的發展趨勢可以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計劃經濟國家與市場經濟國家不同財政制度的比較，即計劃型財政與市場型財政的比較。這個視角的研究目的之一是以史為鑒。這個視角的研究並不會因計劃型財政的轉型而缺少現實依據，失去研究意義。公共財政改革的起點是計劃型財政，因此，這個視角的比較研究能夠增進我們對改革起點的研究，減少路徑依賴，擺脫路徑鎖定。早先的中國比較財政學較多地關註這一點，從這一視角開展的研究已取10比較財政學得豐富的成果。新比較財政學將繼承和發揚這種學術傳統，併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區別於傳統比較財政學研究，新比較財政學將更多地運用現代經濟學工具，深入研究計劃型財政和市場型財政制度的績效問題。例如，激勵機制設計理論就可以在此得到應用。
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財政理論的比較，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財政理論的比較。不同的理論總是有其適用範圍，產生於不同時代的理論往往會被打上時代的烙印，已有理論在新時期的適用性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就中國已有的財政學研究成果來說，情況與此類似。對不同經濟制度下形成的財政理論進行比較，對未來財政學的發展也有啟發意義。從國際財政學的視角來看，或者從當代經濟學界通行的標準來看，中國是否有自己的財政理論?這個提問可能會遭到人們的反對。當然，如果具體的政策解釋或說明可以算理論，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一種理論的發展，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在構建相應的分析框架下進行，則我們的提問就不應該受到指責。基於此，在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時期形成的不同理論時，人們經常碰到的就是理論的“有無”問題，而不是這一問題可能有多種看法，從而人們可以對不同看法進行比較。
第一和第二個視角仍然是已有的比較財政學研究視角，這體現了一個學科的薪火相傳和學術傳統的延續。
三是沿用比較制度分析方法，對不同國家財政制度進行研究。財政制度分析在本質上是比較性的。有著相同的技術知識、為相同的市場所聯結的財政制度安排，也會因時間不同和國家不同而出現差異。比較財政制度分析是新比較財政學的主要內容。各國財政選擇制度的差異主要是由制度需求、制度供給和影響制度供需的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新比較財政學應該對影響制度供需的各種因素進行研究，從博弈論框架出發，重點研究個人和組織在財政制度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考察制度的相互依存性，研究財政制度安排的多重性、次優性、帕累托不可比性等問題。這將為理解現實市場經濟國家財政制度的差異提供理論支持。
選擇這種研究視角是因為，即使同是市場經濟國家，各國財政制度也有較多差異。例如，就市場經濟而言，有傳統市場經濟和現代市場經濟之分，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之分。有不同的市場經濟，相應地，就有不同的財政制度。“比較制度分析”以東亞經濟為現實分析範型，致力於促成比較經濟學研究的“集中意識”從“體制研究”向“制度分析”轉移和過渡。如果這種研究方法成功的話，那麼比較經濟學也將從以前的比較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轉向比較不同市場經濟國家，比較經濟學可能從此獲得新生，新比較財政學的特征也將表現得更為明顯。
當然，“比較制度分析”的研究範式正在形成當中。實際上，該範式是要研究不同國家市場經濟體制的差異，這一目標尚在努力當中。有人認為，他們並沒有獲得成功。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目前“比較制度分析”已有一定影響。青木昌彥所著的《比較制度分析》(Toward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已用英文、法文、日文和中文同步發行。該書是“比較制度分析”的集大成者，為這一研究的深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以預見，運用這種方法的新比較財政學將大有前途。
這個視角的研究還需要計量經濟學方法，通過時間序列分析，或通過面板數據分析，對不同財政制度的經濟績效進行計量檢驗和實證分析，判斷不同財政制度在效率方面的優劣。另外，新比較財政學還有必要運用演化經濟學方法，探究不同財政制度形成和發展的原因和規律。
四是對不同的財政理論的比較研究。這種比較研究，側重研究不同財政理論的解釋能力及其對財政制度選擇的影響。例如，同是對市場經濟財政現實的討論，可能有不同的研究視角，不同的研究結論；或者說，即使是同樣的研究視角，結論也可能不同。這樣，就可以對這些不同的財政理論進行比較研究。解釋不同時期和同一時期不同財政理論共存現象，解釋不同時期不同國家財政制度異同原因，尋找較為統一的比較分析框架。這個視角的比較財政理論研究，與第二個視角一樣，應更多借鑒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分析史的研究方法，如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巴克豪斯的《現代經濟分析史》和斯蒂格勒的《經濟學家和說教者》等所採用的研究思路，分析不同財政理論為什麼出現以及理論演變的規律，從而區別於傳統比較財政學的研究。
五是對前蘇聯、東歐國家、中國等向市場經濟轉型國家的財政制度轉型的研究。從比較經濟學的研究來看，這可以看作是轉型經濟學或過渡經濟學研究。這種研究很有意義，是對過去沒有的現象進行開拓性研究。從比較經濟學的發展來看，其主要刊物，如《比較經濟學學報》(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近年來所發表的文章就集中研究轉型經濟問題，探討改革經驗與教訓。這種研究目前還只是一種鬆散型的研究，或者說，進入了一個只就特定對象進行研究的階段。比較財政學研究也可以採取類似的研究視角。不同的經濟轉型國家的轉型方式不一，所呈現出的財政制度也必然不同。新比較財政學在比較不同的財政轉型制度的績效上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