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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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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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曾就读于格廷根大学。边际生产率说的前驱。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创始人。 于1783年6月24日生于德国,早年丧父。继父是一位数学爱好者,杜能在这方面深受影响。在1803年,他结识了当时德国著名的农业理论家特尔,特尔对他所研究的整个农业方向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他亲自经营庄园,这为他以后写作《孤立国》一书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1826 年,他的《孤立国》出版,此后他逐渐闻名于德国。1850年,《孤立国》第二卷问世。而在1850年9月22日,杜能因脑溢血死于特洛。
杜能于1799年进入农学院开始学习农学,毕业之后购置并亲自经营管理了一个庄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总结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同时,进一步深入思考了许多经济学问题。他的学术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在国民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是我的师表,在科学的农业方面则是特尔先生。”他的《孤立国》就是斯密的经济学与特尔的农学的有机结合。
杜能是在德国比较全面继承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的问题,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论等方面,都可以看到斯密对他的影响。同时,他又不是简单地传播斯密的思想,而是力求有新的探索。他谈到:“科学绝无止境,……在我看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学说有未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难以满足我的探求真理的需要,因而迫使我自行研究”。在另一处他又谈到:“人们对这位天才(指亚当·斯密——本文作者)的景仰都不至于超过我。我认为矫正和补充斯密的学说是对科学的促进,是我研究的课题,我对斯密怀有的高度尊敬的证据恰恰就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杜能自己所总结的9项新贡献中,并没有提到他被后人广为称道的产业区位理论,主要还是斯密所研究过的那些问题,如价格的决定,地租、利息和工资的决定,货币数量的影响,税收的影响,等等。因此把他称作亚当·斯密在德国的主要传播者和阐发者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贡献中较有新意的两个问题是农业领域内价格变化对于产品生产方法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的影响。农业产业区位理论是他在探讨谷物价格变化对于谷物生产方法的影响时的结果。
农业产业区位分布理论和价格决定理论主要集中在他1826年发表的《孤立国》第一卷中,包括三章三十八节,反映了他对于农业生产合理布局的思考,是19世纪初期德国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资本主义的求利态度开始影响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折射。收入分配理论集中在1850年发表的《孤立国》第二卷中,反映了他对于合理收入分配的思考,是社会阶级矛盾激化所引起的一种反响。在发表《孤立国》第二卷的同年,他因为脑溢血而去世。
杜能的《孤立国》上下两卷,反映了他两种研究能力的出色结合,“一种是精细的观察能力,另一种是合理的思维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他意识到,“如果我想拿出一些真正有用的和实际需要的东西,我必须以经验作为研究的基础。”为了获得对于合理农业经营的真实知识,他事必躬亲地参与庄园的管理,做出了大量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记录。他的研究成果完全是以他的亲身经验为基础的。他写道:“在我开始作为田庄主的务农生涯时,我就精细地治理会计,力求获得在不同谷物产量和不同谷物价格时的农业成本和纯收益的计算数据。这类数据经五年的汇集,我获得了一个概貌,以此作为基础开始我的、也就是第一卷中所述的研究工作。”因此可知,他的《孤立国》完全不是纯粹思维的产物,而是具有坚实实践背景的研究成果。
同时,杜能又不是单纯地记录和描述事实,他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发现经济规律,“唯有在研究中排除一切偶然的及非本质的因素才有希望。”这就意味着需要采用抽象分析方法。他具有出色的抽象思维能力,善于把次要因素与主要因素区分开来,在研究中首先抽象掉次要因素,集中研究主要因素的影响。他说:“几何学家在考虑‘点’时是不计面积的,考虑‘线’时是不计宽度的。两者在实际中是找不到的,同样,我们在考虑一种主导力量时可以排除一切枝节和偶然因素,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主导力量在我们所见现象中占多少比重。”他的孤立国就是去轻取重运用抽象思维研究农业区位问题的卓越典范,是“一种精神的运用方法,类似于我们在物理学和农业中所运用的种种试验方法,亦即是我们在那里只求从数量上提高探索的能力,令其他一切因素都不变化”。这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抽象方法属于一种今天人们所谈的思想试验。在这种试验中,需要在思想上假设一些因素保持不变,以集中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他的孤立国里,就是假设其它一切因素如土地的肥力等等都保持一致,只考虑离中心城市距离的远近对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对于农作物选择的影响,对于谷物价格的影响。他在谈论到那些由于抽象思维而设立的假设前提时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说明和了解某种力量的影响实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力量我们在现实中只能获得模模糊糊的印象,因为它总是处在与其他同时发生作用的力量的冲突之中。”对于这种抽象分析方法的局限,他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是只取一个因素,视为起作用的因素,而其他因素则视为静止的或不变的,使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不是不确实的,而仅仅是不完善的,因此唯有将一切起作用的其他因素都加以作类似的考察以后,才能获得最终的结果,……,对问题中微小的一部分的研究,可以成为解答全部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运用抽象分析方法分析问题时,杜能力求通过观察和试验发现普遍规律,同时他也认识到“要设法将普遍规律和仅对某地适用的法则区别开来,找到识别之点,这非常重要。”而这个识别点在他看来,就是数学手段,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数学模型。他认为“如果某物的性质可以以字母代数计算,如果结数(判断)与数字计算所得一致,那么这个结数(判断)就是一个普遍规律,而不是受地方性限制的法则。”这就是说,数学方法成为他发现普遍性规律的基本手段。
杜能非常重视数学方法在研究中的作用,在《孤立国》一书中,他大量采用数学表达方式,建立数理模型,用数学推导来表达自己的研究结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微分学应用于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他承认数学方法可能使一些人感觉厌烦和不便,但是他强调指出,“在非用数学不能求得真理的地方,使用数学是允许的。如果人们在其他知识门类像农业和国民经济学一样有厌恶数学的倾向,那么我们现在仍处于对天文学规律完全无知的境地。”在充分肯定数学方法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数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而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要防止出现喧宾夺主的倾向。
杜能一方面推崇抽象分析方法,另一方面也清醒地看到抽象方法存在的“双重危险: 1,人们在思想时,将事物的相互作用切断,2,我们的结论都根据各种前提条件,而我们对这些前提条件认识不清,所以无法阐明结论;因此,我们所认为普遍有效的结论,仅仅是在这些前提条件下才有效。”这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抽象分析方法,假设一些因素保持不变,有可能割断事物之间实际存在的内在联系。他也认识到普遍性的结论实际上是依存于前提的。
杜能对于经验研究重要性的看法,对于抽象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局限性的看法,对数理方法重要性的看法,表明他在研究方法上与亚当·斯密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远远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与后来统治德国经济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之久、否定抽象分析方法的历史学派有重大差别。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他的《孤立国》和作为历史学派的最早代表威廉·罗雪尔于1843年发表的被称作历史学派代表作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杜能作为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在德国的第一个阐发者,为德国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可能由于他主要是一个农庄主而非专职学者,所以他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未能很快在德国生根发芽。而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学院派的专职学者,有更多的机会向学生传播自己的思想观点,从而统治德国经济学界几乎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