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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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对内在官渡之战中消灭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陆续消灭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实行屯田制度，稳定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另外，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评其为“妙品”。

　　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生于官宦世家，养祖父是宦官曹腾，历侍四代天子，汉桓帝时封为费亭侯。父亲曹嵩是曹腾养子，汉灵帝时官至太尉。《三国志》记载曹操远祖是汉代初期的相国曹参，但裴松之注曰：“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曹操身世众说纷纭。

　　曹操少时机警过人，通权谋机变，行为放荡不羁，不规规矩矩谋生做事，不为世人看重。只有桥玄、何颙、李瓒和王俊认为曹操是非常之人，将来一定会安定天下。当时曹操还默默无闻，桥玄建议曹操去结交当时的名士许劭，以提高名望。于是曹操就去拜访许劭，许劭鄙视曹操的为人，不肯给他看相，曹操找到机会威胁许劭，许劭不得已，给曹操做出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评价(另说：“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才逐渐知名。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北征，路过桥玄之墓，下令祭祀桥玄，并且写了悼文。

　　曹操早年就表现出爱好武艺与才能，曾经潜入中常侍张让家，被张让发觉后，手舞著戟越墙逃出，全身而退。又博览群书，尤其喜欢兵法，曾抄录古代诸家兵法韬略，还有注释《孙子兵法》的《魏武注孙子》著作传世。

　　174年(19岁)，通过察举孝廉成为郎官。稍后曹操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上任数月，宦官蹇硕的叔叔违禁夜行，被曹操依律棒杀。这使曹操得罪了宦官集团，可曹操是依法而行，这些人又无法中伤诋毁曹操，只好转而称赞他做得好，举荐他去担任地方官。177年(22岁)，曹操被任命为顿丘令，第二年，即178年(23岁)，，曹操因堂妹夫滁强侯宋奇被宦官诛杀，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其后，在洛阳无事可做，回到家乡谯县闲居。

　　180年(25岁)，曹操又被朝廷征召，任命为议郎。此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划诛杀宦官，不料反为阉党所害。曹操上书陈述窦武等人为官正直而遭陷害，致使奸邪之徒满朝，而忠良之人却得不到重用的情形，言辞恳切，但没有被汉灵帝采纳。尔后，曹操又多次上书进谏，虽偶有成效，但东汉政府日益腐败，曹操知道无法匡正。

　　镇压黄巾

　　184年(29岁)，黄巾之乱，朝廷任命曹操为骑都尉，前往颍川镇压。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任职后罢免了贪污官员约8成，并严令禁止当时风行的宗教迷信。据说因为曹操当政素称严明，济南郡一带作乱之徒听说曹操要来了，都纷纷潜逃到别的郡县。曹操被任命为东郡太守，但是曹操没有就任，称病回乡。当时天下纷乱，先是发生了冀州刺史王芬联合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地方豪强，谋划废黜灵帝立合肥侯的事件。王芬等人曾希望曹操加入他们，但被曹操拒绝，后来王芬事败自杀。接着，又有西北金城郡(今兰州)的边章、韩遂杀死刺史和太守，率兵十余万反叛朝廷。

　　董卓乱政

　　这时，曹操被起用为典军校尉。不巧的是，189年(34岁)，汉灵帝驾崩，太子刘辩登基，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何进想趁灵帝逝世、宦官失侍之机诛灭阉党，但没有取得太后的支持。于是何进便召时任并州刺史的董卓进京，胁迫太后同意。然而此举打草惊蛇，董卓尚未抵达京城，何进已被宦官下手谋杀。同年九月董卓入京，执掌朝政，把汉少帝废为弘农王，而改立其弟陈留王为汉献帝，又派人把弘农王母子毒死。京城也陷入混乱。为了稳定局面，董卓想拉拢曹操，上表奏请曹操为骁骑校尉。但曹操没有接受董卓所封的官职，怕惹祸上身，反而更名改姓，潜逃出洛阳。

　　董卓讨伐战

　　回到家乡陈留之后，曹操散尽家财征募乡勇，豪强卫兹也倾尽财产助之，率先揭竿举义，讨伐董卓。次年，190年(35岁)，正月，董卓讨伐战，后将军袁术、长沙太守孙坚、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河内太守王匡 (三国)、兖州刺史刘岱、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等地方势力，举兵反董。群雄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则行使奋武将军之职。此次战役，虽然名义上是联合讨伐，实际各群雄互相估量对手、保存自身实力，为此结下不少仇怨。

　　192年5月22日(36岁)，王允、吕布等人以皇帝诏书的名义，在未央殿掖门外杀死董卓，结束董卓的统治。但是董卓属下李傕、郭汜等人以为其报仇为名，很快率兵攻破长安，击败吕布，杀死王允，暴政比董卓执政时更甚。最后献帝被迫逃出长安，流离失所，最终投靠曹操，汉室名存实亡。

　　兖州之战

　　192年(37岁)，青州的百万黄巾大军入侵兖州。兖州刺史刘岱不听济北相鲍信劝阻，与黄巾军交战，结果被杀。鲍信等暗中使人到东郡迎接曹操，推举他担任兖州牧。后来与黄巾军战于寿张以东，历经苦战，鲍信战死，终于大破敌军。曹操一路追击至济北，最后逼降黄巾军，收编降卒三十余万并男女百余万口，又从中选出精锐，号称“青州兵”。到了这时，曹操作为一方势力才渐成气候。

　　后来袁绍与荆州的刘表联手，袁术则与幽州的公孙瓒、徐州的陶谦相结以抗。这时曹操是袁绍的同盟，刘备、孙策也分别屈身于公孙瓒与袁术之下，是受其差遣调度的客将。正当曹操协助袁绍，大破袁术于各地之际，陶谦却趁机攻打兖州东部泰山郡，使曹操父亲曹嵩被杀。对于曹嵩之死，存在争议针对这个事件，曹操于193年至194年间，二度讨伐陶谦，并在徐州当地展开大屠杀。《后汉书》对此事则描录“男女数十万人惨遭杀害，即便鸡犬也不能幸免，泗水的内河运输也因此堵塞不通。”曹操在此事件中表现出性格中暴躁引发的残忍嗜杀，使其残忍本性爆发。

　　194年(39岁)，曹操在兖州与吕布、张邈等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兖州之地也反复易主。曹操命荀彧、程昱坚守鄄城，并以此为根据地，终于击破吕布，平定兖州。朝廷也于此时正式承认曹操的兖州牧地位。

　　迎帝许昌

　　195年(40岁)，汉献帝迁出长安，进驻安邑。

　　196年(41岁)，曹操听从谋士荀彧建议，迎接皇帝。虽然皇帝(或其掌权之臣)对曹操仍有疑虑，但曹操势力击破黄巾军，表现出关心国家、对汉室忠诚。196年10月7日(41岁)，由于洛阳经董卓破坏得残破不堪，汉室迁都至许昌。

　　197年(42岁)，征讨张绣，张绣举众投降，之后因曹操纳张济之妻，张绣对这件事感到十分痛恨，于是袭击曹操，曹操在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与校尉典韦殿后下逃亡，但曹昂、曹安民与典韦也阵亡。此后，曹操又两度攻击张绣，都没有彻底击破。后来张绣接受谋士贾诩的建议，向曹操投降，曹操才取得对荆州北部的控制，并消除了许都南面的威胁。198年(43岁)，曹操用荀攸、郭嘉的计策，开决泗、沂二河之水灌入下邳，最后生擒吕布、陈宫，把徐州纳入势力范围。199年(44岁)，曹操派史涣、曹仁、于禁和徐晃击破张杨旧部眭固，取得河内郡，把势力范围扩张到黄河以北。

　　200年(45岁)，攻下刘备统领的徐州。二月开始，曹操和袁绍展开一系列的会战。十月，战事处入僵局之时，袁绍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向曹操献策，偷袭袁绍的粮草囤积地乌巢。曹操采纳，扭转了战局。

　　204年(49岁)，曹操攻下河北袁氏的根据地邺城，从本年起，曹操把自己的据点北迁到了冀州邺城，政令军队此后皆从此出，而汉献帝的都城许县则只留个别官吏，但正当壮年的汉献帝十几年间却不敢违背其意志。最后，曹操在207年(52岁)，彻底消灭了袁氏集团，统一中国北部。

　　曹操出身寒族，且与阉宦有关，不以儒学为务，与当时服膺儒学的豪族、士大夫不同。曹操曾下“求才三令”，强调重才不重德，并以法家之术为治，要摧破豪族的儒学。曹操为一代枭雄，不仅得到众多寒族人才支持，也得到部份豪族士大夫支持，如荀彧、荀攸。荀彧更为曹操引进不少士大夫阶层的人才。

　　208年六月(52岁)，被任命为丞相。七月，曹操亲统大军10余万南征荆州，企图先灭刘表，再顺长江东进，击败孙权。八月，荆州牧刘表病亡，次子刘琮请降。九月，刘备在长坂坡被曹军重创，与孙权联合。十二月，曹操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损失惨重。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211年三月(55岁)，曹操为用兵关中，借口要讨伐汉中张鲁，遣曹仁、夏侯渊等统率大军与钟繇会师于关中，此举引起起关中诸侯的惊疑，马超等十部起兵联合反曹，曹操依贾诩离间之计，引起马超、韩遂等相互猜疑，一举击溃关中联军，马超等各自走还凉州。随后，马超在陇西卷土重来，先后攻下陇西各地，但最后复夺凉州未成，兵败逃奔汉中去了。

　　212年(57岁)，董昭等人推举曹操为“魏公”，荀彧以忠于汉室立场提出反对。曹操答应荀彧永不作魏公，但因此对荀彧不悦。213年(58岁)，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其领地广及魏郡、河东郡、河内郡等十个郡国，甚至远远超过西汉初年的刘姓宗室藩王，更加违背了“七国之乱”和推恩令后诸侯封地不得超过一郡的汉制。

　　215年(60岁)，曹操进攻汉中，张鲁投降。曹操收降张鲁后，取得汉中属地，但刘备得悉曹操攻降汉中，早晚要攻打蜀地，便和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回师益州。此时曹操没有接受刘晔的建议，未能趁刘备未站住脚跟之时攻蜀，便班师回朝。

　　216年(61岁)，曹操再自封“魏王”，自加九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并作泮宫。十月，再授赐十王冠、二彩带，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他名义上虽仍为汉臣，实际上掌握等同于皇帝的权力和威势，权倾朝野，汉献帝形同手上傀儡随意摆布。并任夏侯渊为征西将军、曹仁为征南将军，欲取荆蜀。

　　汉中之战

　　217年(62岁)，起，刘备率军大举进攻汉中，汉中之战爆发。孙权也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由于形势紧张，曹操便在九月亲自到长安坐镇，一面令合肥守将张辽、乐进、李典阻挡东吴进攻。时汉中的夏侯渊与刘备相峙一年，曹军守将夏侯渊、张郃、徐晃曾多次击退刘备军猛烈攻势。219年正月(63岁)，刘备亲自领军和黄忠分进合击，于定军山斩杀征西将军夏侯渊。至此汉中为刘备攻占，同年三月曹操亲自挥军欲夺回，一度召集抽调镇守北方的曹彰二十万大军增援，但都为刘备所败，曹军无功而返，刘备便派刘封、黄忠、赵云等将昼夜不停攻击曹军。至五月曹操便撤退至长安，刘备攻下房陵，派刘封顺沔水攻占上庸。相传曹操再度败于刘备，此段心境为“鸡肋”的典故。

　　樊城之战

　　219年七月(64岁)，刘备在汉中进位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关羽起荆襄之兵大举北伐襄樊，进一步围困曹军大将曹仁、满宠的残军于樊城，史称樊城之战。曹操派左将军于禁和庞德援救，适逢汉水暴涨，淹没于禁七军，汉军乘势以水军攻打，于禁向关羽投降，庞德被俘虏后不降遭斩，关羽并另遣军队包围襄阳，一时之间威震华夏。当时曹操治下许多州郡的叛军早已受关羽遥控。

　　同年十月，曹操欲迁都避其锋芒，司马懿、蒋济等劝阻，认为孙权必然不愿看到关羽坐大。孙权果然自请袭击关羽后方。曹操并召集驻守合肥与孙权对峙的张辽军队、在汉中监视巴蜀的徐晃军队等，并亲自由洛阳领军往樊城救援。

　　曹操又命人把孙权偷袭荆州的消息用箭射到关羽和樊城守将曹仁处，曹军士气大振，而关羽进退失据。最先抵达樊城的徐晃军，乘着大水稍退，对围城的关羽军展开攻击。曹仁终于突围而出，与徐晃军一同击退关羽。不久之后，往南退军的关羽被占领江陵的孙权擒杀，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到许昌，曹操以诸侯之礼安葬。襄樊战役结束。

　　人物逝世

　　219年冬(64岁)，孙权上书称臣，“陈说天命”，劝曹操称帝。曹操把孙权来书给群臣观看，陈群、夏侯惇和司马懿等人都劝曹操登基。曹操却不想废汉自立，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自己并未除灭殷商，到了其子周武王才克殷。暗示希望由自己的儿子曹丕来取代汉朝建立新政权。

　　曹操在220年正月廿三日庚子(3月15日)病逝于洛阳，享年64岁。谥曰武王。他临死前留下《遗令》。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于二月廿一日丁卯(4月11日)被安葬于邺城西郊的高陵。曹操死后，嫡长子曹丕嗣魏王，同年迫使汉献帝退位禅让，建立曹魏，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三国志·武帝纪》),“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田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 认为“礼不可治兵”(《孙子注》)，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曹操集·遗令》)，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政失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傅子》)。他“揽申、商之法术”(《三国志·武帝纪》)，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权力,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保证法规的实行,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三国志·武帝纪》)。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同前)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他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三国志·武帝纪》)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认为“将贤则国安”(《孙子注》),“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因此，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三国志·武帝纪》)，唯才是举。他拔于禁、乐进等于行阵之间，擢张辽、张郃、徐晃等于俘虏营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对有过失的“贤”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之战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曹操说：“欲攻敌 ，必先谋。”(《孙子注》)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三国志·诸葛亮传》)。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孙子注》)，从而将其谋略思想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基础之上，显示出求实、尚变两大特点。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新书指挥作战 。视善变为用兵核心，其行军用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三国志·武帝纪 》裴松之注 )。强调“ 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同前)。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 战将强弱、 地形险易、后勤工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他尤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 至实击至虚 ”。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吴、蜀作战，或东攻西守，或东守西攻，皆依实际情况, 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 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 致其“ 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中国军事史上,他以“诡诈”著称。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三国志》作者评价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注》，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但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其军事思想也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杂质，虽以刑拨乱的成效显著，但有时强调刑罚过度。

　　一、管理原则上：坚持领导地位和法的统一性

　　在汉末诸侯长期战争中，曹操在北方能逐一征服群雄，除了有着杰出的智慧、坚强的意志和其他为学界所论说的因素外，还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上对涉及根本性的原则他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予以坚持。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上。

　　1.强化领导的权威性：坚持主权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曹操虽几经挫折，但最终还是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这期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己带来一定有利条件和优势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譬如有人就因此骂他是“汉贼”、“国贼”，而在统治内部不少人也因此认为他“有不逊之志” ，甚至一些亲汉势力还不断谋反发动政变。面对政权内外这些逆向不和谐因素，曹操在加强对汉献帝控制下，一方面著《让县自明本志令》宣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对异己者、谋反叛乱者采取果断镇压。可以说，曹操能从最初率领数千人的队伍最后发展为建立起对大半个中国的统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不为谗言恶语所左右而能一直坚持自身主权领导地位的不动摇，并对不断反抗其领导地位的各种势力进行坚决的镇压。

　　2.依法办事，法一不二：坚持法治的统一性。在激烈竞争的汉末割据环境里，曹操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得人拥护、为人所附，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后人多以之诟骂和批评他的，就是他所采取的法治。亲身经历汉末政治腐败的曹操深刻认识到：“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因而不论是早期为官洛阳、济南，还是后来领军征战并统治一方，他都毫不犹豫地把以刑罚为主的法治作为主要统治管理手段之一，并在推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依法办事，贯彻法一不二的原则，由此建立起一套严格而平等的人事运转机制，为整个群体提供了一种公平的进取环境。在这种机制和环境下，将士们和诸士大夫不但少有违反法令者，且多能依照规章制度做好本职工作，为国家的利益而不断奋斗。此正如其谋士郭嘉所说：“汉末政失于宽，(袁)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汉末混乱的社会因此不但重新恢复秩序，整个社会也皆知守法的重要，由此营造出一种公平人事机制和进取环境，使得众人在资源面前不仅得以同等享受，面对危机、损失、惩罚上也能同等担当，从而使所有人员多能心甘情愿地各尽所能、各尽其职，为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贡献着力量和智慧。

　　二、管理方法上：因时变通，效率优先

　　在长期的军事、政治生涯里，曹操不论是治军还是治国，在管理上既能坚持原则也能讲求方法。事实上，在董卓之乱后群雄并争的恶劣环境中，势力原本弱小的曹操如果在治军和随后的统治中不讲究管理方法的多样性而只知坚持原则的不变性是很难成功的。综观曹操管理方法，其最富有特色的表现在以下两点：

　　1.因时用才，有才必用：对人才实行有效的整合。在汉末乱世要崛起并强大起来没有人才是做不到的，要强大起来并征服群雄没有足够的人才也很难办到，而要最后真正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没有服务于己的大量人才，政治理想再宏大也不可能实现，所以曹操从兴义兵讨董卓起就不断聚集人才，并于这一过程中发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来呼唤人才的归附。这期间他一方面既以儒家标准揽用，如对孔融、祢衡、荀或、崔琰、和洽、邢颐、刘劭、傅干等的择用就是因为这些人或儒行著名或才德并称；另一方面也用非儒标准招揽人士，譬如颁发的“唯才三令”就突出了对才能的重视，认为只要有能、有才，就是品德不端也可举用。这种不拘一格而因时变通人力资源任用的实行，不但使曹操得以“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还因此不断吸引着敌对阵营人才的靠拢，从而有效地整合了人才，使麾下才士济济。

　　2.奖惩结合，赏罚分明：实行公正的绩效考核机制。曹操一生不论是御军还是治国，在管理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注重奖惩结合和赏罚分明的执行，并以之作为考核措施。在军中他既施行“有事赏功能”的奖励方法，也贯彻“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惩罚措施。在这样的管理方法促进下，他手下将士们大多都能奋勇杀敌、多建勋功。荀或因此评赞日：“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 事实上，苟有利于国家利益者，不论言行，曹操都予以奖赏。如建安十二年他征三郡乌丸，诸将、士多有谏阻。既胜而还，曹操查问先前谏阻者，谏阻者不知原因，个个吓得战战兢兢，生怕要被砍头，而曹操却给予了他们丰厚的赏赐并称赞说：“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御军如此，治国上他也同样要求。吕虔任职泰山郡期间，平定境内暴乱，又采取措施稳定百姓生活，他即举之为茂才。王必忠贞职守、勤恳王事，他认为是“国之良吏”，将他升为丞相府领长史。然而当大臣有重大错误时，他又会不论官职高低、亲疏远近、功劳大小皆予以惩罚。如刘勋归附他后，“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曹操即将他送进监狱。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其属下官吏在管理上也多能坚持赏罚分明方法的执行。如毛蚧典选举时对不管百姓生产和生活而大肆贪污者便不予选用，王修做魏郡太守时也积极“抑强扶弱，明赏罚”。可以说奖惩结合、赏罚分明管理方法的推行使曹操统治下恶与过、罪与非既不会因权贵而免罚，也不会以尊显而免责，而善与功、美与劳也既不因低贱而失赏、也不以疏远而无封，从而形成了一个高效率团队。

　　三、管理理念上：利益共享。以百姓为重

　　曹操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后统一北方，事实上并不仅仅在于他在管理上能坚持某些原则和因时变通采用多种切实有效的方法，还在于他能因时贯彻实行利益共享、以百姓为重等诸多重要的管理理念。这些管理理念具体体现于三个方面。

　　1.甘苦与共，利益共享：实行利益最大群体化分配。汉末乱世是一个英雄并出的时代，企图代汉称帝者非是一人二人，意欲建功立业者也不止十个百个，所以这时期非但称雄者想尽办法招揽人才，而人才也在择主而辅。曹操能成为众多人士归附甚至舍其旧主而投奔的主要对象，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曹操能在管理上执行与群下甘苦与共、利益最大分享的理念。

　　2.注重对百姓国家主体地位的保护：稳固统治基础。曹操一生中不管其政治目的最终如何，从宏观上考量，其主要宗旨之一是平天下，为百姓再建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随着对外征战的胜利和统治的逐步建立，曹操也在不断有意识地把对百姓的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为此他先后颁发《军谯令》、《抑兼并令》、《存恤令》、《给贷令》等法令条文，积极采取一些稳民安民的救恤政策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对在战争、瘟疫中丧生的将士家属从赋税、生活、教育、祭祀上给予安排、照顾。这一切既是他视百姓为国家主体的做法，也是他取信于民、赢取民心，为其政权发展奠定基础的举措。因此可认为，正是在政治管理中突出了对百姓利益的某种保护，曹操所统治的北方社会经济才得以迅速恢复，实力才得以不断增长。

　　3.移风易俗，发展文化教育：扭转不良之俗，弘扬社会正风。在重建统一过程中，曹操不仅通过征战消除了汉末政治混乱局面，对汉末颓丧的社会风气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他既在吏治上积极推行廉洁之风建设，也积极地对社会风俗予以纠偏整治。为此，他一方面颁发《礼让令》、《禁比周令》、《禁寒食令》等法令来清除陋习，对社会上是非不分、以白为黑、欺上瞒下等风习予以整治厘清，一方面又适时制定法令全面推行节俭措施，纠正社会上奢侈浪费之风，使节俭成为社会良习。而且为了根本改变社会风尚，提高社会道德文化水平，他还大力推行学校教育，要求各郡国兴建学校，弘扬“先王之道”。通过一系列措施的推行，曹操不仅整顿了汉末陋风恶习，弘扬了社会文明风尚，还在道德层面上以正确的是非观引导着世人对真善美的认知，从而净化了社会人文环境，提高了民众意识，改善了民风。

　　一、坚信“德厚流光”的古训，择师重德行

　　曹操的用人方针是“唯才是举”。他认为，有德行的人，未必有作为；有作为的人，未必有德行。他举陈平、苏秦为例，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曹操自己用人，重才能，轻德行。他曾下《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僚属推荐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即便不仁不孝，也不许遗漏。可是，曹操为诸子选择教师却重德行。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攻破南皮，杀袁谭，全部占领冀州，辟冀州名士崔琰为别驾从事。曹操对崔琰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崔琰回答：“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兵甲，唯此为先，斯岂冀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史书记载：“太祖（曹操）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足见崔琰是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人。第二年，曹操征并州高平，留曹丕守邺，让崔琰当曹丕的师傅。崔琰尽职尽责，受到曹操的赏识，曹丕的敬重。

　　建安十三年（208）六月，曹操任丞相，调崔琰任东曹椽。东曹椽是丞相府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升降事宜的办事机构。椽，是办事机构的长官。曹操在《授崔琰东曹椽教》中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意思是：“你有伯夷的操守，史鱼的耿直，贪心者因敬慕你而变得清廉，强壮者因尊崇你而更加奋勉，你这就可以做时代的表率。所以委派你去担任东曹椽这个职务。《谷梁传·僖公十五年》有“德厚者流光”的说法。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影响深远。”后人把它简化为成语”德厚流光“。从曹操《授崔琰东曹椽教》的内容看，他坚信“德厚流光”的古训，重视表率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建安十六年（211），曹操下《高选诸子椽属令》，说：“侯家吏，宜渊深法度如邢顒辈。”“高选”是严格选拔。“椽属”，是诸侯属吏的正、副长官，实际上是诸侯的师傅。令文意思是：“诸侯的属吏，应当选择深明法理，像邢顒那样的人。”《三国志·魏书·邢顒传》说：“邢顒，字子昂，河间鄚人也。……时人称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让邢顒为平原侯家丞，让“名高德大“的北海名士邴原为曹丕五官府长史。长史是府内的总管。曹操指示儿子，要以师傅之礼待邴原。在《转邴原为五官府长史令》中，曹操写道：“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虽云利贤，能不恧恧！”意思是：“我儿子懦弱无才，恐怕难走正道，我有个过分的想法，委屈你去匡正勉励他。这虽然处于我对你的信任和倚重，但不能不令我惭愧。”令文遣词用语的谦虚和诚恳，寄托着曹操对培养接班人的殷切期望。

　　曹操择师重德行的教育思想值得借鉴，如今高教界有抄袭论文的博导、学术造假的院长；普教界有引导学生考试作弊的教师、校长乃至教育局长，还有大难降临，丢下学生，只顾自己逃命的教员。师资道德素质已经严重地影响着革命接班人的培养。

　　二、倡导文武兼习，允许学有偏好

　　曹操能文能武。他也要求诸子兼习文武。曹操曾令工匠打造五口宝刀，取“百炼利器，以辟不祥”之意，命名为“百辟刀”。曹操作《百辟刀令》，说：“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与次与之。”这个令文反映出曹操倡导文武兼习，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曹丕在《典论自序》中回忆：“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建安二十二年（217），刚过而立之年的曹丕被立为太子。这时的曹丕已像父亲一样，文才武艺俱佳。在当太子期间，他撰写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滥觞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擅长击剑，曾用甘蔗当剑，跟通晓五种兵器的奋威将军邓展比武，结果击败对手。曹操倡导兼习文武、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在曹丕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曹操虽然倡导文武兼习，但允许学有偏好。《三国志·魏书·任城威王彰传》记载：“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课彰读诗、书，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尝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为将。’太祖曰：‘为将柰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赏必行，罚必信。’太祖大笑。”曹操得知三子曹彰立志为将以后，并没有再责备他弃文好武，而“大笑”，实际上是允许曹彰学有偏好。曹操对待四子曹植也是这样。曹植喜文而厌武。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曹操赐他百辟刀一把，勉励其习武。曹植作《宝刀铭》，说：“造兹宝刀，既砻既砺。匪以尚武，予身是卫。”意思是：佩戴锋利的宝刀，并不意味着自己崇尚武功，只为防身自卫。对于曹植这种言行，曹操也没有训斥。允许学有偏好，按照现代教育理念说，就是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允许良好的个性发展。曹操能够做到这点，难能可贵。

　　曹操倡导文武兼习，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很有现实意义。笔者有位同事，他的孩子在一所有名气的中学。这所中学高级干部子女比较多，这位同事告诉我，学校组织学生去部队学军，这是多好的事情呀。一些孩子怕吃苦，不想去学军，有些家长托关系去医院给孩子开病假条。个别教师还把这条“经验”向另外的学生家长推荐。这些家长、教师只知道溺爱孩子，根本不理解习武学军对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作用。

　　三、委以重任，在实践中培养、锻炼、选拔接班人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十一月张鲁降，得汉中，十二月自汉中郡治所南郑还。随后，曹操发布《诸儿令》：“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虽儿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寿春面对孙权，汉中面对刘备，长安是西汉故都，当时都是重镇。令文意思是：“当今寿春、汉中、长安这三个重镇，先打算各派一个儿子去驻守治理。想选派慈善、孝顺不违背我命令的，也不知道用谁好。儿子们虽然小时候都被我疼爱，但长大后德才俱好的，我一定重用他。我说话算数，不但不对我的部下有偏私，就是对儿子们也不想有偏私。”《诸儿令》反映出曹操对儿子们敢于委以重任，在实践中培养、锻炼、选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

　　曹操爱才，对才思敏捷的四子曹植非常宠爱，数次想立为太子。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西征马超、韩遂，留曹丕守邺城，临行前没讲一句体贴勉励的话。这使曹丕倍感冷落凄凉。他作《感离赋》，序中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这“不胜思慕”四字含义被曹植察觉。曹植作《离思赋》，安慰兄长，“愿我君之自爱，为皇朝而宝己。”建安十九年（214）七月，曹操南征孙权，留曹植守邺城，行前下《戒子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曹操以自己青年时代的作为勉励曹植，在严格要求的背后，寄托着厚望。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醉酒，开司马门私出，乘车驰御街至金门，犯禁。曹操震怒，下令说：“始者谓子建，儿子最可定大事。自临菑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不久，立曹丕为太子。

　　曹丕没有辜负曹操。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远征汉中，留曹丕守邺城。西曹椽魏讽勾结长乐宫卫尉陈褘谋袭邺。曹丕得讯，当机立断，诛杀魏讽及其党羽，平息叛乱，保证了邺城安全，为曹操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反观曹植，他并没有接受开司马门私出犯禁的教训。建安二十四年（219），曹仁被关羽围困。曹操以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想派他去救曹仁，让人去叫曹植，可曹植酩酊大醉，不能接受任务。两相对比，证明曹操委以重任，在实践中培养、锻炼、选拔接班人的教育思想是行之有效的。

　　四、以身作则，主张节俭，反对奢侈

　　东汉以来奢侈糜费成风，为了矫正颓风，曹操主张节俭，反对奢侈。俭朴节约是曹操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难能可贵的是，曹操作为一位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能够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在他的带领下，僚属家族形成了俭朴节约的好风气。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帏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曹操在《内戒令》中说：“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曹操有逆气病，时常要准备好水来浸头。用铜器盛水，时间久了泛臭气。于是用银制成小方器，可人们不理解，说曹操爱银制器物。曹操索性改用木制器。从这件小事看，为了提倡节俭，避免误导僚属家人，曹操简直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

　　在以身作则的基础上，曹操对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许衣锦绣，不许用熏香，房室不洁，只能烧枫胶和蕙草。《世语》上说：曹操登台眺望，见曹植妻衣锦绣，违背制令，将她赶回娘家，赐死。这样的处置虽说太过分，却反映了曹操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的决心。曹操的儿子赞王曹衮“尚约俭，教敕妃妾纺绩织纴，习为家人之事。”可见，曹操提倡节俭的教育卓有成效。

　　“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时被无数史实证明的真理。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这条真理似乎淡忘了。从欧美传来的超前消费观念悄然兴起。不断有人鼓吹：“挣俩花仨”，“今天花明天的钱”。在欧美，超前消费的观念引发了让全世界震惊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面前，人们不禁又想起了节俭的传家宝。

　　总之，曹操的教育思想虽然不够系统，但是我们归纳出的几条很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