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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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人假设概述

  社会协作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1886-1961)认为,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经济人”,而是只具有有限的决策能力和选择能力。他从“有限理性”的原则出发对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认识进行了修正,并在1938年出版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每个正常的、身体健康的、适合于合作的人并不像科学管理理论所讲的那样,是“机器的附属物”,也不是单纯接受命令的“被动的生产工具”,而是具有选择的能力、决定的能力、自由意志;

  (2)但是这种选择能力是有限的,主要是因为人是现在的和过去各种物的、生物的、社会的力量的合成物,而这些物的、生物的、社会的要素综合起来提供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具有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自由选择的能力;

  (3)虽然选择某个时刻可能是极为有限的,但坚持朝一定的方向反复选择,可能最终会使得人的物的、生物的、社会的要素发生很大的变化。

  他认为,决策是人的有意识的合乎逻辑的行动。作为企业组织的决策,肯定是有意识的和合乎逻辑的。决策总是以上一个层次的目标为根据,当上一个层次的目的确定后,决策就是把上一个层次比较一般的、模糊的目标变成为更具体、明确的目的,再经过下一个层次的决策,使如何实现目的的方法和途径更加明确。经过这样反复的、不断的精细化决策过程,就能使企业目标得到实现。这样,尽管人的选择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但“通过连续的决策,目的和环境在一系列的阶段中反复互相影响,越来越精细。一系列的决策(每一个决策本身显然是微小的)大都是无意识地实现的,但累积起来就实现了一般目的和一条经验路径。”

  1955年,西蒙提出管理决策中的“有限理性”概念。不久,它就成为现代管理的一个奠基性质的概念。有限理性的前提假设是:现实世界里,管理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因此,管理人的决策原则不是优化,而是“满意即可”(satisficing),即受有限的认知能力影响(例如计算能力),管理人在决策中不是追求最优选择(optimal solution),只是寻找和接受足够好的解决方案(good enough solution)。

有限理性人假设的决策影响

  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或有界的(bounded),这种有界不仅指人类在理性能力上的不足,而且还指理性能力本身受到非理性、无理性因素的限制。概而言之,这些限制包括:

  (1)对信息的认知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2)对信息的处理是序贯的(serial),一时只能处理一条信息;

  (3)人类处理信息的速度很慢;

  (4)计算能力很差;

  (5)记忆是不可靠的,是再建构的;

  (6)尽管人的长期记忆可能没有限制,但短期记忆或工作记忆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些局限性影响着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并因此制约着人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在理性能力有限的约束下,个人决策行为的关键词是搜寻(serach)、满意(sacrifice)和启发式(heuristic)。西蒙认为,真实的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去寻找,环境越复杂就越是如此。因此,决策过程的核心在于搜寻。搜寻是指“提出策略并用其来解决面临的问题”的活动,也就是发现可能的问题解决方案。它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搜寻何时停止,二是如何搜寻。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如果以理性选择理论的最优化(optimal or maximum)标准来看,搜寻工作将会存在几个问题。首先,由于现实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搜寻工作将永无止境。哪怕这个最优的方案很早就已发现,也要等到穷尽所有的方案之后才能确定它是否是最优的那个。其次,将会出现因面临两个同样好的方案而无从选择的局面。最后,在理性选择模型中,决策者总是会根据相对的标准选择最优的一个方案,这意味着不管最终的收益如何,决策者总是会做出选择。但在有限理性理论中,这些问题都可避免。决策者并不寻求最优方案,发现满意的方案即可,此时搜寻就会停止。因此在有限理性理论中既不会出现无休止的搜寻,也不存在面对两个同样好的方案而难以取舍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方案是否满意取决于决策者的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抱负水平是相机变化的,和决策者的经验和观念相关。因此在实际的决策中,决策者可能会因为没有寻找到满意的方案而放弃或搁置决策。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有限理性理论认为,决策者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并且计算能力有限,他们会运用启发式来进行搜寻。启发式又称启发法,原意是指“发现”(how to find things out),在有限理性的相关研究中,它指的是人们在理性受限和信息约束条件下如何运用一些搜寻的规则或捷径来解决问题。这些规则或捷径可以是心理认知上的,也可以是行为结构上的,它的核心特征是,发现的过程是不完整的,决策者只专注于复杂问题的某个方面,而忽略其他的方面,只根据非常有限的线索来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启发法是人类在适应有限理性的限制和不确定性的环境过程中所发明的一种“精明”(smart)的行动策略,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的经验法则(rules of thumb)、计算法则或行动策略。它实际上是在有限理性的约束下采取的一种次优或局部最优( local maximum)的选择,是在准确性与努力之间的一种权衡(acuracy-effort trade-off)。

有限理性人假设的发展

  西蒙有限理性人假设-连续有限比较决策论

  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决策理论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Harbert A.Simen)继承并发展了巴纳德关于人的决策能力有限性的思想,在1947年出版的《管理行为》中对“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单独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较高程度的理性。由于他所必须寻找的备选方案如此纷繁,他为评价这些方案所需的信息如此之多,因此,即使近似的客观理性,也令人难以置信。”

  他认为,要达到完全理性,就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每一个人作决策时必须了解影响决策的每一个因素;

  (2)每一个人作决策时必须能够完全估计到每一种可能的结果及其发生的概率;

  (3)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对每一种结果的偏好程度进行排序。

  西蒙认为,事实上是没有人能够达到以上三种条件的,因此“完全理性”的人不存在,人的行为动机是“愿意理性,但只能有限地做到”。他指出,由于人们通常都不可能获得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况且人的大脑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任何个人在一般条件下都只能拥有“有限理性”,人们在决策时不可能追求“最优”的结果,而只能追求“满意”的结果。

  他着重分析了心理因素对企业中人的决策行为的影响作用,认为人的决策行为是受学习、记忆、习惯等心理因素影响的过程,把符合人的目的的行动分成两类:

  (1)犹豫—抉择型。为了进行理性的决策,必须在做出决策之前,犹豫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必须集中考虑备选行为、有关环境和后果的知识以及预期价值。但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抉择发生前的犹豫有可能导致放弃行动;

  (2)刺激—反应型。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但人类过去的学习、记忆和形成的习惯会使得人们遇到有关的刺激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这样人们就用不着在进行每次新的决策时都必须对外部环境重新做出反应,可以只考虑某些因素去忽略其他的一些因素,这样就可以使决策更加合理化,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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