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坎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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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坎寧安爵士死於1935年5月3日，享年87歲。在馬歇爾最喜愛的諸多學生中，他第一個離開了我們。他有著傑出的天賦，早年的時候，在他自己稱作“幾何經濟學”的領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坎寧安(Henry Cunningham)出身於軍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將軍，而他祖父則是一位陸軍元帥（哈丁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後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後裔。起初，他就在來自這兩方面的遺傳影響之間搖擺不定，然後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後來才下定決心為成為一名律師而來到劍橋。1870年，坎寧安進入聖約翰學院，攻讀倫理學學位。當時，馬歇爾剛剛被任命為學院的倫理學講師，而福克斯韋爾則是當年的倫理學學位考試的第一名，坎寧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們二人的影響。坎寧安在1873年獲得倫理學學位考試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寧安與梅特蘭同獲這一學位考試的第一名，在他之後的一年，詹姆斯·沃德獲得第一名，再後一年，獲得第一名的是我父親J．N．凱恩斯。可能正是在與坎寧安的通信中，馬歇爾第一次討論了對外貿易與國內價值的純理論。1904年，坎寧安在撰寫那本關於曲線的著作的時候，馬歇爾寫信給他，提醒他註意那些他本人從小就熟悉的對外貿易曲線。馬歇爾在信的結尾寫道：“這封信很長，但我並不想為此道歉。因為它使我們回憶起了過去的時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貼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樹，還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熱愛著的一張張臉。而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寫信人卻是那個不修邊幅的老教師，艾爾弗雷德·馬歇爾。”

　　這對坎寧安產生的影響和對他思想的啟發是持久的——大約20年之後，他成為關於數理經濟學的第一篇論文的作者，這篇文章刊登在當時剛剛組建的《經濟學雜誌》（1892年）上；30年後，他出版了他的《幾何政治經濟學》（1904年）。馬歇爾夫人寫信給我，回憶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寧安是馬歇爾最喜歡的學生之一。我第一次聽說他，是有一次在課堂上馬歇爾說，出乎他的意外，坎寧安竟然不是倫理學學位考試的一等榮譽獲得者，而只是獲得了二等榮譽。後來，當時聖約翰的校長告訴我，他常常看到艾爾弗雷德和坎寧安並肩坐在‘新建築’的走廊臺階上，專心致志地討論經濟學問題。他在獲得學位之後經常來拜訪我們，無論是對經濟學還是其他什麼偶而感興趣的學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講起話來滔滔不絕，令人驚訝。我很清楚地記得他的模樣——又寬又壯、圓頭圓腦，紅潤的臉上總帶著幽默的微笑。他一點兒也不流於塵俗。我記得在一個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著貝克斯漫步，當時他把高帽戴在腦後，嘴裡叼著煙斗，這種舉止在 80年代的劍橋顯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為艾爾弗雷德發明瞭一個工具，馬歇爾用它可以畫出一系列分佈均勻的雙曲線，他在講授關於壟斷的章節的時候，這個工具派上了大用場。”

　　馬歇爾夫人提到的這種能在黑板上畫出分佈均勻的雙曲線的工具，聽過馬歇爾的課程的四十批學生都很熟悉。馬歇爾把他最早的一篇經濟學論文（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鉛字的文章）交給劍橋哲學學會的時候，這個工具就更為人所熟知了。馬歇爾的這篇論文名叫“以一系列的雙曲線圖表示的與壟斷相關的若幹經濟問題”，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劍橋哲學學會會刊》上。

　　離開劍橋之後，坎寧安的職業幾經變化，令人不可思議。他先是撰寫了一部關於專利法的頗受歡迎的論著，後來卻慢慢由法庭轉向了行政機構，其間他曾擔任委員會和皇家委員會的秘書，成績卓著。其中的一項傑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為處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專員後，建立了倫敦綜合工藝學校。另一項成就是他當選為皇家委員會煤礦委員會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過了《煤礦法》。《泰晤士報》講述道：“儘管有時顯得異想天開，但這位委員會主席的才能的確不同凡響。他從大不列顛的這一頭跑到另一頭，在各種礦井裡上上下下，穿上各種稀奇古怪的工作服，親自考察礦工們的工作條件。”

　　1880年，他擔任英屬蓋亞那事務專員；1888年，擔任帕內爾委員會秘書；1892年，擔任白令海調解委員會秘書；1894年，擔任鮑厄勛爵委員會處理“羽石騷亂”問題的秘書；後又擔任駐法、駐德各種國際委員會的英方代表；1899年，擔任皇家委員會處理鐵路事故的委員；1903年，擔任皇家委員會戰時食品供應方面的委員……諸如此類，數不勝數。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為法律事務助理以及國內事務辦公室的副秘書，這一職務他擔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報》的訃告作者把他在這一職務上的履歷作了總結：“恐怕再也沒有什麼重要的政府職務是由像坎寧安這樣古怪，或者說頗具個性的人來擔任的了。他的聰明才智是無可置疑的，儘管政府部門的日常工作很難說是展現聰明才智的最佳場所。看起來沒有哪一學科是他一無所知的，也沒有哪個論題是他不能滔滔不絕的。他是個電氣技師，並曾一度擔任過電氣工程師協會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設有實驗室和工作間。在正式會見中，他經常引用黑格爾哲學、巴爾扎克的小說（對其情節他瞭如指掌）、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家，以及他最近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學或學問的分支，他的旁徵博引使會見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產中的‘磷毒性頜疽’引起了國內事務辦公室的註意，坎寧安宣佈，他自己發明並生產了一種無磷的安全火柴。隨後在國內事務秘書辦公室里舉行了一次會議，驗證這一發明，不過坎寧安火柴的前景在騰起的一陣煙霧中破滅了。另有一次，皇家礦業委員會調查預防礦工肺結核病的問題，坎寧安在自己的工作間里造出了一個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夠演示喉嚨和肺的工作情況，還能說明煙塵是怎樣進入呼吸系統的，這讓他的同事們驚詫不已。這些不過是他銳意求新的公共服務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來說，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淵博學識以及實際知識能夠專精於某一方面，他也許會成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專家之一。與此同時，他的官場歷程並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麥肯齊·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後，他並沒有被任命為國內事務辦公室的負責人。”儘管如此，像坎寧安這樣的人仍然是英國政府部門的驕傲與光榮。

　　還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諸多愛好中，他還是製圖員、上釉技師、鐘錶方面的權威以及黑格爾的信徒。因為他曾寫過“金屬上釉工藝”、“歐洲的釉質”、“電腐蝕”、“時間與鐘錶”、“哲學短論”等著作，他還寫過一本電照明方面的書。

• “一種能夠畫出一系列分佈均勻的雙曲線的工具”，《劍橋哲學學會會刊》，1873年10月。
• 由大學函授教育倫敦協會的主辦，在湯因比樓發表了十次演說，題目是“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工業狀況”，時間大約在1883年。馬歇爾圖書館的一本論文集中收有這些演說的概略，這是從《慈善機構記事錄》上翻印下來的。
• “表述交換價值、壟斷和地租的簡單幾何方法的某些改進”，《經濟學雜誌）（1892年），第2捲，第35頁。
• “以幾何方法檢驗的從價的和從量的進出口關稅效應分析”，《經濟學雜誌》（1903年），第13捲，第313頁。
• 《幾何政治經濟學，以圖解方法對經濟學純理論進行的基本論述》第128頁，牛津克拉倫敦出版社，1904年。
• 在1912年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經濟學部和統計學部發表的主席演說，《統計學雜誌》（1912－1913年）第76捲，第88頁。

　　今天，可以就1883年湯因比樓的演說講一堂精彩的課，因為這位經濟學家，像所有經濟學家應該做的那樣，同時也是一位道德科學家。有兩個預言性的段落可以引用如下：“有人慣於認為，只要使一個民族保持無知，就可以避免革命。事實卻恰恰相反……富人的財產和生活正在由窮人任意支配，這個教訓是不需要認字就能學到的。實際上，最無知的人們就最容易掌握這一點。俄羅斯農民把他們所憎恨的猶太人野蠻地驅逐出俄羅斯，一旦他們掌握了‘人的權利’這一觀念，那些擁有龐大家產的人和那些遠方的城堡可能就要大難臨頭了。”又：“如今在英格蘭大肆鼓吹的社會主義純屬無稽之談，在我看來，它們不過是建立在偏見和謬誤的基礎之上。但我斗膽預言，在未來幾年裡，人們會聽到更多這方面的談論。

　　“這段時間里，在這些以及其他理論找到更穩固的基礎之前，我建議要像科學家對待假說那樣對待它們——就是要姑妄聽之，而不可行之。”

　　“當今英國人的任務，就是要承擔起落在我們肩上的工作，去教育下一代，去鏟除徇私舞弊，全力以赴地支持公正，並且，以最明智的方法努力減輕困苦，推進我們國家的社會狀況和道德水準。為了得到對社會問題更清晰的理論觀點，我想，最好還是等待，而不是在黎明來臨之前就誤用我們那點兒見識的微光。”

　　他最重要、最富創見的作品是1892年發表在《經濟學雜誌》上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幾何方法的發展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1、坎寧安一開始就強調指出，幾何方法要優於代數方法，因為在經濟學中，我們所表述的並不是嚴格的函數關係，比如說，如果把f（x）=y當作供給函數，我們也不能預言出f函數曲線的整個形狀，因為經濟學中存在的是實際的統計關係。他認為，我們在使用圖解時，也不能像寫下錯誤的分析函數f那樣忽略這一點。這顯然很有說服力，值得當代作家們加以註意。

　　2、他利用一種他自己稱作“連續效用曲線”的分析工具，試圖說明，需求曲線從總體上說並不獨立於供給曲線，因為它與供給的不同狀態相對應。這實際上涉及這種現象的三維特性，他的闡述是這方面獨具匠心的創見。

　　3、與此相似，他又引入了“連續供給曲線”的概念，用以說明短期內的成本上升和長期中的成本下降。他的論述有些糾纏不清，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但這是解釋生產者剩餘的可能性的一次引人註目的較早嘗試，如今一般把這看作是與報酬遞增相關的工業問題。就嚴謹地解釋報酬遞增這一難題來說，這是一次最早的嘗試。

　　這篇文章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樣，文筆優美流暢，時而閃耀著思想的光芒。下麵引用的段落正是體現他的思維能力與想像力的例證。“只要能夠進行，並且法律保持穩定，資本積累就總會根據環境自我調節。除了共產主義之外，能夠成功地破壞資本積累的方法一是定期徵用或在所有者死亡以及其他情況下將財產瓜分，一是依據法律在不確定、無法預知的時機里全部或部分徵用。前者在法國有所運用，後者則在祖魯族人中通過所謂巫術審判的方法得到有效的運用。他們的理論是，獲得不正當財富的人不能正當地占有它。他因此將被剝奪財產，財產轉歸首領所有。這些方法無論是由共和民主政體實施，還是由獨裁政府實施，其成功必須都要先讓人們感到安全，誘使他積累資本，然後突然奪取過來，有時這是依靠工廠主的支持來打擊地主，有時又是聯合土地利益打擊工業資本。如果經常性地使用這種方法，資本最終可能會落入金融辛迪加之手，因為這種組織行動迅速，它能夠打破那些緩慢的操作規程。同時，它也使得不定期的全部徵用成為必要，有時乾脆是驅逐出境，就像猶太人在俄國的遭遇一樣。”

　　有趣的是，馬歇爾讀到這篇文章時卻大為不滿，在與埃奇沃思的一封未發表的信（1892年3月26日和28日）中，他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對於“連續效用曲線”，他準備部分地接受，他寫道：“我稱它們為‘暫時’需求曲線，這裡對‘暫時’和‘短期’作了細緻的區分，這是一個為專門目的而使用的技術術語，與坎寧安的方法大不相同。在他那裡完全是隨隨便便的。經過深思熟慮，我斷定暫時需求曲線（與能夠轉換形狀的名義需求曲線相比照）沒有任何實際價值，它們將會給讀者造成困難，並且轉移他們對更重要的部分的註意力。對它們所表達的概念，我已作過討論。”

　　對於“連續成本曲線”，馬歇爾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我不知道這些到底是什麼。我知道其他人對它們評價很高，並著文大加稱贊，而我也正想說我無法理解它們……當我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知道我不懂，我想他自己也不懂。在我給他寫過信之後，對這一點就確信無疑了。他頭腦聰明，但過於魯莽，他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理解自己要表達的東西，而事實並非如此。你的性格比較沉穩，寫作也比較負責任，因而，在你運用你的強大的權威力量支持我所認為是似是而非的概念之前，我有理由請你先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把y＝f（x）作為坎寧安的連續成本曲線的方程式，那麼y表示什麼，x又表示什麼？……我問坎寧安‘連續 ’是不是‘短期’的意思，他說，不！他還說，‘連續成本’也不同於我所說的‘特別費用’。但我想這與它很相像，可以說相差無幾。”

　　今天重讀這篇文章，人們會感到，如果馬歇爾以更清晰的術語準確地表述了他的“名義”供給曲線的含義，坎寧安就會向他解釋得更清楚。坎寧安主要是想建立更具一般性的需求和供給曲線，使它們脫離普通情況下曲線所需要的那些限制性（而且一般是隱含的）假設。

　　他在《經濟學雜誌》（1903年）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也很有參考價值。他在這裡的目的同樣是使過分簡化的表述更具一般性，同時更具現實性。他提出了他的反向相切曲線，這一方面擺脫了對外貿易易貨理論中報酬恆定的假設，一方面又表明瞭各國的生產成本都取決於它們根據進出口做出調整的產出規模。

　　坎寧安的《幾何政治經濟學》並未在這兩篇文章的基礎上添加什麼更有新意的內容。但這是一本出色的小書。我還記得當時閱讀它時的愉快心情，那是此書出版後的第二年，我參加過數學榮譽學位考試後興趣剛剛轉到經濟學上來。在馬歇爾和埃奇沃思看來，這本書重新喚起了12年前的那場爭論。馬歇爾手中的這本書（現藏於馬歇爾圖書館）作了大量批註。關於“連續曲線”他寫道：“複合曲線可能有些用處。我從未在表達特殊單位的成本時使用曲線，而只是在表達（長期或短期）名義需求和供給時使用它們。他不過是暗示了他的推理與我的曲線存在某些聯繫，從而使學生們陡增迷惑。”埃奇沃思在《經濟學雜誌》（1905年）第15 捲，第62頁上對這本書做了精心的評價。他依然保持著他那精妙絕倫的文風，雖然他對坎寧安不無贊同之意，但（請回憶一下1892年的通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馬歇爾的不快。經濟學家們是身上帶刺的一群，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想到這一點或許使人略感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