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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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组成部分之一的城市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和分工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层级结构模型成功揭示了城市规模和分工水平之间的联系，与以往的城市化理论相比，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与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各种现象。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高，正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

城市和城乡差别的出现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论述城市的出现如下：社会生产最初只有农业生产，没有制造业和城市，分工结构是自给自足。随着农业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出现了交换，交换的发展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分工结构就会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出现半专业化的农业和半专业化的工业。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占用较多的土地，而生产工业品没有这种要求，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工业品生产者则选择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之外，在制造业的内部出现专门以制衣、修建房屋、制造家具等为职业的制造业者。由于制造业者可以分散居住，也可以居住在一起，为了节省不同非农职业者之间的交易费用，非农职业者必然选择是居住在一起。于是出现了城市。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认为：城乡差别是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完全分工过程中的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由于城市居民集中居住的交易费用系数比农村居民要低的多，城市的分工水平也就由于交易效率的改善而大大提高，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产力和商业化等方面就会出现差距，城里人的专业化水平总是增加的比乡下人快。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还认为：只要允许城乡自由迁居，自由择业等，城乡之间的真实收入就会均等化。也就是说，随着分工的深化，市场本身可以消除城乡差别。

集中交易可以改进交易效率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假设每个人的居住地点不变，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到他们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当分工水平提高而要求交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旅行距离和相关的费用就会成超比例地扩大；而如果所有人都将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大缩减总的交易旅行距离，从而极大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了交易效率。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还揭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集中交易都能节约交易费用，能不能节约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分工水平不高时，比如每个人只买卖两种产品，则在完全对称的模型中，每个人的交易费用为1元；如果集中交易，每个人的交易费用上升为2元；可见分工水平不高时，在市场上集中交易反而增加交易成本。

城乡地价差别的决定机制

　　城市出现后，在均衡中出现二元城乡结构时，居住在城里的居民的交易效率大于居住在乡下的居民。如果允许城乡自由迁居，那么很多人都愿意居住在城里，城市土地竞价使土地价格上升，城市人均消费土地面积将减少。

最优城市结构层次及其形成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市场会自发地形成最优的分层城市结构。在分工很发达时，城乡之间的分层结构就存在一个选多少个层次的问题。若一个社区只有一个超级城市，则此社区所有的交易都在这个城市进行。但是，如果分工水平很高，贸易品大大增加，则对有些贸易品而言，人们同邻居进行直接交易反而会比都到大城市更加便利，交易费用也更低。如果无论什么交易都要到很远的大城市进行，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交易费用。把所有交易集中在大城市进行的好处是人们可以利用更多交易中的专业化经济，使交易效率改进。这种集中交易的好处与坏处折衷的结果是，人们不会把所有交易只集中在一个大城市，也不会把所有的交易分散进行。

　　若城市能够划分为几个层次，最大的城市在上层，中等城市在中层，小镇在底层，则在分工很发达时，与临近的贸易伙伴会在附近的小镇进行交易，与临省的贸易伙伴在中等城市贸易，而与临国的贸易伙伴在大城市进行贸易。这种金字塔式的城市分层结构是集中交易两难冲突折衷的最优结果，即是市场选择的最优结果。

　　城市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发过程。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显示，城市的出现是与分工水平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的。城市的内容并不只是宽阔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城市的实质是发达的分工，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出现并不是“圈地”就可以做到的。

　　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姑且不论我国现在的城市布局深深打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我国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城市的发展依然没有遵守城市发展的内部规律，计划的色彩依然很浓厚。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理解小城镇发展战略的内涵，看中一块地方就要建一座新城，道路修好了，楼房盖起来了，农贸市场建好了，就是不见农民进城。这样的城市只能是一座座空城、死城。

　　我国江浙一带的小城镇发展的很好，其中政府的计划管理很少。浙江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大概有以下几种：以工兴镇、以商兴镇、以资源兴镇、农民建镇、培育强镇，多是市场自发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省的小镇和全国其它各省的小镇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行政区划中的一级，属于“有场无市”。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浙江的经济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其乡镇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所说的分工的不断深化，原先的行政单位-小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浙江小城镇的发展并不是对原先的行政区划的肯定，相反浙江省在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乡镇企业过于分散的问题，浙江省下一步的目标正是调整这种计划所留下的乡镇过于分散的问题。

　　象深圳这样的城市的出现并不是对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否定。诚然，深圳市是在一片荒地上建立起来的。但深圳的出现与政府的巨大投资，优惠政策有关，尤其是有大批的企业愿意在此地聚集有关，是对只有深化的分工才会出现城市的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肯定。我国内地的多数地区不可能具备深圳那样的条件，并不能象深圳那样可以移植发达的社会分工于一地，建立起蓬勃发展的城市。因此，内地的城市化进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城市化进程必须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盲目的发展只能是资源的浪费。

城市的合理规模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显示：市场会自发形成分层的城市结构和合理的城市规模。城市的规模与分层取决于分工的水平和交易效率。是否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大城市的自发扩张表明大城市集中交易的好处依然大于坏处，人为的限制是对交易费用的人为浪费，是交易效率和生产力的人为损失。

　　同样也应该避免另一种倾向，即城市的人为扩张。在我国的许多省份的城市远景规划中，常有经过几年，把某城市建成特大型城市，把某城市建成大型城市，把某城市建成中型城市……。这样的规划有的可能成功，有的可能是错误的决策。我们还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分工的演进路径和规则，各个城市应该建成什么规模的城市并不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比如说一些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煤城、钢城等，其分工水平未必是不断提高的，一旦资源开采殆尽，其城市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再说，在分工水平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过度的扩张带来的也是资源的浪费，比如说有些省份以修建了多少里的高速公路为荣，高速公路是修好了，可是从上面通行的车子却并没有多起来，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尚且不说，投资的回收就是一个大问题。

　　一个城市的合理规模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即由市场决定的。我国经济的取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的大小也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远景规划、行政命令来决定。

政府的作用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但并不排斥政府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起作用，尤其在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现阶段。

　　现阶段限制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大的障碍是城乡之间人员不能自由流动。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认为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可以消除不完全分工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之跳到完全专业化的分工，同时城乡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是形成合理的城市规模和分层结构的必要条件。我国目前存在限制城乡之间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之一是户籍限制。逐步淡化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界限，消除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性歧视、政策性歧视和心理性歧视是政府的城市化政策的当务之急。有人担心户口制度的放松会使大批农民进城，冲击城市人民的生活。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关于城市地价的论述揭示：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居民数会由于城市地价的上升而自动达到均衡。过分的担心是多余的。

　　另一个限制城乡之间人员自由流动的障碍是住房制度，在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前，城市实行的是住房配给制度。在住房货币化改革以后，城市的房价上涨的很快（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供需的真实反映），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依然是一个很大的流动限制。而且农村人在城里工作并不能取得和城里人相同的待遇，城里人有住房补贴，而农村人则没有。因此，合理限制城市房价的上涨，增加商品房出租的数量，消除对农工的歧视待遇，是鼓励乡下人进城，促进城乡人员自由流动的又一必须举措。

　　限制城乡之间人员的自由流动的障碍还有很多，政府应该逐步取消这些人为障碍。

　　政府的作用除了上述取消城乡自由流动的壁垒之外，当然对城市的发展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比如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等不同功能区的划分；新城区与老城区之间关系的处理；应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带来的问题；关于城市的环境保护等问题。

　　总之，现阶段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政府的主要力量应放在理顺市场环境方面，把城市化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力量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政府应给予适当的引导。这也正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