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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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地理學(Industrial Geography)

　　工業地理學是經濟地理學的一個分支，是研究工業生產的分佈特征、空間組織和空間活動基本規律的科學。工業地理學的基本任務是探尋各類工業部門生產活動在一定地域發展環境下的空間分佈特征、演進規律以及相關要素的影響與作用，為工業生產活動的有效空間組合及合理髮展提供可靠的理論指導和規劃依據。

　　以描述和分析各國各地區工業分佈狀況和演變過程為特征的工業地理學早在19 世紀末就已經在歐美髮達國家萌芽，其主要研究內容包括：①工業生產過程和工業部門的空間組織模式，包括工業佈局的一般性規律、部門工業空間組織、區域工業空間組織等；②影響工業空間組織的主要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勞動力因素、市場因素、社會因素等。隨著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類生產方式發生了重大改變，工業區位的形成要素不斷向前推進，從簡單到複雜，從分離到融合，從外生到內生，從全球化到地方化。對工業區位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進行梳理和總結，有助於深刻認識新時期產業區位的形成機制，對指導我國工業佈局實踐，促進工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主要研究內容有：①工業佈局的一般規律性。研究自然、經濟、技術及其他社會因素在工業佈局中的作用；工業的集中與分散；工業區(工業綜合體)的形成與類型；工業系統的層次體系；世界工業結構與佈局動態及其諸影響因素在工業變化中的作用；工業化與非工業化過程同城市化與非城市化、技術變化以及集中化與邊緣化過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工業佈局經濟效果的衡量標準等；②部門工業佈局。根據各工業部門的技術經濟特點與經濟發展需要，研究其佈局同原料、能源來源與產品消費區分佈的關係，同交通網、依托城市及勞動力來源和科技中心的關係，該部門的專業性基地佈局原則與發展規劃；③區域工業佈局

　　研究不同地域範圍的工業綜合佈局，包括工業發展條件的綜合評價，工業分佈的演變與現狀特征和工業基地、工業中心的形成，地區工業的專業化分工與工業體系的演變趨勢等。中國對工業地理學的研究是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的開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研究內容涉及工業佈局的原則與方針，自然因素在工業佈局中的作用，工業地域綜合體，運輸與工業佈局的關係，工業佈局的技術經濟論證，鋼鐵、能源、化工、輕工等部門的佈局規律及其因素分析，工業與城市及工礦區形成發展的關係等。工業地理學的主要從歷史觀點和技術經濟角度，研究工業佈局的一般性規律，自然條件、技術、經濟及其他社會因素(如人口、文化、國防等)在工業佈局中的作用和後果；研究工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原則和方法；研究工業的地域組合的類型、特點和結構業的地域組合的類型、特點和結構變化規律，研究工業系統的等級體系和演變；研究衡量工業佈局經濟效果的標準。在部門工業佈局方面，對每個工業部門根據其技術經濟特點和國民經濟需要，進行自然資源評價，分析原料與能源的地理分佈和消費區的分佈之間的關係，並考慮交通運輸、專業化和協作及其他自然、經濟因素的影響，研究該工業部門的分佈特點、發展方向和合理佈局問題，以及研究部門的區劃和類型劃分問題。其中冶金、燃料動力、化工和輕工四個部門，由於原材料和燃料動力消耗較大，同自然資源、地理條件關係更為密切，並且在國民經濟發展和工業地域綜合體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是研究重點。在區域工業佈局方面，按照大洲、國家類型或集團、國家、國內經濟區域以及行政區的範圍進行區域工業佈局研究，主要內容包括：地區工業發展條件的綜合評價；工業分佈的演變和現狀特征以及各級地域工業綜合體的形成；地區工業的專業化分工和區際聯繫；地區工業結構及演變趨勢。

　　工業區位論是工業佈局的經典理論，其發展經歷了古典區位論、新古典區位論、行為區位論、結構區位論等過程。

　　①古典區位論的產生可以追溯到區位論的奠基人———德國經濟學家 Weber。Weber 吸收了古典經濟學的思想，提出最小成本理論。他認為費用最小的區位就是最佳區位，交通是影響工業佈局的最重要因素，工業企業的最佳區位就是運費最小的區位。

　　②新古典區位論與韋伯的成本—供給學派不同，1930—1940 年代，Ohlin、Losch等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古典工業區位理論，使工業區位理論從企業層面提升到城市和區域層面。他們引入了微觀經濟學理論，對企業最佳區位的思考不僅涉及交通運輸成本，而且還包括收益要素，形成了由總成本曲面和總收益曲面構成的利潤空間。1950 年代，美國學者Hoover、Isard[13]等人提出了對工業區位可變成本因素的綜合分析方法，這一方法不僅使成本分析更為全面，同時也使工業區位理論從單個工業企業佈局的研究轉向城市或區域的工業佈局研究。

　　③Pred 等提出的行為區位論以決策者為理論核心，認為企業區位是決策者經過分析決策之後的結果。傳統經濟區位論認為從事經濟活動的行為主體都是“經濟人”，但事實上由於企業無法掌握所有的信息和知識，決策者最終所選擇區位只能為“次最優區位”，而並非是利潤最大化或費用最小化的區位。

　　④結構區位論認為，隨著產品設計和生產過程的不斷創新，企業為了更好的利用不同區位的競爭優勢，通常會將生產過程片段化，不同片段將依據其功能選擇最佳區位。

　　1990 年代，新經濟地理理論的興起和發展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區域化發展趨勢有關，其最大的特點是吸收了區位論中關於空間集聚以及運輸費用的理論，併在此基礎上提出由規模經濟和運費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內在集聚力，以及由於某些生產要素的不可移動性等帶來的與集聚力相反的分散力並強調這兩種“力”對空間經濟活動的影響。

　　新經濟地理理論探討了經濟活動(工業生產)的空間集聚問題。其認為工業空間集聚核心內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報酬遞增、空間集聚和路徑依賴。首先，報酬遞增是指經濟上互相聯繫的產業和經濟活動，由於規模經濟或空間臨近性而帶來成本節約。其次，空間集聚主要指由於成本節約而帶來的經濟活動空間集聚現象。新經濟地理學家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是討論產業如何在某些區域集中分佈。如Krugman 建立的動態多區域模型(RaceTrack EconomyModel)揭示了在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力量區域形成沿地形約等距離分佈的集聚點(城市)。他認為製造業的佈局總是處於均衡分佈狀態。然而由於地平面並非穩定不變，集中的區域環形分佈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製造業群。這樣，製造業區域佈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的集中佈局。第三是路徑依賴，大多數新經濟地理學家認為在區域聚集和城市發展中存在著路徑依賴。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最初由Paul David 於1985 年提出，由Krugman 等發展完善。他們認為，某個歷史偶然性將使某一區位在產業集聚方面獲得一定的先發優勢，從而形成某種經濟活動的長期積聚過程。歷史偶然因素所確定的模式一旦建立，這一最初的區域或城市就有可能通過在報酬遞增基礎上的聚集過程得到進一步強化而進入“鎖定”(Lock- in)狀態。而Fujita 對路徑依賴有新看法，他認為：在特定的活動發生地，存在著大量的不確定性和靈活性，一旦空間差異定性，他們就變得具有剛性。路徑依賴主要用來解釋國家與地區之間的專業化和貿易活動。

　　“文化轉向”、“制度轉向”是當代西方經濟地理學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工業地理學視角認為，如果不對經濟活動賴以運行並受其改變的多樣的社會文化、制度環境給予應有的關註，就無法對經濟活動景觀的形成與演變充分理解。

　　文化轉向學派認為經濟生活是融入文化和社會的，經濟過程應當被置於文化、社會和政治關係中理解。文化轉向涵蓋了後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等多個思想流派，具有極強的包容性。該學派在分析和理解經濟活動空間差別時，高度關註經濟過程中的文化性質，以及經濟與文化的內在雙向關係。學派從勞動力分工、勞動力市場、女性主義等多個方面闡述了製造業空間變化的機制。制度轉向是指在突破對數量、空間科學二分法的計量地理、行為地理以後，在地理研究中強調製度作用的學派。制度主義學派試圖闡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在塑造經濟空間過程中的作用，在制度“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和“鎖定”(Lock-in)機製作用下經濟活動的空間動態演化過程，以及區域和地方發展的社會管制(Regulation) 與治理(Governance)機制。在產業區位方面，制度轉向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①尋求識別不同制度對工業空間的影響，主要研究制度環境如何影響經濟組織的存在及演化。對區域經濟及產業空間的影響是制度工業地理關註的中心問題；

　　②強調不同地區經濟(工業)景觀的研究。制度是歷史的攜帶者，不同地區制度路徑不同，導致經濟或工業景觀產生差異，這種差異也是重要的研究內容；

　　③制度環境(Milieu)如何促進工業區的發展，揭示技術創新和擴散的制度空間(Institutional space)；

　　④研究工業空間存在的文化基礎和文化過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和認知對地區工業發展有重要影響，文化過程是決定製度路徑依賴的重要因素，不同類型的文化會形成不同的社會經濟體制空間；

　　⑤研究區域經濟管制。不僅要研究證實合法的經濟關係，如貨幣管理形式、工資構架以及競爭形勢，並揭示這些關係的地區制度安排，同時也研究包括地區網路、文化、傳統的非正式關係，研究這些關係的規制形式及地區安排。

　　在“文化、制度轉向”的大背景下，工業地理學的實證研究也出現了新的視角。近年來，學界在對於影響製造業空間分佈因素的探討中引入了網路、嵌入、社會資本、學習創新、勞動力市場、信息化等諸多因素，這些因素從不同角度，對工業空間重組、企業創新能力提升、行業競爭力增強等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社會學的網路理論被Yeung 和Malmberg 引入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之中。近年來，對於公司和網路的研究顯示學者們開始越來越關註工業企業和企業建網路的空間重構現象。近期許多工業地理學研究都在論證網路和企業地理的關係，這些研究主要集中討論了三方面的問題：①網路的組織形式；②企業和網路的地理集中；③網路對靈活生產系統的影響。研究結果認為，工業空間集聚和地方性生產網路的形成是網路對企業空間分佈產生的最主要的兩個地理結果。對此結論也有佐證，如實證研究發現在馬薩諸塞州西部的金屬製造業、丹麥的傢具製造業和英國的機械製造業都呈現出了有知識和技能嵌入網路之中而引發的集聚現象。

　　雖然本地網路的形成和發展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嵌入性(Embeddedness)仍被認為是本地網路形成和演化的重要原因。嵌入性最早由美國學者Granovetter 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上發表《經濟行為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中提出，現指企業的經濟活動要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許多本地企業、機構之所以能夠在特定地理空間內集聚並穩定發展，相同的或近似的區域社會文化因數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社會文化因數能夠增強彼此信任，促進緊密合作，創造共同的行為規範和行為模式，從而極大地減小了由機會主義帶來的風險。這種在特定區域內被廣泛接受的行為模式是由顯性的編碼化知識(Codified Knowledge)和隱性的隱含經驗類知識(Tacit Knowledge)共同構成，其中隱含經驗類知識在創新和傳播關鍵性資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Grabher 等在《嵌入性企業》一文中指出，企業與周圍區域內的相關企業、供應商、客商、地方政府、中介機構、研究機構等行為主體結成網路，這種網路深深地根植於特殊的區域社會人文環境之中。Saxenian 將矽谷的成功歸功於本地網路的發展，研究認為社會關係網路和人際關係網路發揮了重要作用。Harrison 也指出，本地網路的嵌入性對於產業區的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否則區內企業的合作基礎不穩固。在此過程中，經濟性因素和地方公共部門的支持也對本地網路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1990 年代中期，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和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帶來了學習與創新研究的興起。許多學者集中討論了學習能力、創新環境等對企業空間分佈的影響，主要研究內容是用企業所處的區域環境(Local Milieu) 差異解釋企業創新能力的差異，工業集聚現象以及區域專業化的模式等。研究者普遍認為，傳統意義上對於“一個地區如何吸引企業”問題的探討可以被更好的演化為如何解答“一個地區能夠為企業提供怎樣的區域環境，推動企業創新或學習能力的進步”。追蹤分析研究文獻可以發現，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可歸結為三個主要的學說：

　　①產業結構形態說。認為工業結構、專業化程度和地區相關工業的基礎共同決定區域環境，從而影響企業學習創新能力，併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工業經濟集聚。產業結構形態說對工業集聚現象的研究多以交易活動頻繁的小企業集聚區，特定類型的集聚區如第三義大利，或特定的工業行業如服裝或傢具製造業為案例。在此基礎上，Markusen的研究進一步區分了三種工業空間分佈模式：包括中心—輻射型產業區、衛星型產業區和政府主導式產業集聚區。

　　②區域科技基礎設施條件說。學說認為大學、研究所、科研機構和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間學習氛圍的構建，對企業創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Feldman 和Florida 認為工業企業創新能力和地區科技資源及創新基礎設施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區域建立具有外部性科技資源(如科研機構、研發部門等)對製造業企業集聚和企業間貿易網路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Hermelin 和MacPherson 的研究也表明區域科技基礎設施的供給對製造業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和企業集聚都具有推動作用。

　　③制度文化說。這一學說從制度、文化視角闡釋學習、創新環境對企業空間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Saxenian 對美國矽谷和128 號公路地帶進行比較時發現導致這兩個起點、技術和市場相同的信息產業集群在1980 年代以來競爭能力大相徑庭的根本原因可歸結於它們在制度環境和文化背景上的顯著差異。矽谷因為具有集體學習、網路合作和鼓勵冒險的創新文化而適應了劇烈變動的競爭環境，相反128 公路地區則因為崇尚集權和傳統、鼓勵穩定和自力更生的僵硬文化而急劇衰落。由此可見良性文化的氛圍營造對企業集群競爭力培育尤為重要。同時，也有學者關註於對學習創新環境產生影響的其他制度因素，如習慣、信任、公眾文化、民族精神和企業文化等。

　　工業地理學從1990 年代中期起，開始關註勞動力市場，主要研究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和彈性生產系統對工業重組的影響。Herod 指出，學界不僅應認識到勞動力市場會對產業區位產生影響，更應充分認識到勞動力(人)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正在通過其行為創造和改變經濟空間。在這一概念框架下，工業地理學中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兩個方面：

　　①勞動力市場重組(Labour marketrestructuring) 及其對工業空間產生的影響。Ettlinger 以日本、德國和瑞典作為案例區，發現勞動力結構變化將對區域生產系統和競爭力產生重要影響。如新移民和女性的進入將為原本勞動力單一化的生產系統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企業法規和生產習慣需要為此而做出改變。同時，彈性生產系統也對勞動力市場的多樣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②勞動力市場分割(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及其對工業空間的影響。在此討論中，學者更多關註於勞動力的不均衡佈局對工業空間分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Fan 以中國為例，揭示了戶籍制度對移民和勞動力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從而進一步作用於工業空間重構。Ettlingger 指出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的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都出台了相應的措施以應對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為了穩定現有的工業分佈情況，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劇勞動力的不均衡現象，形成了工業空間不易被輕易改變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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